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 月，我们小学聚会，我又见到杜老师，我们师生合影留念。

                               杜老师

                      作者   榆次李砚明

        育红学校，也即后来的东大街中学，现在的榆次六中。上世纪70年代初，老师和同学们还时常称作二完小。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转来，班级是69班班主任是教语文的杜兴凤老师。她也就20多岁，高个，身体健壮，红脸大眼，高嗓门，走起路来腾腾地有力。不知怎的，开始我心里就有点怕她。可是她笑起来挺好看的，而且她也好笑。下了课，或课间操时，我们在一旁活动，见她与其他老师站在一边有说有笑的，我们玩得就特别起劲儿。上了课，她就大多是一副很严肃的样子。我心想，老师大概是为了管住我们才故意装出来的。要不有时不知怎得，上课上的她会突然在课堂上大笑起来，全班同学也就跟着笑起来。笑完了，她会似乎跟同学们商量地说：“好啦，不笑了，咱们继续上课。”这时，我心里又觉得杜老师还是挺温和的。

       可是从杜老师代课以后，我似乎进入了儿童心理的第一逆反期，开始变得调皮起来。

       一年夏天。一天，上课铃响过，不知什么原因，杜老师好长时间还没进教室。同学们照例是先各自读课文，预习。可那天老师没来的时间好像特别长，教室里开始慢慢地乱起来，有的在座位上大声说话，有的来回传递东西。我在座位上也不老实起来。

        我的同桌，是个班干部。她圆圆的脸，红扑扑的，大大的眼睛，双眼皮，泛黄的头发，梳着两根细细的小辫。杜老师让她和我坐同桌，一来是为了管住我，二来她学习好，也能在学习上帮助我。那时，我们下了课，都说榆次“土”话，而她上课下课都说普通话，而且她的嗓音好，说话的声音就像铜铃似的好听。平时，我和她在桌子上划了三八线，互不侵犯。有时她越线了，我就用胳膊肘忖她一下，却不和她多说话。

       我坐在里边，靠墙。我要往外出来，她就挡住不让。可我还是从课桌底下钻出了座位。我和几个男生在教室里打闹起来。后来我们竟打闹得出了教室。我们正玩得兴起，突然静了下来，静得让我一楞，教室外不知怎么一下就只剩下了我和另一个同学。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杜老师来了。杜老师的脸一下涨红起来，把我俩狠狠地训骂了一顿，让我俩在教室外的太阳底下站着。自知自己错了，我就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不大一会，我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再下来的故事就是我已坐在了我的座位上，看到周围围了一圈同学，有一个女同学手里还端了一个瓷茶缸，准备给我水喝。我的头晕晕的，身上软软的。原来，我中暑晕倒了。

我在家休息了一天来到学校，却不见了杜老师。有同学告诉：“那天杜老师看见你晕倒，急得跑到教务处叫人，上台阶时崴了脚，住医院了。”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沉重起来：都是因为我呀。一种内疚和自责的情绪便重重地压在我的心里，我想到了杜老师对我的好。

        一次上课，我不记得哪篇课文里有一个成语“恍然大悟”。杜老师提问，让同学们解释这个成语。我和同学们举手了。杜老师笑着说：“你们几个（包括我）语文学得好得，把手放下，把这些简单的问题让给其他同学。”我虽然没有回答问题，可心里还是挺高兴的。谁知，老师叫了几位同学，他们的回答都没有让她满意。这时杜老师叫我了。我站起来一口气回答道：“形容一下子明白过来。”

       “对。”杜老师肯定得也干脆，转身就把这句原话写在了黑板上的“恍然大悟——”之后，这真让我始料不及。我望文生义，竟回答了个准。这一回答不要紧，它让我一下树立起学好语文的信心。而现在却因为我让老师受了疼痛。从那以后至小学毕业，我就再没像以前那样调皮过。

       2005年，也是夏天，一天，杜老师到我上班的机关来办事。我见到了有30多年没见的杜老师。老师人似乎没有大变，仍如30年前给我们上课的样子，可杜老师说她已经退休了，说我也有了些许白发。老师说经常在报上看到我写的文章，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并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当时我当着一个兵头将尾似的小干部，我说工作得吃力。老师却还像当年在课堂上我回答对提问，对我进行表扬一样，说：“工作吃力就对了，说明你认真。只要咱勤勤恳恳工作，认认真真做人，就不怕。你这一点我是放心的。”听了老师的鼓励，我像又找到当学生的感觉，学生受到老师的表扬总是高兴的，我心里立刻就热乎乎的。老师还说起当年我被晒得晕倒的那码子事，说代我们时她只有24岁。我原本就没有埋怨老师之心，而且一直心怀内疚。今天能见到小学时的老师，我心里只有高兴。

       老师没变，可老师老了，她的脸已不是以前教我们时那红扑扑的脸了。我给老师倒上一杯热茶，恭恭敬敬地递到老师手里。我真心地感谢老师，衷心地祝愿老师，健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