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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关系网中，对卡夫卡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其双亲。而在双亲之中，尤以父亲赫尔曼·卡夫夫卡对他的影响最大。可以说，卡夫卡一辈子都被笼罩在强大的、外表也强壮的父亲的阴影之下。毫无疑问，这种情形的出现同赫尔曼的性格息息相关，而赫尔曼性格的产生则和其生活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成为卡夫卡父亲的时候，赫尔曼已经31岁了。在那个时代，这个年龄绝不年轻。可是，他却完全不具备成为父亲的能力，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父亲。他是个很能干的人，白手起家，从社会底层一步步成为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这种“成就感”使他养成了自以为是的习惯，总是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同时，他又把金钱和地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些性格特点导致他凡事只考虑自己，从不顾及家人的感受，尤其不会顾及孩子的感受。事实上，他更喜欢以自己童年的经历来“教育”孩子。

赫尔曼的童年自然过得很辛苦。他的父亲雅各布·卡夫卡于1814年出生在捷克一个叫沃塞克的村子。在家里的9个孩子中，雅各布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刚好比他大1岁的继兄。这点年龄上的差异使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不能结婚。1789年，统治阶层为了限制犹太人口的增长，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犹太人家庭中除了长子能结婚外，其他儿子都不能结婚。在法律的约束下，他虽然和邻居的女儿弗兰西斯卡·普拉托夫斯基互有好感，并且公开同居，但却不能够结婚，当然也不敢生孩子。幸好，这条糟糕的法律后来被废除了。

1848年，当时的统治阶层哈布斯堡王朝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给予了王国内40万犹太人完全公民权，这其中包括定居城市权、经商自由权，以及婚姻自由权。这些政策当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因为政治和经济因素。因为，一方面对于国家来说，犹太人的精明能干是一种宝贵的资源，给他们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对即将到来的工业浪潮意义重大；另一方面，适当地放宽政策，有助于凝聚犹太人的忠诚度。当然，对于这些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意义，雅各布不懂，也不想去懂，他只知道自己终于可以结婚了。于是，他赶紧娶了弗兰西斯卡为妻子。这一年，他35岁，他的妻子33岁。这两个岁数意味着，他们必须快些要孩子了。

从1850年到1859年，弗兰西斯卡进入了高速“生产”期。在村中那间破房子里，她一共生了6个孩子。雅各布是一名屠夫，弗兰西斯卡是一名全职家庭主妇，他们共同维持着这个八口之家，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雅各布生得强壮无比，据说他能够用牙齿咬起一袋子土豆转上三圈不喘气。但是，他的辛苦劳作只够让一家人勉强糊口。更多的时候，全家人只能天天靠吃土豆为生。尽管如此，雅各布和弗兰西斯卡的6个孩子却都顺利地长大成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雅各布的孩子们都能够早早地帮助父亲干活。他们刚能够拉车时，就会轮流帮助父亲把肉送到各地的主顾手中，风雨无阻。那是一个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时代，没有任何发展个人爱好的余地。物质上的负担是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特征，全家人必须共同劳动，才能免除饥饿的威胁。后来，赫尔曼总是喜欢不断地提起当年那段艰苦的日子，并把腿上的冻疮和脚伤当成战斗留下的伤疤一样珍视。当然，这也成了他教育孩子们的形象“教材”。他总是带着自负和自怜的双重感情，一遍又一遍地唠叨。这种一半自夸一半数落的教育方式，让弗兰兹极为反感，甚至愤恨。

谁也不能否认，用孩子没有经历过的艰难生活去教育他们，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这可以让他们珍视眼前的生活，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可是，赫尔曼的这种教育却有些过头了，他把父辈同孩子之间的正常闲聊，变成了一厢情愿地舔舐假想伤口和自夸，完全不顾虑孩子的感受。他想要用这些苦难生活给自己加分，但却引起孩子们的鄙视。

相较于其他兄弟姐妹，卡夫卡的感情更为细腻，也看得更远。其实，根本不需要赫尔曼一遍又一遍地唠叨，他就能够清楚地“看到”父亲成长的那个时代。晚年的时候，他曾在自己最后的一部作品《女歌手约瑟菲妮或耗子民族》中写道：

