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坏头头
平台特约作家专栏
文/安丽方
施南(恩施)不仅出好人、名人,偶尔也出坏人。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长期做坏事。
“坏头头”,这个词产生于“文革”时期,专指文革期间单位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所讲的这个坏头头,当时既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当权派,而是一个小男孩。
在文革期间,人们赋予了他这样一个绰号——“坏头头”。不过,他本人也正是出生于文革,被深深的打上了文革的烙印。
70年代初,我和第一批武汉知青一道进入恩施地区农机厂,骄傲地成为了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工人。厂门口巨幅标语:“抓革命、促生产,甩开膀子加油干。”时值文革中期,全国正在“批林、批孔、批周公”。在那个否定知识的年代,孔子这个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多数群众对被批判的“孔老二”和孔子对不上号。知道孔老二的”革命群众“,断定孔老二是一个没有驾照的司机,否则不会开倒车。
01
我刚进厂不久,一个中午时分,农机厂的下班警报器“呜——呜——”像火车发动时的汽笛声,我第一次听到警报声,吓了一大跳!以为哪里出了火灾之类的大事,又仿佛躲防空洞的警报声。伴随着泄气似的警报尾音,几百号下班的工人涌出铁栅子门,满脸满身黑煤灰的大炉工、翻砂工,除了两排白牙,黑得像非洲人。车工、钳工,如同刚从机器里钻出来一样的浑身油腻。青年工人敲打着饭盒冲锋在前。我一边脱下脏兮兮的袖套拍打身上的灰,一边夹杂在人群中走出铁门。离厂不远的大路上围着一堆细娃娃,下班职工经过那里也都不自觉地停下脚步围了上去。我也好奇地挤进人堆一看,原来被围在中间的是一个脸上、身上糊得花里胡哨,约五六岁的小男孩。小男孩一副调皮嘴脸,低着头,眼珠往上瞅,诡计多端的一双邪恶眼睛扫视着围观的人群。他两只手玩弄着一只恶心的癞蛤蟆。有人打赌怂恿他说:“坏头头,你不敢吃掉这只癞蛤蟆!”这孩子见有人围观,煽动,打赌、怂恿,于是人来疯大发。一抹鼻涕,在一片喝彩声中,真的将这只活癞蛤蟆塞进嘴里一半,癞蛤蟆的另一半身子和脚还在他嘴外拼命挣扎。不一会儿,他把自己弄吐了。围观者爆发出唏嘘声,喝彩声、哈哈大笑声。我不由一阵恶心。大家围着怂恿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取乐,是否有点儿无聊。
我这是第一次见识到这个孩子。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上树掏鸟窝,下河捉水蛇,飞砖打恶狗,爱捅马蜂窝。被众人称为“坏头头”的有名的小混混。近千人的大厂子,许多人相互间不一定都认识,唯有提起坏头头,没有人不认识的。
02
有一天中午,我夜班后白天在家休息。在门外的公共水管洗衣服。我两岁的女儿站在自家窗下玩一个布娃娃。突然,一块石头飞来擦着她的左眼而过,砸在我家玻璃上,留下拳头大的一个洞。差一点砸到我女儿的左眼。吓死我了!我朝飞来石的方向看去,发现球场上唯有坏头头一个人,而且手里还捏着一块石头,准备再砸出去。我气愤至极,赶紧呵斥制止,并跑到球场一把拉着他的衣袖,把他带到他爸爸面前。坏头头犟着头站在那里不动,他那惯有的表情——低着头,用一双邪恶的眼睛朝上瞅了我一眼,然后挣脱衣袖跑掉了。
