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叔背着手在五里地麦田足足转悠了一上午。他手中那把黄波椤木把的镰刀，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麦子金黄，一浪又一浪向老海叔涌来，又似海水拍打沙滩后缓缓退却一般。麦浪中，蝈蝈们一声声、一阵阵欢快地鸣唱着，音调就像大海的涛声一样，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一声胜似一声，把整个大平原渲染得生机盎然。

五里地麦田是全村最大的一块，足足有十来垧。这块地是生产队、大队乃至全公社的一块宝地，种啥产啥，种啥啥丰收。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年，大兴种水稻。大队赶时髦要求各生产队种水稻，老海叔不听祖父劝阻，愣是组织生产队的五十多名男劳力，将这块宝地改造成了水田。祖父拄着拐棍，站在地头气得半晌没说一句话，回家后就大病了一场。果然，改造后的水田不仅没长出多少水稻，还极大地破坏了原有的黑油油的土壤。整整休养了两年，五里地才恢复了原有的生气。打那以后，祖父就成了生产队里的农活儿顾问，在生产上，老海叔要做什么重大决定，事先都要向祖父请教，再也不敢乱改乱弄了。祖父说：“土地是命根子，命根子就要善待它，还要好好保护。要不，土地就会发怒，一发怒，你就别想吃饱饭，别想过好日子。”又一年，公社要求大种玉米，从外地弄来了很多所谓的高产种子。种子发放下来后，老海叔很想把麦田改种成玉米，但因上次种水稻的教训，又有些犹豫。祖父知道后，主动找老海叔：“你把旁边的高粱地改种玉米吧，那麦田可不长高粱。”“麦田不长高粱……”老海叔似懂非懂，但又不敢问什么，只好按照祖父的建议做了。果然，这一年，玉米大丰收，小麦大丰收。老海叔恍然大悟。毕竟小麦是细粮，大家离不开它；玉米呢，是上级下达的指标不能少。要保证社员们高兴，还要保证上级领导高兴，只能舍弃一头，少种些高粱了。此时，老海叔才真正理解了祖父那句“麦田不长高粱”的意思，对祖父不免肃然起敬。

麦苗嫩绿的时候，省城里又派来了一批知青，将原来的老知青给换了回去。这帮新知青一到村里，就被指派到老海叔的生产队参观学习。老海叔陪着新来的知青们参观五里地的农业成果。知青们哪见过什么麦田哪，都惊讶地喊起来：“哎呀，这么一大块韭菜地啊！”知青们都以为这嫩嫩的麦苗是韭菜呢。老海叔背着手教诲道：“这可不是韭菜，这是小麦。你们吃的白面就是从它身上产出来的。”知青们一片欢呼，老海叔一脸不屑，回头便交代生产队的老更官刘瘸子不要再给知青点送什么白面了，而是改送玉米面，说是让知青们好好认识一下农村，认识一下什么是麦子什么是韭菜。刘瘸子问：“不是说好了吗，晚上给他们蒸馒头？”“蒸个屁！这帮‘小青年’连麦子都不认识，有啥资格吃馒头？能吃上玉米面就不错了。”刘瘸子立即改口说：“就是就是，一帮‘小青年’不能吃白面，还是把白面留着犒劳社员们吧。”说完，就去库房里扛出来一口袋玉米面向知青点走去。老海叔对知青队长说：“你们这些孩子撇家舍业地来到我们这里，要接受再教育还要下地生产真不容易。队里没有白面了，你们先将就着吃玉米面吧。这玉米面也不错，一般人家还吃不着呢。等麦子熟了，咱们再好好改善一下。”入村第一顿饭，这帮“小青年”没能吃上盼望已久的新鲜韭菜，更没能吃到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却吃上了一顿忆苦思甜的的玉米面大饼子，心里不知道是啥滋味。