我们（耗子民族）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刚会跑几步，刚能稍稍辨别周边的环境，就得像成年人那样照顾自己；我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分散居住的地区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就是无法使孩子们免于生存竞争，不然他们就会过早淘汰并夭折。在这个可悲的原因之外，自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族类的繁殖能力非常强，每一代都不计其数，一代排挤一代，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一个孩子刚出世，他便不再是孩子了，在他的后面，新的孩子的脸已经凑了上来……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别的族类因此而妒忌我们，但我们就是无法给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

毫无疑问，对于父亲赫尔曼的生活，卡夫卡看得更加透彻。赫尔曼只看到了自己经历过的苦难，但卡夫卡却透过父辈们的苦难生活，看到了民族痛苦的根源。虽然年少时，卡夫卡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但至少在他眼中，父亲那些无休止的唠叨已经是一个笑话了。

同其他犹太孩子一样，到上学的年龄时，赫尔曼被送进了犹太学校。这些学校是宗教性质的，可以为男孩们提供六年制的义务教育。在学校里，赫尔曼完成了他短暂的义务教育，学会了读书、写字和计算，并读了几篇希伯来语的断篇残简。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对于复杂的书面语却始终不得要领。可靠的、有教养的中产阶层人士的基本知识，他一直没能拥有，直到成年。

13岁时，赫尔曼在犹太教堂里第一次朗读《妥拉经》庆祝巴尔米茨瓦节。按照传统习俗，这标志他在宗教上的法定年龄已经达到，他成年了，他的童年时代到此结束。他雄心勃勃地想要开创一番事业，一年以后，他离开了家，独自闯荡世界。

当时，广大农村的零售贸易刚刚成型，形形色色的制造业商品急需开辟大量新的零售商店，到处都蕴含着商机。很多犹太人看准时机做起了生意，赫尔曼就是其中之一。他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激烈的竞争中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成为一个出色的商品小贩。虽然他并没有像部分人那样，把生意做得很大，但在零售和批发经营领域，也做得小有成就。至少，他开始慢慢带领家人脱贫致富。

1872年，20岁的赫尔曼被征召加入捷克军队，服了3年的兵役。期间，他从普通士兵升为中士。这段服兵役的日子，后来一直被他挂在嘴边。这倒不是说他多么喜欢当兵，他只是喜欢当兵带来的收益——当年使他获得了一种市民角色的身份。他可以透过制服或曾经穿过制服，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声望。很显然，这满足了他追求虚荣的需要。

当兵的经历使他拥有了做大事的勇气。退伍之后，他便只身前往布拉格闯荡。犹太人没有土地，在农村生活，他们只能依靠落后的农村经济养家糊口，赫尔曼早年经商也是扎根于农村。可是，城市里毕竟有着比农村更多的机会，尤其是犹太人越来越多地受到反犹太主义的迫害，而城市里则相对安全。于是，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从农村迁徙到城市。

赫尔曼混杂在庞大的犹太人队伍中，在布拉格城区破败的贫民窟瑟夫斯塔德安顿了下来。瑟夫斯塔德自中世纪起就是犹太人聚集区，这种聚集区又被称为“隔都”（ghetto）。聚集区里面拥挤不堪，街上尽是各式妓院和低级酒馆。赫尔曼刚刚退伍，可是说是一无所有。但是，他却立志要创出一番事业。

父亲与母亲

从到布拉格时起一直到1882年，整整7年的时间，赫尔曼一直在从事日杂用品的代销工作。用当时的行话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兜售小贩”。他经常背着自己的商品，挨家挨户地兜售。长于描写犹太人生活的作家约瑟夫·罗特写道：“背着一只装着肥皂、裤背带、裤纽扣、橡胶制品、铅笔的筐子，他带着这家小铺子造访各家咖啡馆和旅店。”7年时间，他的“兜售”生意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相反，却因为当局的严格规章而变得困难重重。

但是这些困难却被他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巧妙地解决了。1882年，他抓住机遇，娶了一名家境殷实的犹太酿酒厂主的女儿为妻。在新娘嫁妆的支持下，他开启了以中产者的成功为标记的人生阶段。他在旧市区开了一家小商店，经营布料和时髦服饰用品。奋斗了多年，这一刻应该是他最大的成功：既成家立室，又成了企业主。

