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淼之龙

新诗纠偏救弊的力著

——读张玉来、许霆《汉语新诗韵论》     

万龙生

毋庸讳言，新诗废韵之风由来久矣，危害甚剧。我曾于2005年写过《新诗的一个误区——“妖魔化”韵律》一文，在《书屋》杂志发表。我尖锐地指出：“新诗诞生到今天，已经快90岁了。大多数人活不到这个年龄；但是，新诗却还在蹒跚学步。这样说，也许有的人会视为奇谈怪论，因为在他们眼里，新诗是已经不是‘杨家有女初长成’，而是出落得很漂亮，如今更楚楚动人，令人爱怜，甚至迷恋。然而我的‘学步’说是有根有据的。就在几年以前，权威的《诗刊》还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关于‘诗歌标准’的讨论呢。就连衡量的标准尚需讨论，能说不处在‘学步’阶段吗？就在上世纪末，诗评家吕进提出了关于新诗‘诗体重建’的著名论点，其途径有三：完善自由诗，建设格律诗，增多诗体。一种文学形式，连文体问题都没有解决，其‘面目’还模糊不清，没有发育‘成型’，还不是处于‘幼年时期’吗？说来有些可悲，对诗歌而言，韵律之重要，这本是诗歌的常识，竟然也还需要论证。眼下的事实是，在新诗创作中，韵律已经被大多数作者弃之如弊履；而且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居然还有理论家为之张目。”从那时到如今，15年过去了，见诸报刊的白话诗有韵者仍如凤毛麟角，诗界的衮衮诸公对此心安理得，早已习以为常。音韵这一诗歌与生俱来的基因居然得不到承认，这实在太可悲了！

当然，应该看到，与此同时，自1920年代起，新诗界的有识之士从新诗诞生之初起，就逆势而上，为建立新诗应有而未有的格律进行近百年艰苦卓绝的努力，而且至今已经取得了不可抹杀的成绩。但是由于受中国传统诗歌“无韵不成诗”理念的影响，认为新诗押韵是天经地义，格律体新诗理论界着力于其他格律要素多，而对音韵的研究却一向不很重视。幸而新近出版的张玉来、许霆的专著《汉语新诗韵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不但弥补了这一短板，而且对目前“新诗”界由来已久的“非韵、弃韵”之风给予了有力的反拨。这简直是有如空谷之闻跫音，令我欣喜不已。

《汉语新诗韵论》分上下两编。其上编《汉语新诗韵书》广搜资料，表明自以白话为语言载体的新诗诞生以来，有识之士还是认识到音韵于诗之重要意义，在不同时期“持续不断地探索新诗用韵包括新韵书的编纂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早在1922年，赵元任就率先编制了第一部“国音”标准韵——《国音新诗韵》。此后，陆续编出了近百种分韵有异、体式不一的新韵书。著者首先对汉语诗歌“声韵构造及其押韵传统”进行论述，指出声律是“诗歌要素之一，在诗歌创作中作用重大，促进了诗、词、歌、赋的繁荣，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注】。正因为如此，押韵便成为“汉语诗歌格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诗歌最重要的形式标志之一”。而这是与诗歌的起源有关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基因。著者指出：“押韵是自然的语言艺术创作行为”，而语音总是处于变化发展之中，所以音韵也会随之变化；再则，押共同语韵是诗歌用韵的主流（例如今之普通话）。韵书的编纂是为了给诗歌创作提供便利，因此著者对于音韵有关的诸多概念做了精确的阐释，以利读者掌握。面对当今的诗歌创作者，该书又在厘清历史的基础上，侧重普通话韵部的划分，因而就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对于愿意做创作中使用音韵的作者起到指导作用。

历代专家学者的种种努力，无疑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功不可没。遗憾的是，如今一些新诗界极端自由派对音韵这一诗歌的格律要素不屑一顾。幸而由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2018年开始推行《中华通韵（草案）》，让我们总算在白话诗音韵领域见到了一道曙光。但愿此书的出版多少能引起诗界的注意，能配合《中华通韵（草案）》，对于纠“废韵”之偏起到一定作用。必须指出，《中华通韵（草案）》不仅适用于现代的诗词创作，而且对于新诗的用韵也是具有引领、规范作用的。

