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沙仁昌

我是1964年由新金九中考入新金四中的。在我们这一届之前，新金四中高中部只招一个班，我们这一届始招两个班，60多人。我们是一班，32个人，来自双塔、墨盘、城子坦、安波、俭汤、同益、四平、乐甲、沙包，最远还有一位星台。除了学校所在地双塔的同学外，我们都住校。我们的食宿条件很差，宿舍，是由一个废弃的教室改造的，上下两层大统铺，几十个人挤在里面，沒有电，两盏煤油灯，冬天，一个火炉的热量，根本充弥不了整个宿舍，半夜炉火灭了，宿舍就成了冰窖，我们常常得戴着棉帽睡觉;夏天，宿舍内蚊虫飞舞，早上起来，浑身都是疱，那年夏天夜间下暴雨，早上我们起床，见宿舍里脸盆满地飘，水己没过脚脖子。学校的食堂，实质是学校的礼堂，放了几十张大圆桌，伙食每天定量是一斤，早餐2两窝窝头，一碗苞米稀粥，一小碟咸菜;中午4两窝窝头，一碗菜汤;晚餐3两窝窝头，一碗菜汤。春夏秋三季，菜汤有时会换换样儿:小白菜、土豆、芸豆等，但是都没油水——一大锅菜汤，煮熟了，才洒上两勺油，表面上，汤碗上飘着油花，实质与沒放油差不多(农村叫后老婆油)。冬天，几乎全吃萝卜片子汤(每年秋天，学校都会买几卡车萝卜埋起来，这是我们一冬春的菜)，偶尔吃顿白菜汤，如果里面再有几根粉条，那就等于改善生活了……22

因而，毕业后，我多年不吃用萝卜做的菜，一闻到萝卜味儿，就恶心。

按学校规定，我们住校生4个星期才可以回家一次。那时，周六不休，我们需周六下午上完两节课后才能回家，周日晚自习前赶回学校。安波离双塔40华里，步行快走也得近4个小时(当然，腰包里若有钱，也可坐客车，车费5毛，可哪来的钱)。夏天还好说，冬天走到半路，天就黑了，只能结伴而行。那时，谁要有个自行车，可羡慕死了。记得当时家住沙包子的王贞林、刘钦新几个有自行车，星期天下午返校时偶尔能遇上捎我一段，就美颠了！周日傍晚返校，我们一般不去食堂吃饭，从家里回来的同学，都会背些吃食回来，叫上没回家的同学一起“聚餐”。家庭条件好的，如于忠元、周万振、王贞林有时会带几个掺和面的馒头、煮鸡蛋、咸鸭蛋什么的，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背回来的只能是菜饼子、地瓜之类。大家聚在一起，你吃我的，我偿你的，很有“有肉大家吃，有酒大家喝”的豪气！那时的我们，都很单纯，同学之间，就像亲兄弟。于忠元父亲是工人，他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母亲惯他，他手里总有零花钱，见我们几个家里穷的常常忍饥挨饿，就偶尔请我们去双塔街里的供销饭店吃顿饭。那时的饭店，主食永远是二米饭(大米、高粱米)，两合面(白面、玉米面)馒头，菜是不可以单点的，往往就是一盆土豆片炒白菜，你要几盘就给你盛几盘，运气好，盘里会有两片肥肉片。就这，我们吃起来的感觉也不亚于山珍海味！

高中时代，我们虽然生活艰苦，学习压力大，但我们却很快乐充实。午休和晚自习前的空闲时间，我们打篮球，踢足球，打乒乓球。学校还经常组织体育比赛和文娱汇演，记得我还拿过乒乓球赛高中组的亚军，还和曹风华(当时叫曹凤花)等演过歌剧。1965年春夏之交，瓦房店师范学校的学生男女篮球队来访，那几天每天中午，他们都要和四中教师队举行篮球赛。我们四中教师队的实力并不弱，特别是队长于作基老师，绝对是贯篮高手，可与瓦师学生队对抗，却显得很吃力，败多赢少，更有两场让人兴奋的比赛，是与瓦师女学生队比赛，男女有别，实力不弱的四中男教师队，却在一群女孩子们面前手忙脚乱，要想取胜也很难！

那几天我们就像过节一样兴奋，逢赛必看。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多半不是看比赛，而是欣赏这些来自城市的俊男靓女们。他(她)们年龄与我们相仿，可却儒雅大方，包括男女之间的亲昵举动，也显得那么自然得体。与我们这些山村孩子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相形见拙。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走出这穷山沟！