麦子长高了拔穗了，可老天爷就是不下一场雨。老海叔急得团团转。祖父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毛主席不也说过人定胜天吗？照我看，实在不成就抗旱。”老海叔说：“抗旱？二大爷该不会是让大家伙一担担往地里挑水灌吧？”祖父说：“为啥就不能挑水？挑水灌累不死人，可要是旱死秧苗，就容易饿死人。”“那就依二大爷的意思办，抗旱！”那年的抗旱，场面蔚为壮观。据母亲后来讲，一天到晚人累得啊都不敢坐下，一坐下，就起不来了，挑水走路都能睡着。大水塘立下了汗马功劳，任你怎么挑它都不枯竭，只把老海叔给乐得连说“神水塘”。其实，光靠生产队里这几十号劳力去挑水，力量肯定不够。要说立下汗马功劳的，还真就是知青点里的那帮“小青年”。若是没有这帮“小青年”没日没夜地连轴挑水，别说五里地的麦子旱死，就连全村的庄稼都要减产。抗旱结束的那天晚上，老海叔特意嘱咐生产队给知青点的“小青年”们烙了一大盆发面饼。可这些“小青年”硬是匀出了一半给老海叔，让老海叔分给队里的社员们吃。直把老海叔给感动得流出了眼泪，连声称赞这帮“小青年”“真懂事，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陈小兵和王兰秀是一对儿热恋的男女，白天支援生产，晚上又没有啥好地方谈情说爱，只好跑到麦地里搞对象。正当两个人卿卿我我时，却被看青的宝叔发现了。宝叔可不管什么知青不知青的，你跑到麦地里就是糟蹋麦子，糟蹋麦子就要处理。宝叔一手抓住陈小兵，一手拽住王兰秀，硬是要往生产队拖。这对儿“小青年”哪见过农民伯伯这个架势，吓得直哆嗦，就差给宝叔跪下了。可宝叔死心眼儿，继续嚷嚷着到生产队理论。正在这时，老海叔恰巧赶了过来，为两个“小青年”解了围。老海叔让宝叔把人放开，宝叔不情愿地松开了双手，却就势命令两个“小青年”蹲在地上不许走。老海叔急眼了，上去就踢了宝叔一脚，骂道：“妈了个巴子，我说话不好使咋的？赶紧让人家走。”“走就走呗，干吗骂人？”宝叔不满地嘟囔着，向蹲在地上的两个“小青年”倔了吧唧地喊道：“赶紧走，难道还让我背你们不成？”两个“小青年”千恩万谢走了。老海叔叹了一口气：“都还是孩子，离家在外不容易。再说了，人家谈情说爱也没啥不正常，你还能剥夺人家权利咋的？”宝叔气鼓鼓地说：“他们谈不谈对象我管不着，可不能糟蹋麦子。”老海叔笑了：“死心眼儿一个。麦子倒下了，就不能把它扶起来吗？你把人家弄到生产队部里，万一传到他们上级那里去，不就把人家给毁了吗？”宝叔不再吭声。老海叔把手电打开：“不该精神的就别瞎精神，该精神的，你也不能含糊。麦子快要熟了，可别让牲口跑来给糟蹋喽。”说完，就哼着他那总也哼不完的五更调向村里走去。

麦子熟了。风一吹，整个麦田波涛汹涌，散发着醉人的清香。晚上，生产队里灯火辉煌。老海叔端坐在队部里，向全体社员宣布：“我们总算等到了麦子成熟的这一天，熬人心血啊。从今天开始，啊，各家各户，男女老少，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老海叔刚想说那个忌讳字眼，却话一转，变成了“二也不怕苦”，他似乎有些得意，得意自己的反应力和口才，“啊，我们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抢时间赶进度，一定要把麦子抢在雨季到来前收割完，保证实现颗粒归仓。”社员们噼里啪啦的一阵掌声，老海叔更加得意了：“收麦子这两天，我给大家双工分。生产队呢，也要好好犒劳大家伙。大馒头管够吃，还有，还有……”说到这儿，老海叔有些拿不定主意似的，瞅了一眼会计李眼镜，李眼镜连忙用力点了一下头，老海叔语气随即坚决，“对，还有猪肉炖粉条子可劲儿造！”掌声顿时热烈起来。徐大个儿站起身，用手摸着头，不好意思地问：“可以端回家吃不？”没等老海叔回答，坐在徐大个儿旁边的张大嘞嘞就歪着脑袋接了一句：“啥都是你家的了，让队长再给你娶个媳妇得了。”大家伙儿哄堂大笑。一年到头，除了正月里闹新春外，也就是麦收时节大家能集中在一起乐和乐和了。话说回来，也只有麦收时节才能和过年的气氛相比。毕竟，它不仅热闹，还让人解馋。