我找到他家里时,坏头头已在我之前赶回了家,他正伸出脏兮兮的黑手在他爸爸端着的饼干盒里拿点心吃。他妈妈和奶奶催他去洗手后再吃。好在他们全家人都在。我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等着他们的反应。半饷后,万师傅疼爱地对孩子说:“个砍脑壳的(骂人的方言),还不把鼻涕揩干净!”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说过管教孩子的话。站在他家门口,我仿佛遭受了奇耻大辱。我告知他家长,是想让他教育这孩子,以防再次出现这种危险举动,至少也让孩子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没想到他父亲会这样对待孩子。我虽然很生气,毕竟他对孩子的宽容害了自己的孩子。
03
坏头头的父亲是农机厂的一个开大车的司机,五十多岁的时候又添了这么个幺儿子。自古有“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的说法。因此,对这个宝贝儿子溺爱有加,却忽视了严加管教。
物质短缺的年代,人们生活大都很困难,当时的司机可属少数富人,他们不缺煤、柴、米、面等主要生活物质,拥有着让人羡慕的地位,那地位不亚于现在的上市公司老总。
七十年代,不是所有单位都有车,恩施排在第一位的大型国营农机厂,也仅有两台大车。可见能掌握向盘的人,恐怕万分之一都不到。作为一个司机的幺儿子,有那样优越的条件,放任一把孩子,当父亲的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何况厂里其他工人的孩子也是都顺其自然地成长。
在一个抓阶级斗争的火热年代,谁还提倡读书呢。书读出来又有什么用?时下,农机厂一扫帚可扫一撮箕大学生,也没有谁得到重用,他们和普通工人没什么两样,不都是大炉工、翻砂工、钳工、机车工。谁愿意将子女培养成“臭老九呢”?何况工人们指望的是下一代能继续当工人,这就够了(谁也没有预见性,知道将来国营工厂要改制为私人企业)。
之后,我将这件事告诉隔壁人喊张胖子的(武汉知青)。张胖子出生于高干子弟家庭,据说小时候也算调皮孩子,经历过知青下乡的生活磨练,磨掉了纨绔子弟的坏脾气。他听完我的叙述后,不屑地一笑,说:“戚!你跟这号人讲什么理?先揍那臭小子一顿再说呗!”
“那怎么行?我作为大人不能打人家孩子呀!”
“对付这样的熊孩子就得打,他父亲不教训,让别人帮忙教训!“
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我心想。孩子不懂事,大人也不懂事吗?我虽然不赞成以这样的方式教训熊孩子,但发现有的人就是这样做的。坏头头常无事惹事,人家打球,他把人家脱下的衣服扔垃圾桶。他路过一个端着碗坐在小凳子上吃饭的细娃娃,顺手洒一把泥土在细娃娃的碗里,正好被细娃娃的妈妈转身看见,给了他一个耳光。
坏头头性格憨,好打架,常打人,也常被人打。奇怪的是这孩子能扛得住打,被打也不吭一声,像江湖黑老大。脸上或身上,总是带着青一块、紫一块地回家。家里人知道孩子调皮,在哪里自己摔倒,瘀青破皮是常有的事,自然不会追问。
自从那一次我女儿差点儿被他伤了左眼后,我无时不在担心还会有下一次。因为他家就在我们家的附近,我女儿随时有不可预测的危险。这让我每天提心吊胆。我们防他,就像小鸡防黄鼠狼一样,我嘱咐女儿的外婆,一定看牢我女儿,远离那只“黄鼠狼”。
直到坏头头上红江小学读书去了,我们才稍稍放了一口气。
04