四中校长徐廷智，曾做过新金县教育局局长，被贬至四中，他很重视教学，把一些因家庭出身问题别人不敢要的顶尖教师和高才生带到四中(例如黄志亮等老师)，致使四中的升学率在全县名列前茅。徐校长脸黑，轻易不笑，师生们对他都很敬畏。书记张长山则是个笑面菩萨，见人不笑不说话。二人搭配，把四中治理得井严有序。

我们的班主任邹本盛，是个很善良但很严厉的小老头(其实他那时年龄不大，也就四十出头)，他不管是早自习和晚自习，都会坐在教室前面，就连星期天，他也不休息，照样坐在教室里监督我们学习。在大庭广众之下，他是严师，背地里，他却是慈父。记得一个春天的周日，同学们都回家了，只有我和于忠元没走，他说，咱们出去放松一下吧。他带了煮鸡蛋、饼干，带我和于忠元淌过碧流河，进入庄河境内，去爬城山。一路上，他和我俩有说有笑，累了，坐下来喘息，饿了，吃他的鸡蛋和饼干，渴了，喝捧山泉水。那天，我们玩得很开心。平日里，我们都有点怕他，自那天以后，我们才了解了他的可亲可爰之处。

说到师生，不能不提到我的老对吕毓毅。他的数学很棒，乒乓球打的也好。再难解的数学题，同学们找到他，他都会不费吹灰之力给你正确答案。只是他性格有些古怪，话语很少，偶尔张口，也有点阴阳怪气。但我知道，他心地善良，为人很正直。可惜，毕业至今，一次也没见过他，不知他是否安好……

1966年春，正当高三同学竭尽全力准备迎接高考时，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说实在，当时我对文革并不理解，直到近些年，我才理解了老人家的苦衷。文革伊始，县里就给新金四中派来了工作组，宣布停课闹革命，紧接着，毛主席红卫兵组织成立，并开始揪斗“牛鬼蛇神”。首批被揪斗的，有校长徐廷智，教师黄志亮，张裕恩等人。说心里话，打死我我也不相信这些人是阶级敌人。

这些人被反复批斗游街之后，工作组又要继续深挖，他们深入各班级，发动同学们揭摆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好在我们班全体同学齐心合力，全力维护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才使我们的老师们免遭厄运。

8月初，由四中考入人大和北京二外的两名同学返回母校“煽风点火”，“东方红”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两大造反组织成立，并揪回了己经撤离的工作组成员进行批斗。新成立的两大造反组织与先前成立的“毛主席红卫兵”观点不一致，双方天天辩论，好在双方都还理智，没有武斗。我在学校是小有名气的笔杆子，革命需要笔杆子，双方都在争取我，可我实在看不出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彷徨来彷徨去，还是选择了“消遥派”。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紧接着，第二次，第三次……全国革命大串联也开始了。我怦然心动，与于忠元、张国敏等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下，决定去北京见毛主席。10月3号，我给父亲要了30元钱，搭便车去了城子坦，在火车站与大家集合，乘夜间车在金州换车去了沈阳。在沈阳换车时，张国敏说他想先去延吉看看他当兵的哥哥，并希望我能陪他去。于是，我俩与大家道别，上了去延边的火车。到延吉下车时，己经是晚上近10点，国敏的大哥找了个吉普车将我俩接到连队。连队官兵对我俩很热情，炊事班给闷了大米干饭，炒了半盆青椒炒肉。那顿饭吃的，太过瘾了！笫二天第三天，国敏的大哥请假领我们逛了延吉市。延吉市是以朝鲜族居民为主的边境小城，很美，民族风情很浓。两天时间，我俩饱了口福，也饱了眼福。

离开延吉，我们直奔北京。在北京，我们被安排到陶然亭小学食宿(当时的北京，所有学校都住满了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教室桌子一拼，就是床)。说来也巧，在这儿，我们竟遇见了刘作春、惠恩亭等几个同学。我们一直等到10月18号，才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接见，主席是乘敞篷车通过东西长安街，受阅红卫兵排列在长安街大道两侧。上午10点，当《东方红》乐曲响起，主席和他的车队从我们面前驰过。老人家站立车上，向我们招手致意，风，吹乱了他那花白的头发。立时，万岁声震天动地，红卫兵们都泪如雨下！我们学校的副校长董新贤，也参加这次接见，但他年迈体弱，当《东方红》乐曲响起时，他还坐在地上，等他爬起来时，主席的车已驰过，他只见了个背影，急得老头号陶大哭。被接见一次，匆匆几分钟，我们觉得不过瘾，决定再等一次。好在，食宿不花钱。到了11月3号，毛主席再次接见，这次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受阅队伍自东向西经过天安门。可惜，队伍太长，队伍走到天安门前又移动很慢，我们的队伍在尾部，还没等到天安门，天就快黑了，宣布接见结束。

