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真实的边缘者

 (摘自《中国当代新诗史》)

     作者洪子城  刘登翰

      在当代，甚至在新诗历史上，昌耀都是一位重要的，但其价值很难说已被充分认识的诗人。和50年代初的许多青年诗人一样，曾投笔从戎，曾到过朝鲜的战场。1955年，为响应“开发大西北”的号召来到青海，从此，这个长期的栖居地成为他更真实的家乡。一开始，他就表现出对青藏高原特殊的兴趣，大部分的诗取材于此。保存下来的写于50年代前期的诗篇(均在80年代才得以发表)，表现着他对于这块有着原始野性的荒漠，以及“被这土地所雕刻”的民族的奇异感受：写到“以奶汁洗涤”的柔美的天空，篝火燃烧的“情窦初开”的处女地，品尝初雪滋味的“裸臂的牧人”，在黄河狂涛中决死搏斗的船夫…在此期间，昌耀还搜集、编选青海民歌，结集为《花儿与少年》。

      1957年，因两首总共16行的小诗《林中试笛》被定为“右派”，而有了长达20余年的监禁、苦役和颠沛流离的经历。复出后，在《寓言》等作品里，也曾有回顾这段遭遇时的浓重哀伤，但他的写作很快就与50年代的诗歌主题相衔接，继续表现对这心魂所系的高原的挚爱。在《乡愁》里，那个思乡人思念的不是江南的家乡，而是“自己的峡谷”。长诗《慈航》和《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无疑有着诗人经历的投影。比起那“疯狂的一瞬”、“镀金的骗局”、“横扫一切的暴风”，以及个人“黄金般岁华”的葬送来，诗的叙述者，一个“摘掉荆冠”踏荒原而来的青年，在土伯特人中找到生命、爱情的依归，在“超渡”己的“慈航”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称那些“占有马背的人”，“敬畏鱼虫的人”，“酷爱酒瓶的人”，那些“围着篝火跳舞的”，“卵育了草原、耕作牧歌的”，是他所“追随的偶像”。个人坎坷的人生体验，融入一个民族的历史生活之中，使他很快将自己诗中的历史意识，从对某一历史过程的简单评判中解脱出来，而倾心于贯穿各个历史时代的古老然而新鲜的命题：对爱和生命的审视和吟咏。他从古老的、带有原始表征、并且世代绵延不息的生活中，寻找生命的美，尤其是在艰苦、充满磨难的人生境遇中发挥的生命的勇武、伟力和韧性，灵魂中躁动不安的对达到彼岸的渴求。在这种时候，昌耀冷峻、雄浑的诗行中流贯着英雄的血脉。与这种体现伟力和“内在质感”的诗质相伴随的，是昌耀诗中强烈的悲剧性的因素，对生命的不幸，对或悲哀，或壮烈的死亡(“风在浴血的盆地悲声嘶叫”的战死者，被误杀的蜜蜂，角枝做成工艺品的鹿的被害……)的深切不安与关切。

     在昌耀的诗中，有一种如邵燕祥所说的来自“心灵深处”的“形而上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在80年代后期到他去世这十余年中，越发扩大加深，而达到可以说是“刻骨”的悲剧境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他强烈意识到，怀乡人、朝圣者、东方的勇武者，为太阳和巨灵召唤的赶路者，硬汉子，负笈山行的僧人，此时已感到眩惑。在“红尘已洞穿沧海”，“神已失踪，钟声回到青铜”，“游牧部落失传他们的土风”的这个时代，他“再也寻找不回那些纯金”，并发现“红嘴鸭飞走了”(《眩惑》)。于是，他“孤愤”，“无话可说。/激情先于本体早死(《生命体验》)，“体内膏火炙烤”。“烘烤”是这些扮演“孤儿浪子”、“单恋情人”的诗人的现代处境，和他在这个时代所承受的“酷刑”:

烘烤啊，烘烤啊，永怀的内热如同地火。

毛发成把脱落，烘烤如同飞蝗争食，

加速吞噬诗人贫瘠的脂肪层。

他觉着自己只剩下一张皮。

……

我见他追寻皇帝的舟车，

前倾的身子愈益弯曲了，思考着烘烤的意义。

烘烤啊。大地幽冥无光，诗人在远去的夜

或已熄灭，而烘烤将会继续

      ——《烘烤》

      昌耀诗歌的重要价值，是从50年代开始，就离开当代“主流诗歌”的语言系统，抗拒那些语汇、喻象，那些想象、表述方式。为着不与诗界的“流俗”和“惰性”相混淆，也为了凸现质感和力度，他的诗的语言是充分“散文化”的。他拒绝“格律”等的“润饰”，注重的是内在的节奏。常有意(也不免过度)采用奇倔的语汇、句式，并将现代汉语与文言词语、句式相交错，形成突兀、冲撞、紧张的效果。诗的意象构成，一方面是高原的历史传说、神话，另一方面是实在的民族世俗生活和细节。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追求，和最高贵的精神品质，就存在于现实的日常生活形态中——这是昌耀的哲学意识，也转化为诗的情感内涵和形态的构成因素。因而，高原的自然图景、生活事件和细节，在他的诗中不是“植入”的比喻和象征，而是像化石般地保留着活的生命印记。在短诗的构思上，以及一些长诗的局部细节上，他倾心捕捉并凝定某一瞬间，以转化、构造具有雕塑感的空间形象。昌耀对诗有一种“殉道者”、“苦修者”的执著态度。他向着所确立的“仅有”、“不容模拟”的方向而“废寝忘食”、“劳形伤神”。

可是我在自己的作坊却紧扶犁杖

赤脚弯身对着坚冰垦殖播种。

每一声坼裂都潜在着深渊或大恸。

而我前冲的扑跌都是一次完形的摩顶放踵。

还留有几滴鲜血、几瓣眼泪。

          ——《播种者》

      昌耀在当代诗界，是“真实”(在“边缘”已成为另一种时髦的时候)的边缘者。八九十年代颇长的时间里，他不被诗界普遍认可，诗也少有结集出版的机会。这是因为诗的语言、形态，与当代涌动不息的各种诗歌潮流无涉，也从未卷入诗界各种派别的纷争之中，加上身处距政治文化权力中心遥远的“外省”。直到1986年，才有“跨度有28年之遥”的第一部诗集(《昌耀抒情诗集》)问世。1994年第二本诗集《命运之书》出版，书前邵燕祥作序。从《有个诗人叫昌耀》的题目看，也可窥见当时仍不具“知名度”。所幸的是他有“知音”，对于他的诗的价值肯认的读者也日见增多。重要的是，他对于诗美，对于诗歌“宗派”，对于荣辱兴衰所持的态度，实在有可引发思考的地方：“我总是基于美的直觉以定取舍，而不盲从举荐或服从胁迫。我总是乐于保持一种自由的向度，一种可选择的余地。其实，一切事理都是以一种被选择的动态过程呈示，所谓‘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唯时间一以贯之。”又说，“……一切宜在一定的时间截面去量取、把握，凡是得以发生、存在或延续者必有其这一切的缘由。反之亦然。我于艺术方法、风格、个性态度仅是：暂且各行其是，衰荣听任天择。取极端说，世间并无诗名的不朽者。”——这是千真万确的。

         梓君选摘编辑

 2020.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