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的根源

卡夫卡出生的地方即赫尔曼和尤莉婚后的居所，是一座有着500年历史的老楼。这座老楼位于梅瑟街和卡普街街角，刚好就在犹太人隔都的最尖一点，探到布拉格胡斯社区的最深处。很显然，这个地方的环境并不太好，它背后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圣尼古拉斯大教堂，正面则对着一些妓院和混乱不堪的地下酒吧。住在这样又破旧又脏乱的地方，自然很不体面，周围环境吵吵嚷嚷，很不利于孩子的成长。赫尔曼夫妇只在这里居住了两年，就搬走了。

卡夫卡在这里生活了两年。这两年的时光对还是婴儿的卡夫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后世人认为，在这里对外界形成的最初的模糊印象，很可能与后来家庭中弥漫着的阴郁气氛融合在了一起，使卡夫卡的小说一直无法摆脱中世纪追求不朽之风的碑铭主义的残余影响。在他的描述里，家里有湿冷的墙壁、阴暗的走廊、老化的水管和发霉的房子，就像个阴森恐怖的监狱。

这样的环境在当时的布拉格很常见。1885年，为了不影响公共秩序，布拉格政府宣布这些楼房为危房，也包括卡夫卡的家在内。同年，赫尔曼带着家人搬到了瓦茨拉夫广场附近。不过，这一次他们在新家没有住太久，从5月住到12月之后，他们又搬回了熟悉的旧城广场。因为瓦茨拉夫广场是布拉格的城市要道，常常会有大规模的示威和游行，这些示威和游行最后常会失控，变成大规模的反犹太骚乱。在这里的环境下，他们无法安心居住。

此后，赫尔曼带着家人又搬了几次家，直到1889年才最终在旧城广场附近的米纽塔公寓安定下来。那个时候，卡夫卡已经6岁了。可以说，卡夫卡的童年生活是在环境的频繁改变中度过的。这样的生活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大影响。

直到弥留之际，卡夫卡仍然认为，童年生活给他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使他显得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从他后来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一直无法走出童年生活的阴影。在后来的岁月里，不管何时谈起自己的童年时代，他都会突出“恐惧”和“孤独”这两个中心思想。他常会说：“我是一个胆小的孩子。”他的孤独和恐惧，部分来自于环境，但更多的却是来自于父亲。36岁时，他曾回忆起童年时的一件事：

有一天夜里，我呜呜咽咽，吵着要喝水。当然并非真的因为口渴，多半是为了怄气，部分是为了解闷。您声色俱厉，几番呵斥未能奏效，之后，您就将我从被窝里拽出来，挟到阳台上，关了房门，让我一个人穿着背心在那里站了很久。我不想说这样做不对，当时要保持夜间安静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我不过是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您的教育方法及其对我的影响罢了。后来，我大概也就驯服听话了，可是我的心灵却因此带上创伤。吵着要水喝是无济于事的，虽然我觉得理所当然。被挟到外面，我大受惊吓。我天性如此，这两者我怎么也联系不到一块儿去。那个身影庞大的人，我的父亲，那最高的权威，他几乎毫无道理地走来，半夜三更将我从床上揪起来，挟到阳台上。他视我如草芥，在那以后好几年，我一想到这儿，内心就受着痛苦的折磨。

父亲的严厉让幼年的卡夫卡心生恐惧，但即便是这样的遭遇，他也无法频繁地“遇到”。因为赫尔曼太忙，几乎没有时间去教训他。于是，在恐惧之外，孤独感也随之滋生。

赫尔曼在有自己的店铺又成为父亲之后，开始为了更大的成功而拼搏。他的童年教给他一条重要的经验，那就是金钱是成功的根本。虽然他也明白，人不仅仅是靠面包生活的，但是没有了面包，人肯定无法生活。如果有了更多的金钱，那么人不仅能买到面包和黄油，还能买到体面的衣服、舒服的住房，甚至喜欢读的书籍。也就是说，钱不仅能让人生存，还能让一个人变成有社会地位的人。所以，他的理想就是要挣更多的钱。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把重心放在了店里而非家里，而且目标明确，动力十足，根本就无暇旁顾。虽然当时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他还是把自己的男式服饰用品杂货店做大，并开始了纺织品批发业务。