十分可贵的是，本书的下编《汉语新诗用韵》还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音韵对于诗的多方面功能：除了叶韵，即体现节奏的功能之外，还能对更好地适应表达情绪、情调的需要，起到诱发诗情的作用。

本书指出了当今新诗一大症结：五四新诗运动提出了废律废骈的主张，“诗韵功能受到了巨大冲击，以致直到今天人们对于诗韵的功能仍然名莫衷一是。”这样就导致了对于对于诗韵在新诗中的地位和价值的忽视。有鉴于此，著者便对百年汉语新诗韵功能探索的历程进行了梳理，以明确诗韵在完善诗美中的现代功能，以提升现代汉诗语言诗性素质。无疑这是一项具有现实针对性与长远方向性的重要工作。

可贵的是，著者不仅从押韵这一纯语言性因素去理解音韵的价值，而且指出，除此之外，还“有着情思纯化、语句结构、诗意转换、审美愉悦、美化诗语等多种功能”。他们引用了新月派主将饶梦侃提出的“韵脚在新诗栏目究竟担任一种什么工作”这一有趣的问题，并作出概括：这涉及到诗韵的节奏功能和格调功能。他们还引证多家论述，对诗韵做了更加深入的理解：诗韵可以帮助情感的强调和意义的集中；强调诗韵具有声韵的、格律的、结构的、表情的多重功能。既然如此，将音韵弃之如敝履，是不是一直败家子行为呢？

不仅如此，下编还根据诗人创作实践，总结音韵在创作中如何起到上述作用，还涉及诸如选韵、换韵、押韵方式等技术性问题，使诗人在实践中有所依傍。

为了给认识到音韵作用，从而愿意做诗中用韵的作者提供更加具体的帮助，著者还特地论述了“韵辙选择和韵辙变换”的问题，这对作者创作中选韵和必要时在诗中换韵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著者还从诸多注重并善于使用音韵的新诗诗人中选取了郭小川和卞之琳两个杰出代表，通过他们作品的用韵实践予以剖析，切实起到了示范作用。

十四行诗是一种发源于意大利、盛行于英国、进而流行于各国的一种世界性诗体。而这种诗体的用韵是非常严格而规范的。十四行诗也由新诗先驱引入中国，成为吸取外国优秀文化的范例。这种诗译为中文固然不能无视其韵律，移植为汉语十四行诗，当然也不能抛弃韵律。因此著者对汉语十四行诗的用韵也进行了研究，指出其三种方式：按照原来的韵式“对应移植”；根据创作的需要“变体移植”；对十四行诗原有韵式进行“本土改造”。而根据中国诗人们的创作实践，著者总结出多种符合中国诗歌传统的用韵方式，可供有志此道者学习、运用。这对于十四行诗的进一步汉化功莫大焉。

《汉语新诗韵论》一书，是在充分掌握和研究中外古今关于诗歌音韵的已有著述基础上，结合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音韵实际状况，条分缕析，深入研究，所得到的科研成果。仅书后所列参考文献即达200余种。上述文字对这一著作仅仅是一种粗略的评价，对于认识此著的价值远嫌不足。其功能与意义必将在21世纪中国新诗发展的整个历程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我深信此言不虚。

总之，《汉语新诗韵论》的出版，弥补了新诗格律理论中音韵部分的不足，对于推动格律体新诗的总体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也是对于诗界那些“废韵”论者，将音韵弃之如敝履的败家子们的有力一击！

【注】括号内引语皆出自本书，不一一注明页码。

【作者简介】万龙生，湖南衡阳人，现居重庆。早年困顿，改革开放带来生机，实现人生理想。早已退休。现为中国作协会员，重庆市诗词学会名誉会长、格律体新诗研究院院长，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诗学》年刊编委，《东方诗风》论坛名誉站长。毕生致力于格律体新诗研究与创作，颇有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