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算》开播话谍战（之三）

  ——隐蔽战线后代恳谈会

与会发言者：罗援、熊蕾、吴持生、钱泓、张僧宝、阎颐兰。

书面发言者：孔丹、谢鹏、冯卫君、李凯城 。

六、信仰不灭，是隐蔽战线英雄的卓越品质

阎颐兰（我党隐蔽战线无名英雄阎又文之女）：

对于我父亲的情况，我其实跟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了解不多，甚至很多情况是完全不了解，而且时间长达几十年，包括解放后的几十年时间。

非常有幸在1993年的时候，当年和我父亲单线联络的王玉同志跟我们联系上了，又进而和罗青长部长见了面，罗部长和王玉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很多我父亲的有关情况。

父亲生前生后的几十年当中，我们一直不清楚他整个的政治历史情况，原因到后来我们才知道。由于党和国家在某方面的特殊需要，解放前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他们的政治历史情况在解放以后依然需要保密，而且是长期保密。

由于不了解，所以在很多方面会产生很多的误解，这就是隐蔽战线的特殊性、复杂性。我父亲的这种“说不清楚”和“不了解”，后来我们通过知晓很多情况以后，才知道原因是一些同志了解他的这一部分情况，一些同志了解他的那一部分情况，却对他的政治历史没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比如说因为解放初期的时候，他是随着傅作义将军起义，以这样一个身份对外的，包括他在填写履历表的时候，何年何月参加革命这一栏里，永远填的是1949年随傅作义起义而参加革命。

他1934年至1937年从事革命活动这一段历史就不能讲。

这段时间，徐斌正是当时我父亲参加革命活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对我父亲这一段的历史是了解的，但是他对我父亲后来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解放后他们在北平见面，我父亲不能跟他多说什么，他也不方便直接问我父亲什么。

其实在徐的脑子里是有问号的：之前是共产党的人，后来怎么又成了国民党的军官，然后又是起义的，他脑子里有很多问号。

这样就导致包括一些高层的领导同志在内，对我父亲的情况一是不了解，二是很容易产生误解。

所以，我们也特别感动罗青长部长写的那篇《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的文章，不仅对我父亲的一生有了一个交待，也让我们终于可以不再蒙冤。他在文中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诗：“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我们现在的子女有的时候想不通，觉得太委屈了，实际上不委屈，父辈的信仰信念就体现在这里，他没有别的私心杂念。

所以我觉得最崇拜父辈的一点，就是他们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他们从干革命的第一天开始就带着牺牲精神，即便随时有被杀头的危险，却从来不求名不求利。

我再谈一点，相比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们而言，特别是对于隐蔽战线的这些同志，他们在信仰方面的考验其实是更严峻或者更复杂。

◆1949年2月阎又文（右一）陪同傅作义（右三）去西柏坡，受到周恩来（左三）接见。

比如说我父亲，由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一些党组织紧急撤离，包括他的联系人，因形势危急，走的时候没有来得及留下今后的联络方式，就断线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考验人的，尤其是身处在敌人的阵营当中，跟组织又断了线，得不到任何指示。

据一些同志后来讲他们当时也很迷茫，很苦闷，不知道该怎么开展斗争。因为得不到组织的指示，也有很多同志撤离了。但是我父亲一直坚持了下来，这个坚持后来实践证明非常有意义，因为直接关系到北平的和平解放等等。

当时能坚持下来，或者做出这样一个决定，都是非常不容易的，真正考验人的信仰、人的追求和精神。

所以，后来罗青长部长说过一句话，在这段时间里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这些人员，依然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发挥作用，进行活动，开展工作。

这个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咱们现在经常讲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听起来很普通的话，但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能够做到这点，应该是很高的评价。

“你决定留下来”这样一个“决定”本身就是很考验人的，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是一种什么后果，党组织会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自己的同志，一些领导会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所有可能对自己产生不利的后果都要由自己来承担。

所以我觉得他们怀着“一切从党最需要的情况出发来做决定”的这种自觉、这种担当，是极其特殊的担当、特殊的自觉，这是真正对信仰的考验。

七、隐蔽战线是无名英雄书写的无名历史

孔丹（原中央调查部第二任部长孔原之子）：

中国的隐蔽战线或者情报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国家安全部出版的《无名的丰碑》尽管对这个历史做了比较简要的描述，但是，其在这个领域的表述之中具有特定的权威性。其中列举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几十位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同时，还列举了在隐蔽战线上斗争、奋斗的英烈、前辈们。这是一个在宣传、报道隐蔽战线时可以作为凭据，作为史料来使用的文献。

