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斤
文/沈晨
六斤是一个人的名字。在我们这，这种看似怪异的名字并不稀奇，光在我们村走一圈就能遇到好几个，像三头、鸭子什么的。这些可不是小名或者外号，都是正儿八经身份证上的名字！六斤的名字有些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生活条件艰苦，山芋是村民重要的食物。老人们把山芋喊作“山萝卜”，主要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切成条、晒成干，当干粮直接吃或者煮粥时放在粥里；另一种吃法是将山芋切片或切块，也是煮粥时加在粥里。父亲多次回忆过他小时候吃的山芋粥：奶奶用纱布裹一小把米放到很大的锅里煮，水煮开后再放入几根山芋条，盖上锅盖焖一会儿就行了。那粥跟清水无异，山芋常是表面浅浅的一层软糊，里面硬得嚼不动。为了储存山芋，人们会挖一个像井一样的坑，口小肚子大，井口盖点稻草，山芋就堆放在坑里。需要用山芋时就拨开稻草，用火钳夹几个上来。有的人家山芋种的多，储存的坑挖得很大很深，要用梯子爬下去取山芋。六斤，就来自一个不深不浅、不大不小的山芋坑。
六斤被捡起时只有六斤重，他的养父就直接给他取了“六斤”这个名字。没人知道他的具体年龄，看起来应该跟我父亲差不多大。六斤小时候从不出门玩耍，有一个说法，说是因为收养六斤的那户人家也十分穷苦，都无法给小六斤做一条像样的裤子，所以六斤不肯出门，甚至因此都没有上过学。我十分怀疑这种说法，但父亲坚信就是那样。父亲说，那个时候六斤能被收养，能活下来已经很好了。父亲讲这话时十分严肃，他不看我，一直看向门外，眼睛红润，童年和少年的许多辛苦在他眼前一一浮现。
我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六斤。对六斤来说那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情了，他做了卖豆腐的营生，每天骑着自行车经过这一片的村子。他在车架子上绑了个竹篮，里面装着他做的豆制品。穿过村子时，他大声吆喝 “豆腐诶！百叶额！豆腐诶！百叶额！”人们好像都认识六斤，亲切地把他喊住：“六斤儿，来两张百叶！”“六斤儿，来块豆腐！”人们喊他的时候在六斤后面加个儿化音，听起来更加顺口，也显得特别亲切熟悉。买卖豆腐百叶的生意几乎是在无声中进行和结束的。人们给钱，他找钱，或不找钱。我觉得他可能每天叫卖实在很累，于是习惯比划一个关于价钱的手势，人们就知道是多少钱了，又或者豆腐百叶是人们最常购买的食物，价钱都清楚得很。
当六斤做生意时，我们这些小孩子都会凑过去，看他称秤。除了看秤，还因为六斤总是会撕一块百叶给我们吃。有几次，奶奶喊住他，买豆腐百叶，我在边上看他们给钱找钱，不但吃到了百叶，还得到了找回的零钱。那时候，毛票对小孩子是十分有用的，在村上小卖部可以买到 “唐僧肉”、“萝卜丝”。大额的钱反而没有意义，比如说我的压岁钱，记忆中最开始是五块、十块，后来涨到五十、一百，但那些大票子就像个仪式而已，我只能过个手，母亲从来没有让我保管过，更别说自由支配了。回想六斤叫卖吆喝的声音，洪亮悠扬，很有韵味。“豆腐诶！百叶额！”与“换糖嘞”、“炸炒米花”那些声音都是孩子们十分期待的，那些声音是农家孩子童年里最为快乐的旋律。