虽然笫二次没见到主席，可我们也不能再在北京住下去了。算起来，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近一个月了，北京全城被我们逛了个遍儿。来时，我们只带了套秋衣，11月的北京，己经凉风飒飒，红叶遍地了。我和作春、恩亭决定南下，去毛主席们故乡韶山。

那时的火车上，挤满了串联的红卫兵。火车发车，到站，根本没个准时间。大约四五天后，我们总算到了长沙，然后去了韶山。参观完毛主席故居，了却了一桩心事，我们决定取道苏杭，上海，然后打道回府。沒想到，在去苏杭的路上，我们三人走散了。我只身一人在杭州、苏州、上海玩了几天，然后申请回大连。我被安排在一艘上海直达大连的货轮上，两天两宿抵达大连。当我走下甲板时，天空正飘着雪花，衣着单薄的我，冻得浑身直抖。我忍着饥寒，直接奔了火车站……

    将近两个月，走遍了小半个中国，回到家时，兜里还剩10元钱！

     这次旅行，够我回味一辈子！

66年67年冬春，随着革命的深入，我们的一些造反派同学“杀回老家闹革命”。他们回农村组织贫下中农造反，公社领导班子靠边站了，大队干部被罢官了，地富反坏右也被反复批斗。在安波公社，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安波大队有个光棍汉，出身贫农，但好吃懒做，穷得叮当响，家里脏得都下不去脚。可我们初三的一个女同学，为了表达对贫下中农的忠心，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比她大十几岁的懒汉……

67年，军宣队进驻了四中，在军宣队的干预下，学校的混乱局面稍有好转。以“毛主席红卫兵”为主导，成立了文娱宣传队，我们班级董静、张秀增等都是队员。宣传队排练样板戏、歌舞，有时还下乡演出。尽管宣传队没科班导演指导，有些节目也是有模有样。每次看他们演出，我最欣赏的是秀增的竹笛，在众多乐器中，高昂悠扬的笛声，大有鹤立鸡群之感。至今，当眼前映现他们演出画面时，那优美的笛声仍在耳畔縈绕……

 从文革开始，我们班一直有几个消遥派。革命当前，老这么消遥下去也不是个事，我们背地里商量了一下，决定成立个组织，掩人耳目。我们共8个人，起名就叫“八一战斗小组”。奇葩的是，我们在宣言中，公然宣布不接受新队员。我们占椐了校长室，并将行李也搬进去，吃住都在里面。我们这个组织，既不参加辩论，也不搞批斗走资派，只在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时，到外面刷几条大标语，其余时间，都是躲在屋内读书看报。有一天，我发现学校图书室有扇窗可以打开，便溜了进去，拣了一堆世界名著，用被单背回去。从此，我每天就埋在书堆里，读完了，送回去，再换一批。现在想想，我在文学上能有点建树，与四中的图书室不可分割……

时间转瞬即逝，转就到了68年的初夏，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浪潮席卷全国，很明显，我们这些农村知识青年也该回乡了。大学梦破灭，前途渺茫，我们心里的失落和沮丧不言而喻……一些有心计的同学开始考虑后路，有人在偷偷谈恋爱，有人在暗暗谈婚论嫁，最大胆的属杨洪声，他把女朋友约到双塔街与我们几个哥们见面。那天我们一见他女朋友，我们都被她的美貌惊呆了！

按理说，毕业在即，马上就要各奔东西，隐藏在心里的话该说出来了，你那个心仪的人儿，也该对他(她)表白了。可我们大多数同学却没这个勇气！一絲怯懦，良机尽失！一念之差，抱憾终生！

可怜，我们那流金的岁月！可悲，我们那流金的岁月！……

作者简介:沙仁昌，1946年农历8月29r日生，1968年毕业于新金四中，1980年毕业于大连师专。曾做过农民，教师，公社广播站编辑，《海燕》编辑，副主编，主编，社长，大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天女木兰》，长篇小说《天女峪恩仇》，《口袋里的美国》，纪实文学《写给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