当然,天底下哪一个做父亲的不想孩子学好,万师傅成天在外跑车忙,顾不上教育孩子。回家第一句话便是问孩子又到哪里去了,让孩子妈妈赶紧出去找回来。浑身糊得像皮蛋样的儿子,回来便闹嚷着向父亲要吃要喝。父亲的疼爱方法,便是在物质上尽量满足儿子。
父母对孩子的溺爱,一般分两种:一种是宠爱,娇惯。孩子被父母娇生惯养,长大后自理能力极差;另一种是放任,放纵。孩子想干什么让他干什么,是非不分地迁就孩子,任其发展,一昧地满足他非正常的要求。坏头头属于后者。
坏头头的母亲一个能干勤快的家庭主妇,一个万人羡慕的司机娘子。她总是忙不迭地盘点着司机丈夫从外面带回来的黑亮发光的上等块煤,像砖头样码放在家里,大米存放在米缸里,放久了怕长虫,听说米里放一个乌龟壳就不会被虫蛀。腊肉是熏过的可吃一年,雪白的猪板油看着都爱死人。一个心满意足守护着财富的司机娘子在物质短缺时期不愁温饱。作为司机娘子唯有一件事免不了操心:丈夫很晚还没有回家,一是担心他的安全;二是担心他在别的女人床上过夜。尤其路边饭馆的女老板喜欢主动勾引司机,客车司机给她们带人来消费,货车司机给她们带柴带煤。
在“宁可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物资困难年代,许多东西拿钱也买不到。一般人吃都吃不上,哪还有存货,除了司机家里。作为家庭主妇,她将主要精力放在经营这个富有殷实的家庭,她感到骄傲。至于儿子长大有没有出息,这个无知没文化的母亲想到的是所有财产将来都是儿子的,保他一生不愁吃穿,这就够了。
坏头头还拥有一个恶得出名的奶奶。这也是坏头头惹了祸别人不敢上门告状的原因之一。别看万奶奶白发苍苍一把年纪,谁惹了她,骂你三天三夜不打重台(不重复骂语)。厂里规定私人不能占用公家土地做菜园子。可万奶奶倚老卖老偏不信邪,将公共路段围起来据为私有菜地,种上丝瓜、番茄、辣椒等。
一天,万奶奶的菜秧被外来的鸡吃了几株,她气疯了,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这只鸡抓住,当着孙子的面,拿菜刀活活宰了鸡的两只腿,血淋淋地扔回菜地。口里骂道:“我让你啄,让你啄去!”
坏头头无不佩服奶奶的“英雄”。他幸灾乐祸地看着那只在地上痛苦挣扎的鸡,开心地大笑。
05
夏日的中午,正当烈日炙烤着大地,疲敝的机器声终于安静下来,工人们都躲在家里午睡。烈日将厂门口的废铁堆烤得散发出烘热的铁器味,知了齐声鸣叫的声音,像筛铁蛋子一样响彻一片。太阳明晃得让人睁不开眼睛。唯有这时忙碌的公共水管才有空闲,我只能抽这个空隙在路边水管洗衣服。此时,我厂门口的篮球场上只有坏头头一个人,大约是刚从家里的床上悄悄溜出来的吧,照例是在太阳暴晒下玩耍。哪怕外面没有其他孩子,他一个人也可以在外面玩沙垒石头,或一个人在厂门口、篮球场、废铁堆、煤渣堆这些地方转悠。身后若没有一群跟随他闹嚷的孩子时,他就像一只无趣的流浪狗,到处寻衅,想寻找某一个破坏目标获得满足。厂附近是农田、堰塘、牛圈,工厂周围也确实没有什可供孩子玩的地方。加上别的孩子家长叫不要和他玩儿,坏头头常无趣地捡石头砸猫,或把一只小狗逼到墙角踢得汪汪叫。厂门口大批判的宣传画像中的所有人像,都被他涂抹上眼镜和胡子。他偶尔也带着一帮孩子溜进批斗会场。一个冬天的中午,他走到路边的堰塘时,脚步停在了堰塘边的一颗大树下,他被那颗大树的一株伸向堰塘中的桠枝上的鸟窝吸引了。他骑上了那株树桠,慢慢小心地一点点爬向树梢,欲靠近鸟窝。树梢在他的重压下开始一颠一颠地上下晃动。这时,正好被从厂里出来的一个师傅看见,发现这孩子有落入堰塘的危险,连忙调转身去喊刚开车回厂还和他在厂门口打过招呼的万师傅。坏头头骑在树梢上瑟瑟发抖,往前爬危险,向后退一旦翻下来会掉入水中。堰塘水很深。万师傅赶到时,已经有许多围观的人,大家都束手无策地不知道怎么营救这孩子。也有讨厌这孩子的人觉得让他受一受罪,才知道什么是危险。