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柏龙驹，曾用名柏木。祖籍安徽巢县，1933年2月生于芜湖市。抗战时期，于1938年随父母逃难至湖南，在湘西渡过了八年。抗战胜利后回到芜湖。1946年下半年入芜湖萃文中学读初一下，以后转学至县中和高商。194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芜湖文工团、皖南文工团、治淮文工团、安徽省文化局工作。1969年11月下放至安徽省五七干校。1978年10月回到合肥，调安徽省文联工作，先后担任《安徽戏剧》、《戏剧界》杂志负责人，安徽省文联秘书长，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兼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1995年5月离休。

       我是1955年9月在芜湖出生，四个月后就随父母、祖父母迁至合肥。从我上幼儿园起，父母工作繁忙，生活上奶奶爷爷照顾多一些。我上小学前期，父亲在安徽省文化局是个大忙人和笔杆子，出差特别多，有时几个月不回家，在家里也是整天笔耕不辍，经常熬夜到天亮。我上小学后期和中学时，又见父亲受到不公正待遇，住“牛棚”，挨批斗，被发配到省五七干校劳动。所以小时候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真是不太多。但是父亲对我的教育记忆深刻，父亲独特的性格和作风对我的影响也是难以忘却的。很多人都说我像父亲，讲话的神态和走路的姿势都非常相像。但我觉得我和父亲的性格和脾气完全没有一点相似之处，父亲性格坚毅，而我性格懦弱；父亲脾气暴躁，而我脾气温和；父亲的书法龙飞凤舞，而我的字惨不忍睹；父亲做事雷厉风行，说一不二，而我总是走一步看一步，三思而后行。实际上，父亲的优点恰恰是我的缺点，父亲的不足很有可能是我的长处。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和父亲的差距有多大，但没有办法，我永远达不到父亲的品质和境界，永远学不会父亲的本事和才干。我就是我自己。

（年轻时的父亲）

（父亲和童年的我）

（1958年陪同梅兰芳视察安徽，后排左二是父亲）

父亲抱着我看毛主席

       1958年9月，毛泽东主席来安徽视察。9月19日在合肥长江路上与20万人民群众近距离接触，这是安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当时3周岁，自然不记事。听父亲说他抱着我来到了长江路，让我骑在他的肩上，挥舞着小手，向伟大领袖欢呼。当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9月19日下午2时，毛主席在合肥视察完后要乘火车离开，本来坐车到火车站即可，然而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建议毛主席坐敞篷汽车从稻香楼沿金寨路再经长江路缓缓驶向火车站，在长江路（时称“安徽第一路”）上安排20万人民群众夹道欢送。据说中央担心安全问题，曾拒绝此方案实施，但是曾希圣还是坚持这样做。在他的部署和亲自陪同下，长长的车队在长江路上缓缓而行，毛主席站在敞篷汽车上向合肥20万群众挥手致意，20万群众眼含热泪挥手欢呼。后来考证，毛主席到各省地方视察有如此众多的人民群众夹道欢呼仅此一例。我当时就是长江路人山人海中那20万分之一，虽然我没有一点点印象和感受，但是很早看了安徽省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毛主席视察安徽》黑白纪录片，我能感觉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和场合。在那个年代，以至于后来的“文革”时期，大多数中国人都会那样做，都会那样热情，只不过我在3岁就热情了一回。我上学后，父亲提起这件事，我确实感到非常自豪和荣幸，经常在同学面前吹嘘自己见过毛主席。“文革”初期有些同学跑到北京串联，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毛主席，回来激动万分、得意洋洋，我立刻奚落他们：“这有什么，我3岁就见到毛主席了，你们哪个有我见得早。”现在想想十分天真。但不管怎样，父亲让我3岁就投入到社会中去，让我3岁就在20万人群的欢呼声中见了世面。尽管我当时不懂事，但这是一段抹不去的真实历史。

（1958年9月19日毛主席视察安徽在合肥长江路上接见20万群众）

父亲教育我要勇敢胆大

       很小的时候，父亲对我常说的一句话不是“好好学习”，而是“做一个勇敢的孩子”，父亲希望我胆大心细、勇担风险、自强不息，在任何情况下不惧怕困难。记得父亲夏天带我到省体育场游泳馆游泳，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泳池水浪中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使不会游，也要在水里折腾，没有人帮助你。父亲的独特教学方法使我喝够了水，吃尽了苦头。然而，父亲用游泳的过程阐明了“勇敢”的道理，使我不仅学会了游泳，而且也体会和享受到了“勇敢”的含义，懂得了人生拼搏中需要勇气和胆略。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忆深刻，上小学那时我们住在文化局大院，家里房子虽然不小，但没有卫生间，上厕所都要下楼跑上一段路，非常不方便。白天上厕所还好，可是到了晚上就有点毛骨悚然了，因为公共厕所电灯光线微弱，碰上灯泡坏了就是漆黑一团，有时里面有个人也怕是坏人。开始我都叫奶奶陪我上厕所，她在外面等我，时不时我还叫她几声怕她跑了。后来父亲知道了，坚决反对有人陪我上厕所，美其名曰：“你是个勇敢的孩子，勇敢的孩子就应该一个人去。”就这样晚上我只能一个人上厕所，当我一人蹲在暗淡的厕所里，胆颤心惊不可言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父亲“不通人性”的“专制”下，我慢慢适应了夜晚上厕所，我也不知不觉感到胆子变大了。很多年过去了，我感到这件事父亲就是让我练胆子，让我明白勇敢才能有出息的简单道理。