临到过年，这里家家户户都要做豆腐。周围几个村，都在六斤家做豆腐。因为我的爷爷去世早，做豆腐的事情就落在了外公身上。外公把大豆装在麻袋里，用毛笔在麻袋上写了名字，再用独轮推车或者扁担运去六斤家。六斤家小小的院里挤满了人，热气腾腾，香气飘逸。人们进进出出，抬进去一袋袋、一筐筐大豆，搬出去一桶桶、一盆盆豆腐。有许多大人站在院子里抽烟聊天--有的熟人朋友也许一年到头只能在这里见上一次，还有很多小孩在人群中穿梭玩耍。
外公放下豆子后，带我到煮豆浆的锅边喝豆浆。那灶台特别特别大，锅也特别特别大，大到有成年人两条手臂伸直了那么大，可能还不止。六斤的老婆停止了添火，从灶膛后面起身，拍拍身上的灶灰，拿一个大碗，碗底撒一撮白糖，用勺子撇开锅里上层的豆渣膜子，舀一勺滚热的豆浆。我端着碗，小心翼翼地跟着外公在人群中停停走走，时儿尖起嘴吮一点豆浆。等我喝完豆浆，外公才停止和人们聊天。回去时，外公喜欢让我坐在独轮车上，或者坐在麻绳上，推着或担着我回去。那时，外公腰背直挺，步履轻快，一路都没有停歇。
等三五天，就可以去拿豆腐了。豆腐拿回家后要养在水里，之后每顿饭都离不了它。早晚喝粥时用酱油拌豆腐当佐菜，捧一块豆腐，淋一层酱油，滴几点麻油--我吃的话还要撒一些白糖，用筷子拌成碎沫，喝几口粥，挑一点豆腐，十分搭配。中午的饭桌上也少不了烧豆腐，豆腐切成小块，里面搁几段大蒜、几个肉丁，满满一盆，有时这也是饭桌上唯一的菜。
几年前，我在饭店的餐桌上见到一盆豆渣，朋友们大多不知道是什么。我说就是磨豆腐剩下的渣，在我小时候，这个豆腐渣是用来喂猪或者肥田的。大家笑成一片，说我经历丰富、见多识广。我们继而讨论起现在人们的饮食，谈论人们对粗粮和蔬菜如何如何钟情。确实，到我记事时农村生活条件已经好了不少，完全告别了父辈喝清水粥、啃生山芋条的生活，但也仍不富裕。不过，豆腐渣、萝卜叶子、山芋藤茎这些东西是不吃的，主要用来煮猪食或者剁碎了喂鸡喂鸭。猪食就在做饭的灶台上煮，灶台有两个锅，里面的煮猪食，外面的煮饭。猪食主要是稻糠、野草野菜，里有还放一些山芋、胡萝卜。猪食煮好后先从里面挑几个山芋、胡萝卜出来留着人吃，剩下的都用脸盆木桶盛去喂猪。清炒山芋藤、凉拌萝卜叶子、杂粮拼盘现在都是餐桌上的珍馐，在饭店里，一小碟子都要标价二三十块，还特别受欢迎。记得那一盆豆渣样式很好看，淡黄的豆渣里点缀着几粒花生米，上面撒了一层野菜，但我只尝了一筷子，粗糙无味，不好吃。
现在，外公仍守着他那几亩土地，一年四季忙碌，种山芋、玉米、豇豆、花生。每年，他都要送一袋晒干的山芋条给我们，一袋就够吃一年的。不是因为份量多，而是我们大大小小的都不爱吃。母亲只是偶尔做山芋粥，只有父亲说了好几次喜欢，说香，有嚼劲。我很奇怪，母亲做的山芋粥与奶奶那时做的必定不一样了，但奶奶那时做的山芋条与现在外公做的又会有什么不同？
六斤他还在卖豆腐百叶。他的自行车先是换成了摩托车，然后又换成了电动三轮车，他的商品里还增加了豆浆和豆干。他不再吆喝叫卖，而是在车头绑了个喇叭，循环播放“豆腐诶！百叶额！”听父亲说，六斤现在可不差钱，家里盖了三层的楼房，儿子结婚在城里买房他还出了不少力呢！
作者简介：
沈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文学爱好者，高淳区青年文学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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