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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章转载自 诗联浙江 微信公众号 平台
《育人理念看诗教（之五）》，主要是作者对杨叔子院士诗教文化新论的多视角考察，也通过上中下三篇刊发。本文将由表及里地依次梳理杨叔子教授的六个重要观点：上篇讨论“当代诗教功能观”、“当代诗教文化观”；中篇讨论“当代诗教教育观”、“当代诗教诗学观”；下篇讨论“当代诗教认知观”、“当代诗教体用观”。由当代诗教功能层面到当代诗教的文化、教育、诗学、认识等一般属性再到当代诗教的本体与实践，分析其启示意义。本文据拙著《诗教文化刍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44页所载原文，本次作了全面补订，敬请诗教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以及广大读者批评、讨论、指正。
-----作者题记
三、当代诗教教育观
教育学属性是当代诗教的当然内涵之一。可从教育本体论、素质教育论、人文教育论三个维度来认识。
就教育本体而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而非‘制器’”是杨叔子教育思想的主旋律。他认为教育是提高素质，而非单纯培训技能。首先是教做人，没有人性、人格、应有的情感、责任感，不成人，无以成社会、民族、国家（据文⑥.Ⅰ.P184）。他认为“育人”是培育做人与做事的统一，人性与灵性的统一，而做人、人性是第一位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始于幼儿教育。不同层次的教育，都要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首位，这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在高级人才培育中，要强调创新，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人的人性起主导作用，比灵性、智力的作用更基础。在少儿教育中，“情感的熏陶必须坚定地放在第一位”！“人文教育、如何做人的教育、人格教育，是教育中最为基础的教育”（据文⑤、⑥.Ⅰ.P185、172、190）。教育，实质是文化教育，没有文化，不能成人，不能实践文化，不成完善之人，诗教有助于人的素质的完善，亦即有助于马克斯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据文⑨.Ⅱ.P95）。如果说“育人”是杨叔子教育思想的正命题，“制器”是其反命题，则合乎逻辑的合命题便是他所倡导的“绿色”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教育，以培育既会做人，又会做事，既懂爱国，又会创新的“绿色”人才正是教育向本体性的回归（据杨叔子《绿色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见《杨叔子教育雏论选·上》，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197、198）。
杨叔子院士对素质教育的重大贡献是他在原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任上，从1994年起首倡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并坚持至今，影响深远。1998年教育部成立了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聘请杨叔子为主任委员并连任三届。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已由试点时的32个陆续增加到现今的93个。文化素质教育切中时弊，涉及根本，成为了大学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础和切入点，渐成我国高教界的共识。杨叔子院士对文化素质教育有深刻的论述；文化素质教育实践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思想，是立足于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和现实的本土化创新。“文化素质教育的作用，既是作为其他素质教育的基础，更是着力于人生价值的取向；从而它的锋芒，针对忽视人文教育，解决好如何做人的问题；它的重点，加强民族文化教育，解决好如何做中国人的问题；它的核心是，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解决好如何做现代中国人的问题。”（据杨叔子 余东升《素质教育，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思想一大硕果》见《杨叔子教育雏论选·上》P129-130）
人文教育是杨叔子教育思想的又一重心所在。他强调指出：“在素质教育中，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根本，文化素质教育是基础，文化素质的焦点是人文素质。”（《面向21世纪的大学素质教育》见《杨叔子教育雏论选·上》P72）他早在1995年的文章中已就人文素质教育应当围绕五个方面来开展，进而提出四项基本措施（据《继承传统 面向未来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见《杨叔子教育雏论选·上》P16-18）。正是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所要求“以弘扬爱国主义为主要目的的我国历史与民族文化教育”、“以陶冶高尚情操为主要目的的文学、艺术教育”的需要，杨叔子院士大力倡导大学诗教，进而倡导中、小学、幼儿园乃至社会诗教。
