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与法盲

康秀炎

我一向自恃是个文化人。从童年到中年，从学校到学校，这就是四十多年来我生活轨迹的简单勾勒。上学时，我是个好学生，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赞扬，被誉为“遵纪守法”的模范。尽管犯过一些小错误，诸如迟到、上课瞌睡、与同学打架等，但都不足以构成对我名誉的损害。我那时上初三，政治课教材是《法律常识》，死记硬背的东西多。中考时我政治考了全市第一，一举成名。从此我便有些飘飘然，认为一些法律的条条框框对我来说了如指掌。什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什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朗朗上口，了然于胸。其实我哪里知道，这些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1989年，中师毕业后我走上工作岗位，在山里教小学，不到二十岁，是个名副其实的“热血青年”。听老教师传授经验说，“棒头出孝子，严师出高徒”，我便决定严字当头抓教学。为此，我专门砍了一根杨树枝削光皮当作“教鞭”，凡有愚蒙及调皮者均用“教鞭”惩戒之。那时我对所谓的《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之类一窍不通；对偶尔听说的“体罚”和“变相体罚”之类的名词也置若罔闻，更不懂它的危害性；耳闻目睹的都是一些严师痛下狠手“成功”的事例。我血气方刚，容易冲动，打骂学生便是常事。有时心里也发虚，但想到“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便又觉得心安理得。不时有家长找到学校与我争辩，都被我唇枪舌剑顶回去。说实话，那时大家的安全意识都不强，我才一次次躲过“劫难”。

时间推移到1999年，我从小学调到初中任教。尽管隐隐感到孩子大了不容易管，我仍然决定一如既往采用“镇压+安慰”模式。那所中学有十几个班，我是其中较年轻的班主任。在向老教师“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温柔的教师大多管不住学生，班风班纪自然不会良好；而严厉的教师恰恰相反，学生闻之胆慑，班风班纪自然整肃。我心领神会，恩威并重，自以为是深得教育之法，沾沾自喜，却全然忽视了学生的人身自由权利，在扭曲学生人格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惨痛的教训爆发于2002年。班里有一个捣蛋男生韩某，经常欺负女同学。我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总想找机会整治他一番。恰好一个女教师来告状，说韩某上课把一个女生打哭了。仔细一打听，被打哭的女生竟是班长！我顿时火冒三丈，把韩某叫到办公室狠狠训斥，没想到韩某不以为然，竟跟我顶撞。我气急败坏，冲着韩某劈头盖脸一顿猛打，直到他告饶为止。当晚，韩某头痛告假回家；第二天，祸事来了。韩某父母双双找到学校，说韩某耳朵疼，提出让我陪同去医院检查。别看我平时在学生面前颐指气使，其实内心软弱，胆小怕事。眼见得分辩不清，只好服从学校安排，陪同人家到邢台三院检查。结果是韩某鼓膜有针尖大的一个裂口，需要治疗。这一下，仿佛当头一棒，我被打得晕头转向。家人埋怨，同事嘲笑，学生议论，我无地自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可惜那时我年轻气盛，死不悔改，硬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化身，满腹冤屈无处诉，全然不知自己是个法盲。

教训慢慢在发酵，我不但赔偿了人家精神损失费，还被迫调到了别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此后，随着阅历的增加，我“老实”了许多，逐渐意识到法制观念淡薄的可怕。当然，关于教师的负面新闻仍然层出不穷，不少教师还在步我的后尘。可见，我们这群文化人，这群教育人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法律。小到训斥辱骂，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大到猥亵、奸宿幼女，都让师德沦丧，岂不痛哉！

时代在进步，法制在健全。如今的我仍然当着班主任，所不同的是思想教育代替了拳头棍棒，师生交流碰撞出幸福的火花！我越来越意识到，人治必须与法治结合起来，广大师生和家长们才能真正做到懂法、爱法、守法、护法，家校共建的文明和谐之风才能遍地吹拂。

作者简介：康秀炎，男，河北省沙河市人，爱好文学和音乐。中国作家网认证作家，中国诗歌网注册诗人。代表作文学作品集《我的第一桶金》（作家出版社），多篇作品散见于各地报刊和网络平台。作品被今日头条、天天快报、搜狐新闻、腾讯新闻等各大网站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