这时,万师傅慌忙分开众人,叫大家“都别动,让我来!”他走到堰塘边的大树下,将两只手聚在嘴边当喇叭,小心谨慎地用轻柔委婉的声音喊:“和平,乖乖,下来,我给你买了好吃的东西,你小心骑着树干,手抓稳,身子慢慢往后退,听我的不怕,爸爸在你后面,没关系的,来,慢慢向后退……”待到坏头头退到安全范围内时,他爸爸一把将他从树上提下来,朝他屁股上一巴掌打去,“个砍脑壳死的,你找死呀!”万师傅脸都吓白了。第二次见识到这孩子,是在一个中午我们全家正吃饭时。突然,我们家的门被轰地一声踢开了。前呼后拥地一大帮孩子将坏头头涌在其中,坏头头赤着上身,吊着鼻涕,脖子上高高骑着一只黑狗,像大人给小孩子打马马肩儿一样的姿势,让狗坐在他的肩脖上,他两只手举着狗的两只前爪,得意地在我们面前挑衅。我丈夫喊他出去,他好像没长耳朵。我使眼色示意丈夫,别理他,越说,他会越得意,让他玩到无趣了自然会离开。果然,一会儿后,他感到这个戏再演下去没趣了。他一走,其他孩子像臭肉招来的蚊子也就一哄而散了。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打砸抢等派性斗争已经过去,现进入文革中期。农机厂除了上班,其他时间,晚上和周六日,都集中全厂在礼堂开批斗会,或分各车间开批斗会。有时,三更半夜地突然被叫醒,敲锣打鼓地到附近飞机大队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工,对于站在台下被批斗的“坏人”既不认识也不了解。曾误将一个名孙锡古的动力专家(苏修分子)评为先进,被领导批评“缺乏阶级这根玄“。厂里没有可供年轻人的任何娱乐,呆板的生活,加班加点的劳动,枯燥无聊的批斗会,令我们感到生活的厌倦与乏味。除了苦,实在无聊,无趣。冬天时间短,除了八个小时的睡觉,上班、开批斗会,无尽地循环。夏天,白天延长了许多,天热,加上各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和肚子的饥饿皆成为我们渴望下班前的煎熬。好不容易终于听到了“呜——呜——”下班的警报器响了,嘈杂疲惫的机器声顿时安静下来。调皮的男青工,仿佛听到了冲锋号角,他们手拿饭盒百米冲刺般地冲向食堂。食堂卖饭的四个窗口一下子排成了四条长龙,叮叮当当的敲碗声响成一片。只有这会儿大家的心情才稍有松弛,从灰暗枯燥的生活中寻找到一点点儿乐趣。这点儿乐趣来自厂里的两个人:一个是农机厂的门卫彭老汉儿,另一个就是出了名的坏头头。过去守门的称“门卫”,或“传达室”。也就是现在的保安。不同的是以前是由年纪老的承担。彭老汉儿是农机厂退休工人,退休后无去处,自愿留在厂里守传达室。青工刚进厂时都称呼他老师傅,知道他老没正经,满嘴无聊后,吊儿郎当的青工们干脆直呼“彭老汉儿”、“老东西”,“骚火老儿”。也不怪青工对这老头儿不尊,老头儿自己讨贱,越对他尊重他就越不自在,在他面前涎皮寡脸,他越发高兴,越发来劲。喜欢发人来疯。每天食堂上千人排队买饭,四个窗洞,买饭队伍排成了长龙。彭老汉作为门卫可优先打饭。这时,他一手端着堆尖饭菜的碗,一手护着摇摇欲坠的菜饭,敞开的衣襟口袋里各插着一瓶酒和一个茶杯,随着他的步伐两边晃荡。彭老汉儿洋洋自得地从纵横队伍中间招摇过市,沿途夹道有人开玩笑:彭老汉嬉皮笑脸骂人,青工吊儿郎当无老无少的撩惹,皆属玩笑中的乐趣。用彭老汉的话说:一天不日白,难得到天黑。彭老汉喜欢在年轻人面前吹牛,讲他年轻时的故事。他说,有一次,他乡下儿媳妇和儿子吵架,媳妇吊颈自杀,幸亏他给儿媳妇嘴对嘴做人工呼吸才救活。这故事正好成了年轻人拿他开玩笑的把柄。乐趣总在互骂中获取。这时,我们也凑合着笑。有人举报彭老汉儿腐蚀年轻人。要不是彭老汉出身成份好,早被定为教唆犯了。