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偏僻农村，父亲一个大字不识，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家中连个带字的皇历都没有。当时的农村文化相当贫乏，很难见到谁家有书，文化生活只能从走村窜屯说唱评书的盲人先生或偶尔来村里的地方戏（二人转）班子那里获得一些。读书识字，是从我上学后启蒙教材语文课本上开始的。

我爱听评书，村里来了说书先生，一般要住上半月二十天甚至一个月，接连说上几套书，我是场场不落，一直听到先生出村。评书故事里的动人情节，尤其是那些侠肝义胆，除强济弱的英雄，引发了我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极大兴趣和求知欲望。

到了小学三年级，我认识的汉字逐渐多了，当磕磕绊绊地可以读懂一些书的时候，便挖空心思地到处找书读，只要是书，我都会读得津津有味。在我们村子里，当时只能寻得到几本二人转的小剧本，如《王定保借当》、《冯奎卖妻》、《梁赛金擀面》、《回杯记》、《杨八姐游春》等，读起来废寝忘食。

有一次，我在邻村的亲戚家看到一本软黄纸竖排字的古典小说《回龙传》，好说歹说，人家才同意借给我带回家看，并答应第二天下午放学时送回来。可我头天晚上沒看完，第二天上学路上边走边看，读的痴迷，竟然忘记了上课的时间。当我走到教室门口时，老师已经在给同学们上课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敲门。走进教室，自然是规规矩矩地站在门口听凭老师一顿暴训。最使我懊恼的是，由于着急，没有把书藏好就进了教室，老师一眼瞧见揣在我裤兜里鼓鼓囊囊的课外书，不用问迟到的原因，便把书给沒收了。以后的几天里，我一边向老师恳求往回要，一边积极表现，早来晚走，扫地抹桌子，又给老师写了深刻的检查和响当当的保证，老师才把书还给我。我拿了书真是感激涕零，直到今天，我仍然感谢老师的“开恩”，否则，我不知如何向借给我书的人家交待。

我们村子西头有一片菜地，是生产队的蔬菜基地，负责种菜的是村中几位老者，其中有一位乔老爷子，识得些文字，好在人前说书讲古，爱看一些演义类的书。放署假的时候，我就整天呆在菜园的小屋里，头枕着炕脚底的行李卷，捧着他们的大部头古典小说，读得不见天日。《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唐》、《三侠剑》《封神演义》、《小五义》等，都是那时候读的。有的字不认识，只好意会，如《水浒传》中“魯提辖”的辖字不认识，但脑子里有“魯提辖”的概念，也就顺下来了。书是读得囫囵半片，但书中的故事梗概和书中英雄人物的形象却不折不扣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几位老人被我这种爱读书的精神所打动，把他们的书拿来优先叫我读，并且可以带回家读。

小学期间，我痴迷于连环画（小人书），这期间，我读了较多连环画本，四大名著的连环画自然通看，以及春秋战国故事、革命题材的红色经典故事。小学毕业时，我己拥有连环画本二百余册，装了满满一只小书箱子。升入初中住校，几个月没回家，待我寒假回家后发现箱子空了，一问，父亲满不在乎地说：“我怕你总看那玩艺耽误学习，都叫我卷烟抽了”。我又气又恼，又无可奈何，直到今天想起来，仍是留在我心中的一种痛。

我现在的藏书，应该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第一本藏书便是我的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珍藏至今。尽管沒有现在出版的精装书那种神气高贵，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虽收藏了几千册图书，但这套初中语文课本1—6册仍是我的最爱、最有情感价值的一套书。

我就读的农村中学，沒有图书馆，所能读到的课外书，只能从老师手里借阅或者在同学中交换阅读。初中阶段，我阅读了大量的革命题材的红色经典小说，如《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迎春花》，以及《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外国翻译小说。也订阅了两种文学书刊《北方文学》、《鸭绿江》（当年国家级期刊如《人民文学》类，小地方农村中学生是不容易订到的）。因为当时经济条件有限，没有多少闲钱买书，也就无所谓藏书，初中毕业，我手中的藏书不足百本。

1965年我到省城读书，从乡村到城市，使我眼界大开。星期天我步入省新华书店，那一排排、一列列的各种图书，仿佛置身书的海洋、知识的太空，使我产生强烈的购买和拥有欲望，于是我把每个月必交的伙食费留下，其余几乎都买了书。

省新华书店傍边有一间屋是专卖旧书刊的，离我们学校只有五、六分钟的路程，上午九时半开门，正好是我们学校的间操时间，每天我都在这个时候溜出去到书店门口等几分钟，待门一开便抢先进去，在旧书柜台上抱出一大摞，一顿翻检，中意的留下，挑剩的送回柜台。这样，我就可以花较少的钱，多买些喜欢的书。藏书中散文大家秦牧的《花城》、周立波编选的《散文特写选》、曹靖华的《花》、林默涵的《浪花》，还有现、当代诗人的诗集以及六十年代初的《人民文学》等期刊都是那期间淘到的。

“文革”开始“破四旧”，古典、历史的文学图书烧的烧，抄的抄，沒有遭到厄运的也藏匿起来，绝不敢再抛头露面。记得从同学那里看到一本《唐诗百首》，我爱不释手地连夜通读，并且用毛笔和钢笔各抄了一遍。至今该手抄本《唐诗百首》仍珍藏在我的书橱里，虽然字迹稍显不雅，但敝帚自珍，足以印证我青年时期对知识的渴求。

