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二字究竟是怎么写成的？

——从伟大人物伟大威望的构建说起……

闲暇之余，读《史记》之首篇《五帝本纪》，恰巧又看到朋友圈的一篇文章《共产党为什么选择毛泽东？》。两篇文章中，关于人缘之重要、良好的人缘、个人威望是如何构建的等问题深受触动，颇有感想，欲言不止。

文中说，五帝之中，尧帝之后是舜帝。虞舜帝，冀州之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人，名字叫重华。其父亲叫桥牛，是个盲人而且愚昧，继母顽固，弟象桀骜不驯。舜的父亲和继母都喜欢小儿子象，遇到舜稍有小过，即施之重罚，甚至与象一起合伙想利用让舜挖水井的时机，把舜活埋杀死，从而占有舜的牛羊、谷仓和尧帝赐给舜的琴：利用舜凳高修补谷仓的时机，在下面放火欲焚之。既便这样，舜依然不违为子之道、为兄之道，很恭顺地侍奉父亲、继母及弟弟，而且一天比一天地忠诚谨慎，没有一点懈怠。

娶尧帝的两个女儿后，仍然居住妫水岸边，内行更加弥谨，妻则不敢以骄贵事亲戚，甚有妇道。给尧的九个儿子施之以礼，受人尊崇。

被尧帝试用参与百官之事，举用颛顼帝有才有德的子孙八恺，掌管土地，处理各种事务：举用帝喾有才有德的子孙八元，布教传道，教授百姓慈善和睦；将前帝无才无德的纨绔子弟“四凶”家族，则驱逐到边远的地区，使之不能祸害百姓。

舜代行政务八年，尧帝逝世后，舜服丧三年，主动让位尧帝的大儿子丹朱，可是天下十二州牧仍然臣服舜。舜帝即位，得民心，服天下。

那么，舜帝又是怎样靠自身的能力和功绩建立人缘，树立威信，营造威望的呢？

《五帝本记》记载：帝先后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打鱼、在黄河边做陶、在寿丘做器物、在负夏跑买卖，干啥都能爱一行，钻一行，成一行，都能与各类人等成为好朋友，都能助人之力、成人之事、富庶一方、繁荣一地。

       代行天子之政时，舜观北斗，考察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恭敬地祭祀天地四时、名山大川及各路神仙；收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五种玉制符信，再重新颁发给四岳和各州州牧；协调校正四时节气、月之大小、日之甲乙，统一音律、长度、容量、重量的标准；规定各级朝见时的礼物；把天下分为十二个州，疏浚河川；规定刑罚及尺戒；后又举贤任能，把天下各种礼制、刑罚、水利、农业等等处理有条有理，四海安抚、平稳有序，从此，天下清明、四方一统、德政平顺。

通过以上事例来看，用现在的话说，舜帝的人缘不可谓不爆棚，威信不可谓不超强。

故事虽然发生于远古时代，真实程度难以考证，暂且认为《史记》为真，倘若认其事为实，那么，既非封建世袭、亦非投票选举，更不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旧统治建立新统治，而是通过推贤举能，众望所归，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

       归其原因：一是得益于原始时代的混沌懵懂社会赋予的历史使命；二是特定的家庭背景塑造的性格特点；三是靠天下为公的大德，四是靠爱思考、勤实践，不畏艰险，勇于克服困难的过人才能。

在这其中，几种因素综合成的人缘、威信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甚至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当然，这里的人缘是大的人缘，是广义的人缘，可不只是会来事儿，会花言巧语，会甜言蜜语，会施以小恩小惠，会拉邦结派，有强大的族宗势力就行了。良好、稳固和博大的人缘，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伟大形象、崇高威望和和善之慈，包含但不仅限于以大爱和大德与人相处、用先进的思想和崇高的理想引领群众，在实践中带领人们从成功走向成功，从胜利起向胜利。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伟人、大人物甚至成功人士的品质特性，都是天生的吗？都是命中注定的吗？都是偶然形成的吗？

答案，当然不是，其实是“凡事皆有数”。亦即：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在数中，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旺盛、衰亡都有定数，事物总是按照其生长基因及时空规律有序地进行演绎的。

我以为：一个大写的人，除了天生的禀赋，特定的历史时空外，更重要的就是读书、实践，再读书、再实践。

先看看《共产党为什么选择毛泽东？》之中是怎么说的：秋收起义失败，开辟井冈山道路，斗争实践让马列主义在山沟里扎稳了根；经验和能力不足的博古政治早产，力不从心；格局和党性不足的张国焘拥兵自重，利令智昏；立场和人品有问题的王明非左即右，德不配位。所以，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

那么，问题来了，毛泽东的正确从何而来？毛泽东思想的源头在哪里？下面，就换一个角度，用溯源的思路来分析一下毛泽东的人缘、威信地位的形成过程及原因：

特定时代赋予特殊的历史使命。19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3年毛泽东诞生于湖南湘潭，3岁时也就是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7岁时也就是1898年发生了试图改变封建旧体制的戊戌变法，8岁时也就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展到高潮，同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9岁时也就是1901年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八国联军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3岁也就是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19岁时也就是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毛泽东27岁。

难以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老态龙钟行将没落的清朝政府腐败、懦弱、无能，四处跪地求饶，屈膝求生；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疯狂侵略，到处割地赔款，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座大山压得中国社会喘不过气，行将窒息；整个社会动荡混乱，旧军阀群雄四起，纷纷四处割据，各自企图占地为王。