隐蔽战线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都是整个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武装斗争是党的中心工作。隐蔽战线非常有效地配合了我们的武装斗争，为革命的胜利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与改革时期，隐蔽战线的组织结构、工作方式、斗争经验至今未有形成像公开战线那样系统、全面、清晰的总结。这不是党史、军史、革命史研究方面的疏忽，而是由隐蔽战线自身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特别是隐蔽战线的历史本身又相对复杂，很难做有权威性的阐发。我父亲孔原从未说过他在中央调查部工作的情况。这是隐蔽战线的特点，也是纪律要求。

现在《炎黄春秋》杂志社从我们后代的角度来缅怀和回顾过去的历史，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再到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国家建设各个时期，我们父辈从事的工作不像军事战线的很多人的工作可以那样公开地描述。

1984年在组建国家安全部的时候，我父亲也是组建成员。从我父亲的个人经历来做一个考察，算是厘清他和隐蔽战线的工作关系。

他1924年入团，1925年入党，1931年至1933年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组织部部长。他长期从事白区工作，还到过苏联两次。

1939年从苏联回到延安，1939年4月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是康生，李克农是副部长。不久又就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副主席，实际就是负责情报工作，兼任中央社会部二部（情报部）部长，主管国统区和敌占区侦查情报。除了以前在白区的工作，这可能是在他隐蔽战线情报工作渊源的开始。

1940年夏天，孔原调到南方局任组织部部长，周恩来是南方局书记，董必武是宣传部部长。同时担任西南工委书记，秘密筹建西南工委。

在反共高潮中又转回红岩，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组织部部长。当时地下工作的要求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隐蔽精干、反对急躁暴露。

白区地下工作包括情报工作，或者说隐蔽战线的工作是中共白区工作的重要构成，获取信息情报，对敌秘密斗争。

为了贯彻地下工作要求方针，周恩来同志提出“三勤三化”：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我父亲协助周恩来同志制定和推动“三勤三化”工作。

1943年，他从南方局回到延安，奔赴东北，服从战略安排，到沈阳担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负责情报工作。

在建国以前，又几度担任中共隐蔽战线的领导职务。他曾经说：要做什么像什么，注重身份的掩护和隐蔽。隐蔽战线是一个系统的构成。根据工作需要，你身份如果是个医生就得做个名副其实的好医生才行。

他建国后第一任职务是海关总署署长，后来做外贸部副部长。隐蔽战线的工作从革命时期转到建设时期进行了调整，情报工作要服从于整个国家的建设。

为此，党中央在1955年成立了中央调查部，从而使党中央的机构成为五个部，即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联络部、调查部。李克农同志兼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副总参谋长和军委情报部部长，一身多任。

我父亲于1957年调到中共中央调查部担任副部长。因李克农同志身体原因，1957年到1966年就由他执掌中央调查部的工作。

1958年，中共八届二次代表大会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还曾是六大的候补委员。在建国以后到文革之前，特别是1957年至1962年，他负责中央调查部领导工作，1962年至1966年，担任部长。如果不是因为文革，这个工作经历还会延续下去。

八、情报工作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谢鹏（原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之子，谢士炎烈士遗孤）：

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这个充满血雨腥风的激烈战场上，也充满着敌我之间斗智斗勇的残酷较量。我们的情工人员是革命战士，是共产党员，是一个英雄群体，不是行侠仗义、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或什么侠骨柔肠的绿林好汉。

长久以来，情报工作给大众的普遍印象是具有强烈的神秘性，这一方面是受到国内外谍战大片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如今的影视作品、小说、戏剧甚至传记文学、回忆录中，处处充斥着对我们中共情报工作的不实描述。

这些描述的最大特点就是热衷于表现情节的曲折和戏剧的冲突，为了增加所谓的可读性、甚至是商业性，迎合一些读者或者观众的欣赏口味，将党的情报工作歪曲成为惊险刺激的传奇故事或者是风花雪月的浪漫生活，极大地扭曲了中共情报工作和情工人员的形象。

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党的情报工作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也极大地伤害了我们这些西苑子弟的感情。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其它国家的谍报片、谍报工作不都这样吗？中共的情报工作就比别国特殊？我们可以回答他们的是：别国的事情我们不管，但中共的情报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而展开的。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我们党的中心工作的指导，任何所谓的情报工作，所谓的谍战都无从谈起，也绝不会取得任何成就。