（父亲母亲和一周岁的我）

父亲教育我要好强争胜

       小时候父亲对我是特别喜欢的，不仅仅因为我是长子，是合肥、芜湖两地柏家第一个孙子，关键还因为我天生聪明伶俐，所以父亲在众多场合有那么一点扬眉吐气的感觉。父亲爱面子、好强争胜的性格对我教益深切。记得上小学前夕，一次父亲带我到省博物馆看展览，和许多同事在一起，看完出来后，由于天气炎热，我吵着要买冰棍吃。这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冰棍也就是三分钱一支，但是父亲那天身上没有带一分钱，自然无法给我买，然而我不依不饶，偏要吃冰棍，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的同事都要掏钱给我买。父亲由此脾气爆发，在众目睽睽下将我狠狠揍了一顿，那一顿打使我嚎啕，使我伤心，使我至今都记得那“悲惨”的场景。随着后来慢慢懂事，我体会到父亲当时有失面子的尴尬心情——是啊，自己身上没钱，儿子却非要买冰棍，同事还要帮助，岂不是大失大丈夫之气概。现在想想，父亲的拳头打得对，打得是时候，透过他的拳头让我在感受到父亲好强爱面子的真实情感的同时，也学到了做人的基本法则。

   （父亲母亲和两岁半的我）

        我还记得，在我上小学的第一天，父亲领着我到学校报到，我清楚记着他对班主任张志高老师说：“我的孩子要严厉管教，有什么缺点要及时和我们沟通，但不能让他在班上落后。”在父亲的热切期望下，我开始了小学生活，开始我是决心做个不落后的孩子，后来我决心做个好强争胜的少先队员。小学7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一年级到三年级我的语文和数学（当时只有这两门课）所有期中期末考试成绩都是100分，可以肯定没有得过99分。另外，许多课外兴趣小组，如航模小组、读报小组、文艺宣传队，我都是骨干。我干什么事情都喜欢冲在最前面，就连学校开运动会，我若赛跑跑不过人家就和人家打架，回到家里气得不吃饭。其实那时我学习好并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理想，也没有想过将来长大了干什么，就是觉得学习不好，别人看不起，面子上过不去，就是觉得学习不好回到家里没法向家人交待。那时父亲工作忙经常不在家，几乎对我不管不问，我完全是凭自觉的信念，凭好胜的勇气在学习。当我每次将考试答卷送到他面前时，他都会露出满意的笑容。学习上的好强争胜从小学延续到了中学和大学，也一直延续到了工作岗位。

（父亲（左）和赖少其）

父亲教育我要扩大知识面

       小时候父亲会经常抽出时间带我去看戏看电影，带我去博物馆看展览。他认为学习固然重要，但扩大知识面、多见世面更重要。那时没有电视，娱乐活动也很少，看戏看电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由于在文艺界有近水楼台的便利，我自然也就看的比较多。说实话，从很多戏剧和电影中学习到了课本以外的知识。尤其是从小就知道话剧、京剧、越剧、黄梅戏、庐剧、徽剧的区别和朦胧知识，从许多戏剧中学到历史文化知识，如京剧中的三国故事很多，我都是先看了戏再去找连环画看。看了徽剧《三打白骨精》，我被孙悟空的天大本事深深吸引，就喜欢模仿孙悟空表演猴戏，后来表演有点名气了，亲朋好友随时随地都要我学一段和演一段猴戏，孙悟空演的活灵活现，搞得我很小就得了一个“柏猴子”的外号，真是有苦难言。

        （父亲、母亲、我和大弟弟）

        那时家里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我经常跟爷爷抢着收听，我特别喜欢听《小喇叭广播》。父亲鼓励我多看课外书籍，小学阶段基本以小人书为主，中学时期就看古典文学和中外名著。记得父亲给我订了《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民间文学》等杂志，很早就给我买了全套《十万个为什么》，我都特别喜欢看，在学习的空余时间我都通篇过目，尤其是《民间文学》里的每一个民间故事，我都看得很认真，经常讲给同学听。民间故事中的真善美和许多做人的美德对我的人生道路有着极大的帮助。在《十万个为什么》影响下，我从小对什么都感兴趣，增长了不少科学文化知识。父亲鼓励我参加小学航模小组，记得一次飞机模型表演比赛中，父亲在百忙中抽空来学校观看，尽管我没有得到任何名次，但是父亲还是表扬了我。另外在父亲常年写作的潜移默化影响下，我也养成了读报记笔记写日记的习惯。《合肥晚报》是天天必看，那时还有一个《安徽文化报》，父亲经常在上面刊登杂文和文章，我都是篇篇通读，虽然有些文章似懂非懂，不解其意，但是父亲的文风文笔慢慢熟悉，后来我工作以后写作的文风文笔确实和父亲有点相似。

