我走出村子的时候，伙伴们都还在。他们走出去了，我却每每要在村子里独步。

——题记

福林爷，按辈份是父亲对他的称呼。他在世时，村子里称呼父亲为爷爷的人也这么叫，我也便这么叫。村子里的人这么叫，他便也这么答应。

（一）

一件白褂子，一根旱烟袋，一盘火盘蒿，一个大背篓。这是我印象中他的标配。

白褂子是因为记忆深刻，自然不是四季的服装。农闲时节，除了刮风下雨，附近的人们吃饭都端到外边，聚在一起。或是我家房后，或是柿树园树下，脱下一只鞋子垫了，一屁股坐在地上，边吃边聊。饭吃完，把空碗向边上一推，东一筐西一箩地闲扯，饭碗不干是不会有人起场的。这时候，福林爷扛着一座颤动的小山，便从胡同东头移过来——看不见人的头，只见背篓里的枣刺（有时候是青草）。他用一根明光的叉棍，插进竹篓扳儿，压进自己披了白褂子的肩上，从坡头一步一步挪回来的。

看他把背篓放下，话儿赶话儿，有人开始抬起杠儿来。“福林爷能扛动，我也能扛动”。那汉子扎好马步，裹了篓扳儿，三四个人抬起背篓，将那叉棍慢慢放在他的肩上。几个人一松手，只听：妈呀一声，那汉子便跌坐在地。绿色的小山仰倒躺着，那枣红叉棍高高扬着，好像上面有不可藐视的旗帜。福林爷披着白褂，喝一口汤：“哪有这样背的？”。原来他那弯弓似的后背，早已做了肩膀的老搭档。

旱烟是自个种的，名字叫兰花叶。他秋天采种，春天下苗，松土间草，夏风夏雨。秋收时节，一整棵一整棵收了，挂在房檐下晒干，一点一点地揉碎，装进烟袋烟锅，一年的生活便有了满足的滋味。

火绳蒿是自选的艾草。端午前后，南坡东坡西坡里挑相中的割回来，编成一条条黛青的长辫，并排挂在墙上晾着，干了盘成盘儿，又挂上墙。那简直是编制的纯天然艺术品。他早上点燃蒿绳，一点就是一天，一有空就一锅一锅地抽烟，倒也节省了许多火柴。那小屋里四季蒿草味不断，冬日有了宜人的温度，夏日也少有蚊子光顾。

背篓是竹编的，洛宁的特产。但我们村里没有，所以常见他拿了铁丝麻绳去修补。当年他们家九口人，是全村人口最多的。正是有了这个大背篓，那些年他家锅头没有断过柴禾，牛槽没有少过青草。

（二）

那一年春上，村庄来了个画像的年轻人，白纸画板黑碳笔，五块钱一张。那时候，家家有了余粮，五块钱不过是二十多斤麦子。家有老人的大都给老人画了像。他的小屋门外，许多人都夸那人画得好——皱纹胡子衣领都栩栩如生。我心里却不满意——那画像里找不到那份满足那份幸福。

福林爷是我家的邻居。他家院子原来只有三间上房，西边一间小屋。我小时候记得他便住在这间小屋里。孙儿们一个个长大娶妻，盖东屋盖西屋，院子里没有了空地儿，大门外西边不远的晒场上便有了两间小屋。一间喂牛，一间住人。小屋在我家房后，我和他便更熟悉起来。

那时候觉得他可怜。儿子成家，他搬离上房，孙儿成家他搬离院子，一直住着最小最简陋的房子，脱壳一般，陪着小心。自然界里动物的脱壳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而他是为了让“壳”里的后辈人生活得更好。但他似乎不知道这些，脸上的皱纹里永远贮满了满足和笑意。

很多年之后，我父母也便这么被我们“挤”出院子，租住在别人闲置的房子里。我们兄弟几个便慌了手脚，追着赶着盖了房搬出去，直到父母又搬回自己的上房。后来读到不少教育子女的文章，有一些人称赞：西方父母逼子女独立的虎性狼劲。其实中国父母这种无我的隐忍，促子女长成促子女独立的力道也不小，而且更显敦和。

（三）

福林爷的农活也是数一数二的，掠场更是绝技。双手握一把比自己还高的扫帚，弯腰在麦粒雨中左右来回地跑动，恁有多少张木锨从不喊停。待“雨过天晴”，麦粒纯净堆得如细磨石一般。刚分自留地责任田那会儿，他经常帮父亲掠场。父亲和善，我一直认为：他是和福林爷说话最多的人之一。

后来还他曾拉过我手中的竹扫帚，亲手教过我掠场。慢持重，快带风，“会掠一条线，重了掠个鳖，轻了一个蛋”……。但终因我缺少天分，辜负了他。

农村的冬夜格外长。那时候，我上初中三年级，寒假里又刚下了雪，窗户亮得早。初有梦想的孩子都睡不了懒觉吧，我抬头看看安静的房间，便悄悄起床，拿本书一个人走出家门。

村庄安静，如还在梦中，房后的雪地上已扫开了一条小路。小路那头，福林爷坐在门里的矮凳上，面前是一盆柴火。看到我，他慌忙站起来，烟袋子悬在空中打着旋。他眼神里分明闪烁着称赞和激励，那亮光比面前的火光还要亮。我晃晃手中的书本，他搓搓手微笑着又坐下去。那个冬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我便丝毫不觉得清晨的孤寒，因为他那一眼给了我上进的力量。就在那一年寒假，我记住了初中语文课本上所有要求背诵的篇目。

金家庄自古就有耕读传家的好传统。那不光是因为村子里有勤奋的读书人，更是因为村子里没有条件读到书、读到更多书的人们对读书者由衷的赞赏。这赞赏才是传统生长的好环境和好土壤。

（四）

前年，我在村里新盖了上房。正月的午后，阳光暖暖的，坐在前檐下我向老族长打听先前的事儿。才知道：福林爷解放前是个老雇农，遇到灾年还要外出讨荒。挑儿拉女，一担两筐，饱受苦难。土改那年，乡里住村干部便拉他上台斗地主。

人家问他：“新社会好不好？

“好！

“共产党好不好？

“好！

“地主坏不坏？

他回头看看台上再看看台下，嘬嘬嘴嘟囔：“人家不坏，每年犁地，让咱先把咱的地犁完才去给人家干……。

显然他是把地主阶级认成了村子里的那一个。那几个干部，当时显然也不能通俗易懂地解释：价值与剩余价值、地主与地主阶级的区别。他知福知足，心里知道好也知道坏，但就是没有仇恨。再加上勤劳，这可能就是他老人家知足幸福和长寿的根源。

那一日，我到祠堂拜读碑文。祠堂建成于嘉庆二十三年，当时理事儿的都是金氏十八十九代人，但在村子里我已搜不到他们更多的记忆。那姓名只剩下石刻的字符，没有了暖人的温度。福林爷走的时候已是望九之年，记得他是十七代人中最后一个离开我们的。他走的那一天，人们都赶来送别，长街流白，从灵堂到墓地涌动不息。

是读懂了一句话，激活了我的记忆——那一声爷，不是白叫的！你首先得把事儿做好，步子走稳，在大家心里坐端正了，人家才能发自内心称你一声：爷！

作者简介：金丰先，笔名金家，洛宁县金家庄人，教育工作者，中共党员。工作之余喜阅读爱散步，有文字发表多个网络平台，偶有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