杨叔子教育思想影响深远。他关于论“绿色”人才素质要素的关键词：“责任感”、“为人民服务”、“会创新”、“知识运用能力”（见《杨叔子教育雏论选·上》P400）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完全纳入了“战略主题”一节中；他关于高等学校“就是文化的传承、创新、交流与服务”，服务于育人，服务于社会的论述（据同书P128）与两年后即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纪念会的重要讲话中创新提出大学第四功能即文化功能精神一致。
杨叔子先生提出“基因会遗传 文化要传承”，“文化要传承 经典需诵读”，“经典需诵读 诗教应先行”。杨先生关于传承、弘扬并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华诗教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张，是他的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基础的全面素质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当代诗教诗学观
诗教，以诗为教，中华诗词是诗教文化载体。杨叔子院士的诗学观有不少创造性认识，现从诗词文化论、诗词和谐论、诗词发展论三方面简述。
杨叔子先生把诗教认作进行民族文化、尤其是人文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他多次论证中华诗词承载着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华人文文化与人文精神，大量名篇名句中蕴涵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人民的热爱与同情的民主意识”、“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对爱情、对事业的“深深依恋之情”、“大无畏的斗争气魄”、“对离人的深深祝福”等等，“陶冶着人们的感情，塑造着人们的高尚精神境界。”（据文①.Ⅰ.P109）中华诗词艺术形象表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杨叔子先生以大量一一对应的诗词名句印证着他所概括的“三观”、“十语”民族哲理：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和谐统一、近思远虑、自知自胜、自强不息、厚人薄己、成仁取义、缘督为径、好道进技、薪火相传、不亡者寿（据文⑤.Ⅰ.P164－165、173）。杨叔子先生还对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知难而进、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五种精神，以诗词一一对应举证，结论道：“这五种精神正是我们优秀传统的时代体现，正指明着我们的人文文化教育、诗教所应塑造的现代民族精神。”（据文④.Ⅰ.P150）
杨叔子先生以和谐观论诗，曾深情指出：“作为中华民族的诗从《诗经》第一首《关雎》作为古代代表开始到毛泽东同志《七律·长征》作为当代代表为止，一脉相承，其情可盈天，其理可溢海，从形式到内涵、到意境相互和谐之美，可惊风雨、泣鬼神，难有其它文化珍品能与之匹敌！”（据文⑩.Ⅲ.P10）杨叔子和谐诗论的最精辟之处在反复论证了中华诗词是人文，也是科学，并以王之涣《登颧雀楼》诗与牛顿第二定律数学表式F=ma进行比较，指出诗词与科学的名作都符合“字少、式合、韵美、情真、味厚、格高”的标准。（据文②.Ⅰ.P116；文③.Ⅰ.P143－144）杨叔子先生以大量诗词作品范例论证在诗词中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是“同源、共生、互通的”。“首先，承认客观实际”。“其次，提炼客观实际本质”。“第三，探索客观实际的规律”（据文⑪．Ⅳ．〈二〉段）。又进一步凝炼为“诗词的三大科学本质”（见文⑫．Ⅴ．〈诗词的三大科学本质〉段）。杨叔子先生还从孔子“兴、观、群、怨”诗教说中读出了融科学、人文各自的知识、思维、方法与精神内含于一体，进而指出“诗教非但起着人文教育作用，而且实际上有利于科技的普及与提高。”（据文④.Ⅰ.P151、152）这正是诗教对人、对社会发挥和谐功能的基础。
杨叔子新诗论的又一重点是中华诗词的科学发展观，他用了大量诗例论证了中华诗词的科学发展的四项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应有时代特点，充分反映时代，言时代之志，表时代之情。”“第二个要求是要善于继承传统，要继承与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第三个要求是吸取科学营养。”“第四个要求是坚定走向大众。”（据文④.Ⅰ.P153-156）其中的创新点是“吸取科学营养”，即吸取科学的知识、思维、方法、精神使中华诗词创作更有时代特征，更有创新气息。可能是考虑到“吸取科学营养”可以归入“充分反映时代”，因而，杨叔子先生关于中华诗词发展观最终表述为“民族性”、“时代性”和“群众性”（见文⑧．Ⅰ．P211）。这是对传统诗论唯情、唯美派的改革建议。当代诗词应倡导情理和谐、美善兼容，当代的诗性思维不应仅是原始的直观感性思维，而应融感性思维、理性思维和价值思维为一体的智性思维、境界思维。杨叔子中华诗词发展三要求也为当代诗教的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待续）
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审核：郭星明 邵高锋 黄浴宇
终审：王 骏
本刊编辑：徐吉鸿 姚 立 程瑞文
本期编辑：程瑞文
鸿雪诗词总顾问 蔡世平
本期主持 王 骏
总编 徐吉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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