那晚上，各家各户的电灯都亮到了深夜。张大嘞嘞和他的两个儿子不停地磨着镰刀；徐大个儿蹲在屋中央，仔细地用布条缠着镰刀把；宝叔和宝婶躺在炕上，兴奋地商量着麦收后扯几尺细布料做件汗衫穿穿；而祖父则坐在炕上边吸着旱烟边思忖着今年家里能分多少麦子。那年月，一个成年人一年也就能分上个三五斤麦子，年份好时也没能超过十斤。家里八口人，父亲吃公粮，不占生产队分粮指标，剩下七口人，满打满算，一年也就能分上三五十斤麦子。麦子磨成面粉，刨去麦麸和损耗，也就剩下二三十斤的面粉。这些面粉，连过年包饺子都不够用。看来，还得指望用粗粮换些麦子了。夜深了，各家各户的电灯才三三两两地熄灭。整个乡村陷入一片寂静。这寂静中有一种躁动像风吹拂像水流淌，漫过乡村流向远方。用不了三个时辰，那热火朝天的麦收景象将骄傲地出现在五里地上。

一片片摇摆不定的麦子，在清风中倒了下去。男社员长山叔打头，女社员是白婶打头。打头，是对领头干农活儿者的尊称。打头的，一般干活有技巧，能吃苦，也比较有号召力。当然，因为付出得多，每天所挣的工分也比一般社员多出两分。老海叔握着那把雪亮的镰刀，背着手，在社员们身后严格地监督着：“一定要割利索，别留下一棵麦子。”“哎，那谁，说你呢嘎牙于。你把麦子捆结实了，别弄得像你那裤腰带似的，松松垮垮成什么样子。”老海叔一边指挥一边大声吆喝着，似乎不吆喝，大家就忘记了他队长的身份；似乎不吆喝，大家就藏奸耍滑不好好割麦子。太阳火辣辣的，照得人睁不开眼，社员们弯着腰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镰刀在手中不停地“唰唰”作响。为了给大家鼓劲儿，老海叔走到正在割麦子的女队长梁翠花跟前：“让彩娥给大家唱几嗓子提提神儿吧。” 老海叔似在提议又似在商量。“要说你说，别拽着我！”梁翠花头也没抬边割麦子边气哼哼地说。老海叔自讨没趣，讪讪离去。生产队有两个队长，一个是正队长，一个是副队长。正队长一般是男的，主持生产队的全面生产和其他事项，允许脱产；副队长呢，一般是女的，主要是组织女社员们下地劳动，不许脱产。按说女队长在群众中应该享有一定的威信，可这个梁翠花平时私心重，干活又耍滑，经常被老海叔不点名地批评，所以，她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基本上忽略不计。在抗旱总结会议上，老海叔再次不点名地批评了“个别女同志劳动不用力，腰粗像水桶，挑水挑半桶”。这“个别女同志”指的当然就是梁翠花梁队长。当时，梁翠花脸都气青了，要不是畏惧群众雪亮的眼睛，她非和老海叔打起来不可。打那以后，梁翠花对老海叔总是不理不睬的。老海叔没办法，只好若无其事地走到赵彩娥身旁，满脸堆笑：“彩娥啊，歇一歇，别太累着。” 彩娥是全村有名的金嗓子，擅长高音独唱和领唱，经常参加公社上的文艺会演，而且每次会演后都能捧回一张奖状来。彩娥站起身来，用毛巾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说：“队长，割麦子真是考验人的耐力，再撵几个来回，我保准能进入前三名。”“好好好，到时候，我给你颁发奖状。”犹豫了一下，老海叔还是硬着头皮直奔主题，“彩娥啊，你唱几嗓子吧，给大家伙鼓鼓劲，也好热闹一下气氛不是。”彩娥爽快地说：“就这事啊，行，我现在就给大家唱。”彩娥站直了腰身，调节了一下情绪，清了一下嗓子，一首清脆而又欢快的歌儿唱了出来：“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哎，叭叭地响哎，哎咳依呀，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呦……”歌声像长了翅膀的小鸟，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又像一阵凉爽的清风，在火热的麦田上尽情地飘荡。