正如国歌中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家四分五裂，民族危亡就是旦夕。在这种境况下，全国各地求存图变的新文化新思想运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每一个中华儿女、热血青年，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赤膊上阵，都试图在黑暗中摸索和探究国家的出路、民族的方向。

那样的特定历史时代，赋予了那一代中国人特殊的历史使命。

      年轻的毛泽东，就在其中。

一定的家庭背景培养特殊的性格特质。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后来因为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些田产典当给别人，父亲毛贻昌，17岁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银钱，返乡后善于经营，又吃苦耐劳，终于在稻谷和猪牛生意方面，积攒了一些资金，家境渐佳。父亲开阔的视野、增长的见识和颇丰的家境，铸造和培育了胸怀和格局，从而为毛泽东取名叫“泽东”，字“咏芝”（后改为润之），意即“润泽东方”。

毛泽东从六岁起，就参与做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账。到了十四五岁，还成天在地里跟雇的长工一同干活。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的农家子弟本色，尤其是对农民的疾苦，有着切身体会。

      父亲毛贻昌一辈子克勤克俭，精明刚强，希望作为家中长子的毛泽东能够子承父业，对毛泽东的要求非常严厉，以至于毛泽东后来回忆时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由于父亲的高压和严管手段，甚至有些简单和粗暴，也促成了毛泽东内心的反抗和倔强，甚至是性格里的坚持和执着。

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是一位普通和善的农村妇女，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她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毛泽东，通过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就知道同情贫弱，乐于助人。母亲去世后，毛泽东在《祭母文》中专门追念母亲的“高风”“慈祥”“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和“可以损己以利人”等。

这些看似琐碎，甚至支离片断；看似毫无关系、甚至偏主题；看似不系统，无必然联系的点点滴滴，联合起作用，共同塑造了伟人特有的性格品质，形成了与任何人都不一样的“毛泽东”、世间唯一的“毛泽东”、千百年来独特的“毛泽东”。

不同的阅读内容及方式，使毛泽东汲取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形成了他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家国情怀。毛泽东在家乡上私塾的时候，除了阅读和背诵塾师要求的“四书”“五经”外，还有许多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比如《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不过，他最爱读的就是被塾师称为“杂书”“闲书”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在私塾，塾师不让读，他就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父亲不让读，他就用布遮住窗户读，而且读后还跟小朋友和村里的老人们讲述。后来，毛泽东自己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公。”毛泽东在对这一点纳闷的同时，开始思索并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

     16岁前，除两年辍学务农外，毛泽东基本上都是私塾读书，辛亥革命前，毛泽东偶尔读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非常喜欢，他开始知晓“山的那边有什么”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开始接受维新思想，开始崇拜康有为、梁启超，进而接触到孙中山的思想后，崇拜孙中山。再后来，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读拿破仑、彼得大帝、华盛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从中懂得了富国强兵之道，并认为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人物。

后来，毛泽东读的书就更多了，也更酷爱读书了。但是，有几本书，必须要说一下。从《共产党宣言》传到中国开始，前后读了57年，毛泽东一直把它放在身边、放在案头，甚至战争年代和疾病缠身生命垂危的时候还时常翻阅，读而不倦，读而不厌。此外，上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的精装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与毛泽东朝夕相伴40年，清乾隆武英殿木刻线装大字版《二十四史》与毛泽东朝夕相伴24年，还有《资治通鉴》等都是与毛泽东相伴一生的。

通过毛泽东读过的这些书，这就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毛泽东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当过兵，却能成为伟大的军事家，没有专门学过政治却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了。

从成功到成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革命实践，一步一步地，一次一次地塑造和成就着“正确”。1927年9月，35岁的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并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确定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的新番号，制作了军旗和臂章，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在永新县三湾村，面对只有不足1000人的部队，而且部队成分复杂、官多兵少、思想混乱、纪律性差，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定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队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主动避开敌人势力强大的长沙，指挥部队向敌人势力薄弱的农村地区发展，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保存了实力，实现了由败到胜、由颓势到旺势的转变，初步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的重大转折。

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根据地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变本加厉的推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使红军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面对国民党数倍力量的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红军损失惨重。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后，许多干部和将领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长征途中，毛泽东因势利导，及时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帮助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以及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赢得大家的广泛支持，包括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在中央大部分领导人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利用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的有利时机，及时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从以上两个重要节点可以看出，毛泽东注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急于求成、不贪大胜、不求大功，坚持保存实力为行；以优势兵力等等，注重从正确走向正确，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断树立强大威信，甚至全民威信，不断凝聚磅礴伟力，赢得更大胜利。

事是那么个事，理是那么个理，事也说完了，理也基本讲清了。那么，给我们的启示在哪里呢？

伟人就是伟人，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上万年的中华土地上，也就出现那么几位伟大的人物。今天的目的，不是要复制一个伟人，再造一个伟人，况且历史上的任何一位伟人都不是父母有意培养成的，工厂式的、模具式的、温室式的永远培养不出伟大的人物。因为，特殊时期的特殊历史使命、一定家庭背景的营造熏陶一去不复返、更无可复制。

     但是“读什么书，怎么读书；行什么事，怎么行事”却是我们可以研究，受其启发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如果接着再问，在当下的时代，小孩应该怎么培养？青年应该怎么行事？

答案，不言而喻，毋庸多言,不用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