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的档案
崔西明
1968年6月的某天,副指导员董遂林把电话打到宣传股,让我回连队一趟,说有急事。我向朱股长请了假,走出了位于芳草地的营房大门。门前的路是日坛公园北路,路北偏西是朝鲜大使馆,使馆东邻是友谊小学,学生大都是外国使馆人员的子女,各种肤色,穿着鲜艳。每逢放学,这些外国小朋友有的步行,有的骑自行车回家,只有个别的家长开车接送。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地那样娇贵,星期天常见他们骑各式各样的脚踏车在使馆区的街道上玩耍,有的骑得风快,互相追逐。那天风和日丽,还不十分炎热。左侧日坛公园花木葱茏,清凉的气息扑面而来。就在五一节晚上,周恩来总理驱车来到朝外使馆区、日坛公园等处视察外事勤务,恰巧碰到1968年入伍的通讯连战士刘乃东。周总理同他打招呼,亲切握手,问家乡哪里。刘乃东回答是山东蒙阴县人。周总理赞许沂蒙山区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并殷殷叮嘱外事无小事,一定要代表国家值好勤,站好岗,不辜负国家和人民地重讬。在北京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你随时会出人意料地见到某位中央领导,尤其在使馆区,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经常出席某国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那时如果你正在值勤,你便见到了。1969年秋季某日晚上,我当班长带班。正好巴基斯坦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没想到周总理来了。他在使馆门外下了车,步行朝使馆走来,我恰好在门口,距离周总理只有三步之遥。我敬了礼,总理微笑着点了点头,健步走进使馆……
日坛北路有许多来往的市民,人们脸上洋溢着健康自信从容安祥的色采。人们衣着大多是素朴的青灰蓝,有的甚至穿着灰色泛白的帆布工装。女同胞也鲜有穿裙子和烫发的,葆有首都市民惯有的素朴和节俭,很少有“小资”情调,与大使馆外国妇女的浓装艳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们大都齐耳短发,或扎成过肩的两个短辮,偶有扎红头绳的则显得十分亮丽。这也许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写照!而系红头绳则可能是学了《红灯记》中的李铁梅或《白毛女》中喜儿的缘故吧。向北穿过一条胡同便是神路街,是朝阳区一个繁华的地段。这里有东岳庙,有碧霞元君行宫,旧时四月十八有庙会,香火鼎盛,不过那时已关闭了。我则顺日坛公园北路向东走去,然后顺北京体育场东路一直向北,到体育场北端乘车,这样可以直达连队。连队原在三里屯中十楼驻防,担负使馆勤务,后与其他连队換防便到了地安门北的一个院落。
那时,公交车五站地以下五分钱票,五站以上是一角。我乘从幸福三村开出的公交车,经北京工人体育馆、豁口、十条、张自忠路、东四大街,到地安门站下车。我的心情是忐忑的,不知副指导员找我何事,所以一回到连队便直接到连部去了。
我们这一处营房,据说是大清和民国时期的妓女院。门东向,入门西北南三面都是二层红漆木楼,楼梯、地板和房间隔壁也是木装,走在上面咚咚响,有时觉得楼在摇晃。中间是一个大天井,有一个顶棚。房间很多但不大,也就十几平方米光景。
副指导员个子颀长,几乎高出我一个头,佛爷眉,一笑两个眼睛眯成月牙儿。敬礼后握手时他顺势把我拉到近前,问,咋搞的?连党支部研究发展你入党的事,结果一看档案,没有入团志愿书。你抓紧写一份入团志愿书,先入团再入党。我一听便懵了,稍一沉吟,我说,副指导员,我是1961年上初中时入的共青团。这志愿书我不能写!我不能入两次团。是不是装错了档案?副指导员收敛了笑容,一个劲念叨这可咋整?瞬间陷入沉思,然后说,好了,看情况再说。你回班吧,和同志们见见面。虽如此,我心里还是心存感激。我补入六连后,新兵只当了十五天,就借调到团报道组去了,连队对我几乎陌生,但连首长却一直记挂我的进步。特别让人心暖。副指导员早年曾在东北兴凯湖老改农场担任勤务,后北京组建外使大队,他随连队调防北京。他曾啦过,东北冬天真冷,夏天小咬真厉害,可兴凯湖里的大马哈鱼也肥得很……
时至10月份,连队通知我回去参加入党宣誓。8月份团报道组解散,由各营举办,我便回到了营部报道组。二营营部在鬼(归)王庵,与四连住一个楼,三里屯使馆区北三百米处。入党如仪。立觉成长成熟了许多,陡然间荣誉和责任两感压肩。后来我从别人口中得知,副指导员为了我入党的事没少费劲。他跑到长辛店189师查阅了一百多份新泰籍新兵的档案,终于从别人的档案袋中找出了我的入团志愿书。是入伍前分装档案时装错了。心头立时猛浪热滚。从此,副指导员董遂林被我放到了心中一个特殊的地方珍藏。这件事温暖着我,鼓励我同时也鞭策着我。直到今天,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音容笑藐经常在脑际闪回。这些年来一直不敢懈怠,似乎有一股洪流催我向前,而这股洪流里就激荡着副指导员的赤诚和关爱。而至今我都没亲口对他说一声谢谢,我怕亵渎了他那纯洁的心灵。借此忆念小文,我真诚地说一声:董遂林老大哥,谢谢你无声的教诲!八一建军节前夕,请接受一个退役老兵的崇高敬礼!
庚子年六月初八日扵岱下怡兰文斋

崔西明,祖籍新泰,现居泰安,国家一级作家,书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