他的妻子叫尤莉·洛维，出生于易北河边上的波德布拉特。那里的居民以捷克人为主。从家族传统上来看，她的祖先中有过许多不同寻常，至少不是循规蹈矩之人。他们大多虔诚无比，不怎么关心尘世的物质享受，只关注精神价值的追求。尤莉遗传了家族的这种性格特点，并将之带给了儿子。卡夫卡也深信，母亲血液里流淌的性格特点构成了他的主要特质。在这件事上，赫尔曼和儿子奇迹般地达成了共识：他也将儿子不谙世事、缺乏进取心的性格缺点，归咎于妻子家族的遗传。

尤莉3岁丧母，她的父亲匆匆再娶，又有了3个孩子。这3个孩子就是她同父异母的兄弟理查德、鲁道夫和西格弗里德。很明显，这些名字充满了日耳曼味道。由此可见，尤莉的父亲在抚养孩子时，已经偏离了传统的犹太教方式了。他是典型的新兴犹太中产阶级的一员，完全接受了社会的同化，言谈举止上更接近德意志人。早些年，他在波德布拉特开了一家酿酒厂，后来他卖掉酿酒厂，搬到布拉格，继续从事酿酒事业，并且赢利颇丰。

家境殷实并不代表尤莉的日子就好过。相反，她的童年生活很艰辛。这个家庭共有6个孩子，只有她是女孩，而且年龄又最大，所以成了5个弟弟的“代理母亲”。最糟糕的是，继母进门之后，她又得成为继母的女仆，终日劳碌。尽管如此，父亲和继母还是对她不满意，也不喜欢她。对此，她从来不抱怨什么，总是独自承受一切。

这样的生活使她很早就成熟起来，成为一名干练的女性。同时，家庭的阴冷并没有影响到她的热心肠，她总是能够无私地付出爱。早在她结婚前，她一手抚养长大的5个“孩子”，全都走出了这个阴冷的家门，而且都混得不错。后来由于工作关系，几个弟弟之间疏远了，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帮助，但他们却都没有疏远唯一的姐姐，即他们的“代理母亲”，由此可以看出她那贤淑的品质。其实不只是弟弟们，所有的亲友都认为她既温柔又慷慨。对身边的每一个人，她都会尽可能多地送上自己的关爱。

当然，她最爱的还是自己的孩子。关于这一点，卡夫卡后来感触最深。作为一个母亲，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长子。虽然那些爱有些僵硬，但那也是因为她从前只是“代理母亲”，而没有真正地做过母亲的缘故。她对卡夫卡的爱，更像是是冬日里的阳光，冰冷而温暖。

当然，至于她爱不爱赫尔曼，后人就无从得知了。她和赫尔曼的相识是通过媒人的介绍。客观地讲，那个时候她确实很需要结婚，因为她已经26岁了，属大龄女性。虽然那时候女性解放落后于犹太人整体的解放，但也取得了一些缓慢的成绩，因此她在婚姻选择方面有着一定的话语权。不过，她可能不会去问自己是不是真的爱赫尔曼，她只需要在结婚后爱他就可以了。当时，很多婚姻之所以能够持续，都是因女人能够忍耐婚姻。尤莉幼时在家里忍耐继母的压榨，成家以后又得尝试忍耐婚姻，尽管常常“独自啜泣、心情压抑”，但她还是承受住了这一切。

应该说，她在婚姻上是比较幸运的。这场需要她默默忍耐的婚姻，为她带来了幸福的生活。从社会地位上来看，赫尔曼娶了尤莉，算是高攀。因为，尤莉的父亲是说德语的城市中产阶级犹太人，而赫尔曼则是说捷克语、一无所有的乡下犹太人，他们的地位相差甚远。那么，尤莉的父亲为什么会同意把女儿嫁给赫尔曼呢？尤莉在家中并不得父母的欢心，这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赫尔曼自身所具备的条件了。没错，当时的赫尔曼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是他却身强体健，且头脑灵活，虽然所受教育不多，但他却充满了活力，而且一直在努力地往上爬。综合起来看，他算是一个还不错的结婚人选。后来的事实证明，尤莉和她的父亲都没有挑错人，尤莉和赫尔曼一辈子都很亲密。当然，这不能说是两个人之间有多么相爱，他们只是彼此需要对方。他们两个人都同样孤独，没有童年可言，就像两个受伤的孤儿在寻求一个家。也许他们两个人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毫无疑问，这却为他们带来了幸福的生活。

1982年年底，赫尔曼的第一家小商店开业了，这是他人生最大的转机。不过，他的好运并没有止步于此，不久，尤莉怀上了孩子。次年7月，她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就是弗兰兹·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