年轻的社员们割麦子，年岁大的社员们则忙着往生产队的场院里运麦子。场院其实就是打谷场，是生产队堆放、处理、加工粮食的集散地。每年，一到麦收时节，这里就人喊马嘶忙个不停。老张头是场院的总负责人，长年累月与碾、压、脱、扬打交道，场院活儿在全村都数得上。老张头一辈子没结婚，无儿无女无牵挂。农忙时，他就住在场院看房里打更，闹个逍遥自在。生产队每年都给他补贴些粮食，这样一来，他一年到头还真就饿不着了。当车老板子们把装满成捆麦子的马车赶进场院时，老张头顿时就像年轻了好几十岁，立马就精神起来。他一面吆五喝六地跟着卸麦子，一面指挥几名社员把麦子摊成一个均匀的大圆圈，好方便碾压。而孩子们在这时候，比老张头还兴奋，在刚刚码起的麦垛上玩起捉迷藏来，全然不顾老张头的呵斥。马车不停地从麦田里往场院拖运麦子，场院上很快就堆起了一大垛一大垛麦子。这回，老张头施展技艺的机会到了。只见他和其他社员一样，头戴大草帽，身穿小布褂，有条不紊地将一捆捆麦子解开后，均匀地散在整洁的场院上。过了一会儿，几匹老马被牵了过来。老张头又慢悠悠地将石磙子套在马背上，随后，扬起长鞭“啪”的一声在空中打出了个脆响来。于是，几匹老马就开始慢悠悠地在场院上碾压起来。

太阳火辣辣的，烤得人浑身燥热。麦子刚割一个来回，一辆吉普车从远处向这边驶来。那时候，能坐吉普车的不是军人、公安，就是公社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老海叔心里正在嘀咕是公社里的哪位书记、哪位主任来视察麦收生产时，吉普车“吱嘎”一声停在不远处的地头。车上下来两名干部打扮的人，一胖一瘦，胖子在前，瘦子在后，那瘦子脖子上还挂着一部海鸥牌照相机。这也不是公社领导啊，公社领导老海叔都认识。看这架势，至少比公社领导官大。老海叔连忙三步并作两步过去打招呼。没等老海叔自我介绍完，那胖子就夸张地伸出手，看似热情地握住了老海叔那长满老茧的大手：“农民同志，你们辛苦了，祝贺你们又夺取了一个大丰收。”未等老海叔开口，那瘦子早已不失时机地连拍了几张照。老海叔自然也很配合，边握着胖子的手边对着相机傻笑。可是，待瘦子咔嚓咔嚓照了几张相后，那胖子却甩开了老海叔的大手，脸上的笑意也突然不见了：“啊，你们生产队现在多少劳力啊？这小麦亩产能达到多少哇？”胖子打着官腔，掏出一块花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旁边的瘦子连忙谄媚地介绍：“嗯，这位是咱们县革委会林副主任，林副主任此次是专程下来检查麦收的。”一听是县领导，老海叔连忙赔着小心，一五一十进行了汇报。“啥？亩产六百多斤怎么行，这要拖全县后腿的！我们现在以粮为纲，亩产必须达到千斤以上才行，必须！”胖子打着官腔，大声地嚷嚷着。老海叔听着就别扭，不仅是胖子的做派让老海叔反感，更主要的是他大白天说瞎话的作风让老海叔很厌烦。老海叔倔强地说：“亩产六百斤已经不错了，这还是最好的地，要不，连亩产三百斤都达不到。”“什么？”胖子几乎是在喊，“你这队长是怎么当的？怎么这样没觉悟没头脑？亩产达不到千斤，怎么能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代，怎么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交代？”老海叔也急了：“多出来的四百斤，我上哪里给你淘换去？”胖子急了：“我不跟你废话了，你这生产队长当得很不称职！”说完，就怒气冲冲地领着瘦子转身上了吉普车。吉普车放了一个屁，一溜烟儿开走了。