（父亲（左）和鲁彦周）

父亲教育我要保持好心态

       父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事实，因为我从小一直认为父亲是个好人，好人怎么能在瞬间变成“坏人”呢？在那个是非颠倒、无法无天的年代，也正是我处在朦胧迷惑的年代。十二三岁的孩子正在渴望了解这个世界，正在热切探索这个社会，传统正面的教育使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我用这个模式去观察、去解释“文革”中的所见所闻，就产生了许多疑惑和谜团，尤其是联系到自己的家庭，联系到了自己的亲人，更是感到惊恐和痛苦，有时甚至是绝望。当时我住的大院里省文化局副局长江枫和省黄梅剧团著名演员严凤英的自杀身亡对我有震撼性的冲击，因为这两个人经常到我家做客，一个是我父亲的领导，一个是我母亲的同行，他们对我也是和蔼可亲，我常常呼唤“江伯伯”“严阿姨”。江伯伯经常晚上到我家和我父亲闲聊到深夜，他们的工作热情十分高涨。我也经常到严阿姨家玩（我家和严凤英家住一个宿舍楼），她总是对我问寒问暖，拿好吃的给我吃。我始终认为他们是大好人。这么好的两个人怎么会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民呢？虽然后来他们都平反昭雪了，但说心里话，当时我真以为他们变成“坏人”了。我清楚地记得1978年8月21日，严凤英骨灰安放仪式在黄梅剧院礼堂举行，仪式隆重严肃，场面催人泪下。我父亲参与了筹备和布置工作，并起草了悼词和撰写了新闻稿件，在9月1日《安徽日报》上刊登。当时我父亲忙里忙外，协调各方，在拨乱反正的急流中破浪前行。

（1978年父亲在安徽日报写的严凤英骨灰安放仪式新闻报道）

       在那个不可思议的年代，突然有一天，父亲被宣布为反对江青的“现行反革命”、“混进革命队伍的小爬虫”，紧接着爷爷和奶奶同时被抓进“牛棚”，我完全在迷茫中崩溃了，百思不得其解：天天和我朝夕相处的最亲的亲人也变成“坏人”了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那个年代能弄清楚吗？我那时有很多晚上一个人在被窝里哭，而且是很伤心地哭。因为我很清楚地记得父亲、爷爷和奶奶他们在“牛棚”里那种木然的表情，这种没有表情的表情让我非常难受。我对父亲的表情尤其记忆深刻，在很平淡的表情中可能有愤怒和痛苦。然而我能感受到的，是他的忍让和好心态。听说一次他被带到省艺校去开批斗会，站在台上挂着牌子两个多小时，一个造反派冲上台打了他一个耳光，就这样他仍然毫无表情，不说一句话。他当时不生气吗？他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有时我很纳闷：父亲脾气并不好，经常发火动怒，怎么偏偏在受到如此羞辱和打击下，变得无动于衷、心平气和呢？我想还是他的忍让和好心态在支撑着他。

（父亲在五七干校）

       （父亲在五七干校）

       后来我父亲被关进合肥西郊大蜀山附近的农机校（当时省直文艺界“坏人”全体集中劳动和关押的地方），我去看过他几次，带一点香烟和饼干给他。记得有一次去看他，他对我说：“以后别带香烟了，都给没收了。爸爸的事不关你的事，你要好好学习，照顾好弟弟，该做什么事还做什么事，不要受任何影响，爸爸不会有事的，爸爸也不可能有什么事的。”看得出父亲在忍让中努力摆出一种常态，这是一种镇定的状态、一种平和的心态。虽然当时我无法理解，也不懂得理解，但是从父亲的眼神中，从他不多的话语中，我看到了一点点希望，看到了殷切的期望，那就是努力学习，掌握本领，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踏踏实实走路，不给我们柏家丢脸。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在认真做人，稳健走路，虽然没有惊天动地，但也对得起良心，颇有收获。少时父亲对我的直接教诲并不多，但他的言行深刻地影响着我，特别是在那残酷昏暗的岁月，他那颗忍让平常心，他那种良好心态对我的影响真是刻骨铭心。我真切地感受到“退让一步天地宽，良好心态是福气”是那样的有道理。

       我父亲现在离休在家颐养天年、安度晚年，和我母亲一起享受四代同堂的天伦之乐。虽然有时身体不太好，受到一些病痛的折磨，但是他仍然坚强自若，笑对人生。他坚持每天看报纸，看电视新闻联播，现在又学会了手机微信，常常在我们家庭群里发表意见。他始终如一关心着国内外大事，关心着社会发展的前程，有时和我们讨论着大事，畅叙着未来。

        我少时对父亲的记忆犹新，很多往事历历在目，深刻铭记于心，铭记永远！

                        柏林 作于2017年10月

（父亲和母亲在皖南西递）

              （父亲和他的重孙子）

        后记：2021年3月23日14时23分父亲驾鹤西去，享年88岁。我们全家感到万分悲痛。父亲走的平静，走的安详。愿父亲在天堂没有病痛，一路走好！我永远怀念亲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