在最初的时候，每个父亲都是孩子心中的一座大山，随着岁月的脚步，或沉淀为依靠，或升腾为雾气。在那几年，卡夫卡很少有机会见到父亲，他只是很频繁地听到关于父亲的消息，仅此而已。或许赫尔曼也曾经是他心中的大山，但是到了后来却变得模糊了。远处阅兵场上的口号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的粗野喊叫声像是洪荒猛兽的狂吼，让人心惊胆颤。在这种背景下，那个可以依靠的人却不见踪影。所以他绝对不会对父亲抱有什么依靠的幻想，甚至他一生都对噪音心怀恐惧。如果追根溯源，这也是他对父亲颇有怨言的根本所在。

父亲和母亲往往是孩子最大的依靠。但很可惜，童年的卡夫卡既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依靠，也同样不能从母亲那里得到依靠。原因是母亲也很忙。家里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生意转，尤莉自然也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意当中。那个时候，店里的生意不错，赫尔曼经常在店里忙碌。不过，他虽然在生意上不屈不挠，但在对待客户和雇员方面却很有问题。他粗鲁而暴躁，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店里的雇员不小心把商品放错了地方，他会粗暴地将之扔在地上，犯了错的雇员必须当着其他员工的面，把地上的商品捡起来。怀疑和责备雇员是常有的事，在经历了极度贫穷的生活后含辛茹苦地取得了物质上的富裕，这位多疑的老板不再相信任何人。他认为，他的员工都是“花钱雇来的敌人”，都一味地试图欺骗他。因此，在雇员的眼中，他一直是一个性情乖张、性格暴躁且喜怒无常的老板。

尤莉正好弥补了他的这一缺陷。她既有能力又有分寸，常常能够恰到好处地处理这些事情。正因为如此，在生意上，她成了赫尔曼必不可少的贤内助。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她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孩子。当时有许多农村的女孩涌入城市，因此雇人照料孩子不成问题。所以，卡夫卡基本上是由女仆抚养长大的。

可以说，在小的时候，卡夫卡和母亲之间一直有着很远的距离。尤莉总是希望自己被需要，能够发挥作用，成为有用的人。一直以来，这都是她索爱或得到肯定的方式。嫁给赫尔曼后，她把这种索爱的方式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她确实能在生意上起到很大的作用，于是孩子自然而然地就被她忽略了。毕竟孩子还小，她的这种索爱方式无法从孩子身上得到反馈。事实上，当孩子们懂事以后，她才和他们亲近起来。她会告诉他们一些生活常识，并给他们准备洋甘菊茶，甚至给他们精神支持，以缓解父亲的严厉。那些时候，她充当的是和事佬的角色，因为她的付出能够得到回馈。正因为如此，相对于父亲，卡夫卡显然更爱母亲。

对于母亲的这种行为，童年的卡夫卡不能理解，可是成年以后他却能够明白了。他认为，她很爱自己的孩子，只是因为父亲不停地要求支持和照料，她作为母亲的天性被严重限制了。她不仅要帮他打理生意，还要倾听他的抱怨和牢骚，甚至还要陪他打牌。这使得她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多年以后，卡夫卡在给父亲的信中回忆起了童年的伤疤。他这样写道：

她如此忠诚于您，而无暇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力量来理会一个孩子的挣扎。事实证明，在这方面，一个孩子的本能感受是很准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和您更加亲密。她总是在最有限的范围内，谨小慎微地维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同时也很优雅，很轻盈，一点都没有伤害您。然而多年以后，对于您对孩子的评价和责骂，母亲也开始盲目地全盘接受，更多的是出于带着情感的偏见，而不是理性。

在这段描述里，赫尔曼成了一个“强盗”，他非但没有给孩子们爱，还强行霸占了孩子们应该享受的母爱。卡夫卡怨恨父亲，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过，尽管母亲很少关心他们，尽管她会盲目地接受赫尔曼对他们的评价和责骂，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怨恨过母亲。他深爱自己的母亲，打算从父亲身边抢回母亲。可以说，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恋母情结。直到36岁时，他还是想要“抢”回母亲。他写道：“小时候，父亲战胜了我。但是这么多年来，虽然他还是不断地战胜我，我还是对这片战场抱着收复之心。”

他最终收复这片战场了吗？在赫尔曼和尤莉49年的婚姻里，尤莉一直对丈夫言听计从，而且从不抱怨。他们俩相互满足需要，婚姻基础非常牢固。看来，卡夫卡一直也未能收复失地。这是他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