“亩产千斤？扯淡！”老海叔坐在地头上半天没回过神儿来。自打“大跃进”放出许多离谱的“卫星”后，虽然过去了近二十年，但在亩产上报喜不报忧甚至夸大其词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五里地在全乡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地，年份好时，小麦亩产也没超过七百斤。抓革命促生产总要遵循客观规律吧，总要贴铺衬吧，可这县领导也太玄乎了。千斤，我上哪儿给你弄去。我不称职，你更不称职。就知道坐吉普小肚吃溜鼓，装腔作势脱离群众，算什么领导干部！老海叔坐在原地一通胡思乱想，全然忘记了割麦子。刚才，胖子的一通表演社员们都看在了眼里。大家愤愤不平，有的还想走过来帮老海叔理论，可又怕好心办坏事给老海叔添乱，只好憋气窝火干着急。吉普车走后，大家伙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这个说：“真不是个好干部，就知道指手画脚说假话。”那个说：“不就是坐辆破吉普吗，吓唬谁啊？”老海叔越听越烦，猛然朝大家喊了起来：“都瞎吵吵个啥，赶紧割麦子！”老海叔心情糟透了，麦收时节的喜气都被胖领导给冲没了，想发火没处发，想骂人不知对谁去骂。老子就亩产六百斤了，爱咋的咋的，大不了就不干了。老海叔索性拾起自己那把镰刀，大声地说：“听蝲蝲蛄叫咱还能不种黄豆啦？大家抓紧干，割完麦子，我们好好庆贺一下。”麦田里没有回声，也没有笑声，更没有彩娥的歌声，只剩下一阵阵此起彼伏的镰刀收割声和一阵阵蝈蝈的鸣唱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向远处飘散。

晚饭时，大队书记刘大背头、公社里管民兵的王营长领着两个基干民兵走进了老海叔家中。老海叔自然明白了是咋回事，也不寒暄，劈头就是一句：“这么快就来抓我啦？”刘大背头不满地看了一眼老海叔，叹了一口气：“我和王营长商量来商量去，还是不带枪，给你留个面子。”“用不着留啥面子，违背规律的事我不会做。你们爱咋的就咋的，犯不着为难。”老海叔凛然正气，刘大背头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老海，你啥事儿都要弄个子午卯酉，这很危险。亩产千斤不是你定的也不是我定的，那是县里定的奋斗目标，你非要给否定了，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作怪又是什么？咱们大队一直是先进大队，在全公社全县都有影响。希望你正确对待上级让你去水库劳动的决定，好好改造改造你这个牛脾气。”老海叔刚要骂人，祖父拄着拐棍走了进来。祖父有着特殊的经历和身份，一直在大队和公社里享有较高的威望。得知老海叔白天顶撞县革委会领导后，祖父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不等吃晚饭，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老海叔家。一见祖父，刘大背头、王营长顿时不见了刚才的派头，都立即站起身赔着笑，生怕得罪了祖父。那刘大背头还讨好似的把自己刚坐过的板凳搬给祖父，祖父摆了摆手，稳稳当当地坐到了炕沿上。