1968年参加工作，在邮电行业干了四十余年，因为工作环境能够接触很多报刊杂志、各种文学期刊，当时“文革”尚在运动中，我从报刊中剪辑了很多文艺作品。尽管这些作品的时代感很强，艺术水平不是很高，但可以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在历史参考价值上不无用处，所以仍在我的收藏之列。

“文革”结束，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作者，因政治运动而搁笔十几年，文艺解放，心屝大开，创作热情极其高涨。振奋精神，奋笔疾书，文艺春天生机勃勃，新的高质量的文学作品纷纷问世。加之出版业恢复出版了被禁锢了十几年的古今中外名著。这一时期，是我阅读的黄金时期，也是我购书的疯狂阶段。 

我订阅了几种文学书刊如《人民文学》、《诗刊》、《小说选刊》、《散文》等，同时也选购了大量的古典小说，如不同版本的四大名著、《三言二拍》、《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东周列国志》以及演义、传记、古代诗词、现代诗歌，古典、现代、当代名家的散文作品，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基本全收。

我经常有出差的机会，每当到一个城市，正事办完，必去的地方就是新华书店。记得出差归途最累的一次就是往回背书，进出站台，上下火车，跨天桥、钻地道，身背着几大包子书，还要一路狂奔抢坐位，其间的辛苦自不必说。当我欣慰这些书籍给我带来的阅读欢悦、知识的增长，也就把手提肩扛的劳累忘得一干二净了。

多年来，剪报贴报集报的习惯坚持不辍，凡能收集到喜欢、有用的报纸文章，尽力的保存下来，整版的装订成册，零星的剪裁粘贴成集。几十年来，收集的此类报纸剪集已有七、八十册（集），其中有四平日报《文艺副刊》、吉林日报《东北风》、人民日报《大地副刊》，还有人民法院报的“法律法规”、“案例专辑”、工人日报的文化版面等。每当我翻阅这些贴报集报的文章时，真感到篇篇精华，字字珠玑，其中的知识性、趣味忮，广泛性、可读性都十分引人入胜，爱不择手。

在书籍收藏中，我格外注重本土文人的著作，不仅收藏他们的书籍，还将本土文化人发表在各级报刊上的文章，凡能搜求到的，都保存起来或剪贴成集。目前，我己收藏本土作家的作品百余本（册）。

年届六秩，从工作岗位上退休，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同时也精心装点了一下书房。先是在书房里 添置了十几架书橱，把先前积攒下来的图书册集、邮品 、集报等分门别类排列进去。这时读书的兴致愈浓，买书的欲望亦愈强。这期间我添置了更多书籍。现在所藏各类图书、杂志、集邮、集报可逾八千余册（集），其中大有经典之作，如《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2000年3辑90余册）、《魯迅全集》、《老舍全集》、《秦牧全集》等，古代诗词如《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全清词》（顺康、雍乾卷48册），以及众多历史文化名人的诗、词、曲、赋，还有近、现、当代作家的小说、散文、古体诗词 、现代诗歌、革命题材红色经典小说以及各种《经》、《史》、《子》、《集》等。这些书籍整齐有序，系类分明地排列在我的书橱里。每当我端坐书房，大有“坐拥书城”之感。徜徉书房，陶醉其中，就好像走在漫长的历史长廊，走近哲人，探访先贤，与智者对话，十分惬意满足。庚子年初，抗击新冠病毒期间，居家禁足，但有书为伴，天高海阔，毫无孤独寂寞之感。

读书贵在学以致用，读书是形式，用书是目的。读一本好书可以增长知识，提高人的文化素养，陶冶人的情操，这就是读书起到的作用。一本书只要你读过，总会有些心得，古人曰“开卷有益”是也。

我的用书之一，便是我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应用。上世纪90年代，一个偶然机会，使我对法律产生了极大兴趣，为了学习，我购买了大量的法律书籍，潜心研读并结合实践，终于取得了成果，逾天命之年，通过司法部统一考试，获得法律工作者资格证书，退休后也能老有所为，在法律服务岗位工作至今。

老伴对我买书从来都是理解和支持，这是我顺利藏书，并小有规模的重要因素。有一次新华书店展销一大批图书，我一口气选购了二十佘套，一算账，五千余元。可我身上只带了二千余元，忙给老伴打电话，老伴马上揣上三千余元来帮我结账，并用手推车帮我把书运回家搬到楼上。当我俩把这些书逐个打开包装，整齐地排列到书架上的时候，已经是夜半更深筋疲力尽。但看着这些我十分喜爱的书籍，以后可以伴随我的生活为我所用时，我的开心、愉悅之情溢于言表。

几十年来，读书、藏书，用书是我生命的重要内容。如今已年逾古稀，回想起来，感慨频深，读书可以使人的生命和心灵得到升华，甚至可以改变人生。藏书可以使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脉得以薪火相传，贯通古今。通过藏书，增进了我的阅读能力，通过读书，结识了许多文化型、知识型的朋友。以书会友，志趣相投，自然也给生活增添了诸多精彩内容。用书使我老有所为，用自已的知识服务社会，使人生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余生几何，读书的兴致不减，藏书的欲念愈加强烈，我为书痴，结缘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