另一个就是坏头头的无知无畏。谈论起他憨头傻脑的所作所为,在那个荒诞不经的年代,没有人对孩子的无知表示同情,却居然谈论起来津津乐道。在那个无聊岁月里,年轻人不仅精神空虚,肚子也常常饥肠辘辘,也难怪,都是些二十郎当能吃饭的人。填不饱肚子,青年工人们把怨气发泄在厨房的几个师傅身上,无聊地给他们每一个人都取一个绰号,李和尚、陈胖子、杨胡子、向瘸子、陈杨光头。尤其对掌握勺子的向瘸子,他拿勺子的手总是吝啬地将已经舀到勺子的菜又抖了下去。有人便骂:“向瘸子,你手发鸡爪疯了么?”这些无聊的事,本不能算娱乐,却成了大家枯燥乏味生活中的唯一。当然,不是所有人在无聊岁月里将时间消磨殆尽,也有“世人皆睡我独醒”的极少数人,他们深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躲在阴沟角落里暗下功夫。
坏头头读小学三年级时,一天,厂里传出一个消息:坏头头因犯流氓,被红江小学开除。这消息传出后,引起厂里许多人议论。首先,消息是可靠的,学校公开宣布万和平(坏头头)因犯流氓,被红江小学除名,没有公开具体行为。
犯流氓?几乎多数人不相信,一个九岁多的小孩子,怎么可能犯流氓?说他在学校调皮捣蛋,那是有可能,对一个小学生,宣称“流氓”,这也太夸张了吧,而且听上去好笑。家长万师傅当然是更不服气,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他能耍什么流氓!于是,听说家长找去学校。最后双方是怎么交涉的谁也不知道,反正坏头头休学不久,又继续上学了。
大约一年后,厂里又传出一件骇人听闻的消息。那是一个夏天,厂里一老师傅上班前将一床凉席挂外面绳子上晾晒,到下午下班后去收,发现不见了。到处问也没人知道。“奇了怪了!一床破凉席谁拿去有什么用?”。他想,是否被风刮走了?于是,沿着下坡通往厕所的路找去,走到厕所的化粪池口,发现那床凉席被铺在地下,凉席上,坏头头一动不动地,像猫捕鼠样的姿势匍伏着,眼睛聚精会神地盯着一个地方。老师傅不明白他那是在看什么,于是轻脚轻手走到坏头头身后,也伏下身朝坏头头看的方向望去。哦——他终于明白了!原来坏头头趴在化粪池口,正好偷看女厕所解手。老师傅大吼一声,“小流氓!”坏头头被吓跑了。消息迅速传遍全厂。坏头头自己用事实证明了之前的红江小学并没有小题大做,诬陷一个孩子。
1979年后,我调离农机厂,去图书馆工作了。之后基本与农机厂没什么联系。07
1983年,也就是我国实行“严打”的那一年,我从北京回来。一天,在街上偶遇原来农机厂的一个同事,我们两聊起,某某考上了大学的研究生,某某文革解冻后被用人单位作为人才调走,某某平反后回到原先的科研单位,等等。这几个人,正是我前面曾提到过的那些躲在阴沟角落里暗自用功的家伙。
末了,我们聊起印象深刻的坏头头。他说,难道你还不知道?“严打”时他已经被枪毙了。我露出惊奇的眼神问;“他犯的什么罪判得这么重呀?“ “流氓轮奸,致人死命,之后抛尸大龙潭……极其残忍!”我半饷不知道说什么,因为坏头头在我的记忆里依旧是那个调皮捣蛋,脸上总是脏兮兮的,黑瘦瘦的,用邪恶的眼光瞅人的六岁小男孩。他童年时恶作剧的一举一动,像电影画面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无法将他与流氓杀人犯联系在一起。我说:“这也是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另一面也值得我们思考:假若他的父母早管教,假若学校老师早教育,假若社会不良风气不至于对他造成影响。他也许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