祖父问：“老海犯的是哪门子错误？”“也不能叫犯错误，只是……”刘书记摸着脑袋，支支吾吾不知做何解释。一旁的王营长连忙小心地说：“二大爷，这不是我们俩的意思，这是县里革委会的意思，公社陈主任交代了，让老海叔到大水库工地上去改造一个月，等改造好了再回来继续当生产队长……”“要是改造不好呢？”祖父压着火又问。“改造不好？怎么能改造不好呢，嘿嘿。”“不当就不当，天还能塌下来不成？”老海叔情绪激动起来。祖父摆了一下手，不让老海叔说话，自己长叹了一口气：“我呢，你们年轻后生也知道，革命过，先进过，当过正面典型，在县上呢也有说话的地方。可我从没跟你们摆过什么老资格，提过什么要求，我也没什么要求可提。但今天，我还是提一下吧。”说到这儿，祖父端起茶缸子喝了一口水后说，“老海叔是我的侄子不假，可他更是我们这个生产队的当家人，是两百多口子人的主心骨。你们现在要带走他，那这麦收时节又有谁来组织大家伙收麦子，又有谁来张罗向国家交公粮，又有谁来负这个责任？”祖父面色有些苍白，花白的胡须不住地抖动着。那地上的青砖，被祖父手中的拐棍敲得“啪啪”直响。见祖父真生气了，刘大背头和王营长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刘大背头扶着王营长的耳朵小声嘀咕着，王营长边听边一个劲儿点着头。刘大背头转身向祖父赔着笑脸道：“二大爷，您老别生气了。我们俩这也是受领导指派身不由己，您多理解多担待。我们现在就按您说的办，等麦收完了，我们再带老海去改造。我敢担保，等老海改造后写一份检讨，他保证还能继续当他的生产队长。您放心就是。”祖父叹了一口气，向一旁的老海叔说：“老海啊，以后说话办事都要有个章法，啥话该说，啥话不该说，都要想个仔细。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提法不是你能裁判对与错的，你再有脑子还能大过上级的脑子吗？”祖父的一番话似乎是在对老海叔讲，又似乎不是。他话里话外耐人寻味，又让人抓不到把柄，把刘大背头和王营长噎得不知说什么好。

云朵在天空游荡，太阳若隐若现。一会儿，云彩把收割后的麦茬遮住了；一会儿，云彩又把尚未收割的麦子遮住了。云彩就这样半遮半掩飘来飘去，五里地一会儿阴一会儿阳，景象飘忽不定。老海叔依旧握着那把雪亮的镰刀，背着手继续巡视。他那眉宇间，有一种焦虑和担忧不停地向外倾泻着。雨季就要到了，今天说什么也要把麦子抢收完。老海叔边想边抬起头向麦田深处张望着。咋都不说笑呢，那彩娥咋不唱歌呢？多压抑啊。唉，大家伙太累了，等明天一定要磨些白面，蒸几锅大馒头。对，还要杀一口猪，弄上一锅猪肉炖粉条子，好好让老少爷们造一顿。想到这儿，老海叔似乎轻松了许多。他正要哈腰捡拾田地上的麦穗，一辆吉普车从远处疾驰而来。老海叔知道，这是来接自己了。他叹了一口气，把镰刀别在了身旁的麦垛上，拍了拍身上的灰尘，镇定地迎着吉普车走了过去。吉普车在地头停了下来，车上跳下来两名全副武装的民兵，他们手中都握着半自动步枪，那枪上的刺刀，比老海叔的镰刀还要亮。老海叔轻蔑地笑了一下，回头拼力向麦田里大声喊：“我欠大家伙一顿大白馒头，我会给大家补上的。彩娥，你唱首歌儿吧，别让大家伙打了蔫。”社员们都停止了割麦子，站在麦地里悲切地望着老海叔。老海叔笑了，转身从容地上了吉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