换句话来说，这就是中共情报工作不同于其它国家甚至其它党派的显著特点，也是我们绝对不可逾越的底线。

况且情报工作也并非总是充满着神秘感，实际上每份情报从收集到传递，到分析研究、整理上报，最后采用的这一完整的过程，无不贯穿着严谨、慎密、认真、细致的作风，贯穿着情报工作者们对党、对人民、对战友高度负责的精神。

这里我尤其要提到交通工作即情报传递工作。大家都知道当时我们的通讯条件并不好，甚至说很差，大量的情报只能靠交通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传递，有时甚至是徒步传递。

还有就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一些人员还大多是目不识丁的普通农家子弟，这一部分人多年来更是一直默默无闻，其经历似乎也并无精彩可言。可正是这些最普通的、最基层的无名英雄，为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运输物资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作出了世人难以想象的贡献。

中共早期的大量情报工作，正是在这些普通人的努力下展开的，而这些人的事迹在我们的文艺作品或传记作品中却少有触及。

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现在的文艺作品对中共情报工作的反映存在着大量的歪曲事实的情况。

例如在一些以抗战为背景的谍战剧中，导演对军统特务那些暗杀、窃密、施美人计的种种手法津津乐道，大写特写，而对中共的对敌斗争，却吝惜笔墨，书之甚少，甚至将中共的情报人员矮化为军统特务的附庸，以致不着边际地将中共的对敌情报说成是从军统那里窃取来的，这种拙劣的编造简直是太离谱了。

中共的情报工作从来都是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展开的。在抗战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对敌斗争，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因此我们的情报工作也不可能脱离这个中心。

事实上，当时中共的情报机关不仅不遗余力地开展了对敌斗争，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些不争的事实一再地说明，我们的情报工作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因此，能够在我们的情报工作队伍里战斗到底的，都是我们党最忠诚可靠的战士。

九、中共中央情报部直属的最大情报机构—大连情报处

冯卫君（原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冯铉之子）：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情报部在大连成立了它的直属情报机构—大连情报处，办公地点设在大连市松山町。

大连情报处的建立、发展和结束与东北解放战争共始终。

直到1949年5月，它完成了在大连的历史使命，整体迁移到刚刚解放的天津市，转制后，成为军委联络部天津局。

大连情报处成立以后，东北解放战争的形势快速发展，英勇的东北野战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东北亚的国际局势也同时在发生重大变化。随着一系列形势的发展，大连情报处的业务范围和队伍也都急速扩大。

据统计，1947年至1950年间，在大连情报处机关工作过的人员有199人，派出的情工人员有426人，另有企业人员118人。当时，大连情报处情工人员的派遣地区十分广泛，包括沈阳、锦州、平泉、鞍山、天津、抚顺、青岛、北京、上海、香港、台湾以及国外的一些重要国家。大连情报处那时还拥有自己的贸易公司—华孚公司。

大连情报处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作出过许多重要贡献。它策动了国民党营口驻军王家善的暂编五十八师起义活动；获取了大量国民党剿总的战略和战役情报，比如“长春突围计划”“傅作义援锦州由葫芦岛登陆计划”“廖耀湘兵团支援锦州、打通北宁线，向华北撤出主力的行动计划”等等，这些关键情报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作战乃至全国的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大连情报处还是我党建立国际情报系统的先驱。除了在内部有自己的情报分析队伍，还建立了国外情报站，针对我国北、东、南各个方向派出了情报干部，为我党情报组织调查研究国外情报打下了良好基础。

虽然大连情报处仅存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但它是东北情报工作的突出代表，在我党情报事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隐蔽战线直属的最大的情报机构。

解放战争的胜利，距今已过去了70年，但东北情报战线，包括大连情报处全体人员表现出的那种无限忠诚党的情报事业的高尚品德，那种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精神，以及智慧超群的斗争艺术，仍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

我们后人应当继承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各条战线作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前人的新的贡献。

我的父亲冯铉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在隐蔽战线工作长达四十年。

当年，国共谈判破裂后，他于1946年7月离开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奉命赶赴东北前线。先是前往哈尔滨，后于1947年3月前往大连，以东北社会部副部长兼大连情报处处长的身份组建并领导了大连情报处。1950年10月，他卸任军委联络部天津局局长。

十、永远的秘密

李凯城（原中央调查部第一任部长李克农之孙）：

爷爷李克农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曾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做保卫党中央的大警卫员，二是做党的统一战线的尖兵。

其实，他还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从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当卧底开始，直到担任中央情报工作委员会书记。可以说，中国革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都有爷爷的身影。

