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由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代写成。司马氏父子的时代，距离春秋战国为时未远，还能看到当时的遗存史料，感受到当年遗绪，更重要的是，司马氏还作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因此，《史记》的依据较为详实可靠。而且，《史记》是私人著作，非“御用”之作，不因皇上的好恶而曲笔。正因如此，《史记》在两汉时，被指责为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谤书”，以至于无人敢为之作注。在后来的流传中，也有所删补，但总体来说，《史记》仍可作信史来读。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位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也正是有了《后传》的基础，班固开始写《汉书》。

修国史毕竟非等闲之事，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臧否，必然涉及对当朝的评价，会有很多雷区忌讳。因此到了班固的时代，不允许个人编纂国史。班固在初写《汉书》时，就遭人举报，罪名即“私作国史”，因此被捕入狱，书稿被查抄。他的弟弟班超忙上书汉明帝，一再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让后人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训，最终是要颂扬汉德，并无毁谤朝廷之意。汉明帝聪明，觉得与其杀了他，不如为我所用。于是释放班固，并赐给丰厚钱财，召为兰台令史，秩俸为六百石，后转迁为郎。有了皇上奉禄，公职身份，班固的私人著作成了奉命文学。

身为朝廷命官的班固，要顺利地完成著作，当然要以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思想，那就是儒家思想。班固所处的汉代，儒学经过汉武帝与董仲舒的阉割改造，早已不是孔孟的本来面目，成了专制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班固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当然是以顺应时代潮流、弘扬主旋律为己任。他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更要命的，他还篡改《史记》的观点，在移用《史记》中的史料时，也根据所谓“正统”思想的指导加以增删改动，使《汉书》更加符合于本朝正统思想。

《汉书》开中国官修正史”之端，从此，本朝修前朝史成为惯例。同时，《汉书》也确立了皇权天定、交替有序的历史观念。此后的各朝国史，其终极目的，无一例外地都是借古喻今，为本朝统治的合法性背书。修史者作为御用文人，必然要为皇权效犬马之劳，站在本朝统治者立场说话，取舍剪裁，为己所用，甚至不择手段地随意杜撰，抹黑阉割。发展到极致，就有了“批林批孔批周公”这样的影射史学，有了“宋江是个投降派”这样的御用史学。这样的治史传统，使得史学扑朔迷离，难辨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