按理说传奇人物应该有许多故事、许多秘密。但由于性质特殊，爷爷从来不对家人谈论工作上的事情。我父亲姐弟五人，都是从小参加革命，懂得党的规矩，不该问的也从来不打听。

所以，家人只知道爷爷的工作很重要，但他具体忙些什么，有哪些成绩，基本上是一无所知。

举个例子。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爷爷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奶奶带着大伯和三叔“坐机关”。

1931年4月24日，党中央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幸亏被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同志获知，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到上海，通知了爷爷。

爷爷深知情况危急，刻不容缓，立即出门向中央报警，通知战友们转移，以致顾不上与家人打招呼。

27日一早，奶奶像往常一样带着大伯和三叔外出买菜，一个好心的邻居跑来说，国民党军警把你家包围了，快跑吧。奶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也不知该向谁求助，只得带着两个孩子在街头流浪，晚上就睡在菜市场的石桌上。

直到一周后，八岁的大伯在街上认出了曾经和爷爷一起工作过的宫乔岩伯伯，这才摆脱了困境。按说，大伯与三叔也算当事人，但他们一直不清楚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1962年爷爷去世。丧事办完后，有关部门请全家吃饭。

在饭桌上，一位领导对父亲他们说，大革命失败后，李克农和钱壮飞、胡底一起，对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周恩来总理特别加上的，并讲了顾顺章事件的大体经过，大伯和三叔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曾经卷入过一个有可能改变中共党史的重大事件。

爷爷虽然对家人守口如瓶，却一直念念不忘出生入死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的战友。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最想做的，就是总结党的隐蔽战线的经验教训，宣传这条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照顾那些为党的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同志、朋友及他们的家人。

 李克农与彭德怀

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转，爷爷的身体非常不好，1957年秋，突然晕倒在台阶上，头部受到重创，昏迷了十几天，苏醒后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失忆状态。

经过治疗，爷爷的身体稍有恢复，立刻就给当时分管中央调查部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和杨尚昆同志写信，要求减少自己的一线工作，以便集中精力做好隐蔽战线斗争经验的总结，抓紧时间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产。

得到中央批准后，他不顾病体还未康复，马上动身前往上海，开始收集和整理有关中央特科的资料。

在上海期间，他还专门到李白烈士墓进行吊唁，并指示有关部门，以李白为人物原型创作一部电影，也就是后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永不消失的电波》。

1962年初，爷爷带病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明显感到体力不支，有不好的预感。2月9日上午，他约杨成武同志到驻地谈工作，杨成武同志发现他的状态很不好，劝他入院治疗，爷爷没有答应。

杨成武同志直接报告了周总理。下午，总理派邓颖超同志赶到驻地，将爷爷直接送到北京医院。入院几个小时后，爷爷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爷爷走了，他究竟带走了多少故事、多少秘密，已成为永远的秘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大憾事。但这也正是隐蔽战线工作的特点。

曾经战斗在这条战线的前辈们，为党的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可生前大都默默无闻，身后仍然无声无息，他们为共和国留下的，是一座座无名的丰碑。

作者：罗援

著名的军事专家，少将军衔。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自称为：鹰胆鸽魂，（出版同名著作）是“理性的鹰派”。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国际军事分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主要著作有：主编或与人合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军事预测学》、《国际战略论》、《战略学》、《战略评估》、《伊拉克战争点评》等。

诵读：李同生

有着27年的军旅生涯，现任山西省朗诵艺术协会副会长、秘书长，朗诵发烧友。崇尚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作品，求德思诚。其朗诵沉静舒展，情感浓重，心随诗意，自然流畅，时而高亢激烈，时而娓娓道来，塑造真切的画面感，用心与听众交流。他坚信朗诵艺术可以让诗飞翔，让灵魂闪光。

臧鹏飞，青年录音师，毕业于山西省戏剧职业学院。早期从事影视录音、配乐等工作。后创立太原大元映画影视广告有限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用作品赢得了广阔市场，成为行业后起之秀。

配乐：劳丁

微信名：独钓老翁。平日里喜好读书，摄影，业余时间朗读文章，是一名忠实的朗读爱好者。自律格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转载编辑：

池朝兴，广州市城管执法局退休干部（正局），广东五星志愿者，都市头条认证编辑，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诗歌网、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海珠区作协文创委委员，广州市荔湾区作协理事，华夏精短文学学会会员、签约作家，等。

2019 世界华语诗王争霸赛亚军获得者；中国新诗百年征文大赛100位城市文学影响力诗人；“龙盟爱心梦影回廊”诗词歌赋优秀作品百强铜奖获得者。出版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诗歌著作《金色的阳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