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不住似水流年，

     逃不过此间少年。      

     我1969年9月小学毕业升入初中，从此和合肥第八中学有了不解之缘，而且初中和高中同在八中度过，自然而然和八中有了深厚的情感。每次八中同学聚会，多是回忆八中往事，回忆同窗趣事，或是开怀大笑，或是泪水涟涟。我们对八中的记忆确实太深刻了，对八中校园生活的回忆真是太深情了。尤其是在八中读书几年均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增添了许多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的有趣和荒唐之事。

     四年半（1969年9月至1974年2月）的八中校园生活历历在目。要回忆的东西太多，要写的东西也太多，有几件印象很深的事非常值得写，这几件事在我的记忆中历久弥新，难以磨灭。

                （合肥八中老校区）

           【疏散撮镇的一个夜晚】

       1969年11月，我刚进八中（当时又称合肥铸锻厂遵义中学）两个月，那时也正是“文化大革命”疯狂的时期，全国掀起了备战疏散之风。全校以疏散之名迁至肥东县撮镇（离合肥四五十公里），在一个中学里安营扎寨。虽然在撮镇待了短短一个多月就草草收兵了，但是这种类似军营的生活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每天学习《毛泽东选集》，写心得体会，开会讨论，出黑板报，出操训练。吃的饭是大锅饭，吃的菜是青菜和咸菜，睡觉是垫稻草、打地铺。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第一次离开家，过上集体生活，倒觉得新鲜和开心。只是每天吃不饱肚子，几乎没有油水，饿得发慌，学校旁边一个小杂货店里的饼干、糕点和糖果被我们这群孩子抢购一空。售货员每天都要进货，每天都被“抢”光。高我们一届的几个男同学夜晚到农民地里“偷”山芋，被抓住后第二天开批斗会并游街示众。在撮镇的日日夜夜，我们头脑里的备战弦绷得很紧，真的认为马上要打仗了，真的以为苏修要侵略我国了。现在想想实在可笑，那时十四五岁的我们，完全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气氛所笼罩。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全班（当时叫八连一排）在稻草垫的地铺上一个挨着一个已进入梦乡，也不知是夜里几点，我突然被一阵吵嚷声惊醒，发现同学们都在穿衣服，说是紧急集合，搞夜行军训练。由于不许开灯，大家都在黑暗中摸索，忙着穿衣服往外跑。我正准备起来，发现黑暗中已摸不见我的衣服，同学们大多数整装出去，已在外面站队，这时出去已经来不及了，再说实在不想离开温暖的被窝，就这样我鬼使神差又重新躺下，睡了起来。我听着同学们喊着口号，整齐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一个多小时后，全班同学夜行军结束回来了，接着又是一片吵闹声，又是在黑暗中摸索着脱去衣服重新钻进被窝，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觉得羞愧难言，不敢面对老师和同学，但是老师和同学们却毫无反应，天哪！全班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我没有参加夜行军训练，没有一个人想到我睡在自己的床铺上一夜未动。这件事情在很长时间我没有与任何人说，一是不敢说，二是很难说。在当时的年代，我的行为是大逆不道，是怕苦怕累、贪图享受、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我一直不清楚自己当时为何起不来。这鬼使神差般的事为何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在撮镇的许多事情我都淡忘了，唯独这件事情我记忆深刻、永远难忘。很多年以后，我和同学们说起此事，有的惊奇，有的嘲笑，有的还难以相信。不知道我这“不光彩”的经历算不算是一件奇特的事情。

                （疏散的农村学校）

            【同学之间的一场闹剧】

       1970年上半年，我所在的八中八连一排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也是一场荒唐至极的闹剧。闹剧就是竟然在我们同学中揪出了书写反动标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记得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校长和工宣队师傅突然来到教室（当时是一间很旧的平房教室），给我们报听写，每人写几个字交上来，我觉得奇怪，不知是何意思，后来才知道是对笔迹。紧接着凶恶的工宣队师傅宣布，在我们教室后面的门上发现了一行字，是反动标语，请同学们揭发检举，揪出隐藏在我们中间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们全班如临大敌，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我真是感觉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已经在我们学校、我们班爆发了。晚上在家里刚吃完饭，就有同学到我家来告诉我，已经揪出了我们班上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立刻赶往学校，看到校园里早已是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左XX”这个名字很快映入我眼帘。左XX，个子高高的男生，我八连一排同班同学，家住省文联宿舍。父亲左X，是我省著名文艺评论家、诗人；姑父那X，我省著名作家、剧作家；姑妈倪XX，我省话剧团著名导演，都是我省文艺界赫赫有名的大家，都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他在这个家庭和家族里，又在这个时候出这种事，真是雪上加霜。“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左XX此时“跳出来”表示对父辈们受冲击的不满，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那天起，左被关进学校一间小屋里，不给回家，派专人看守，每天轮番进行批斗、声讨，分班级斗，分年级斗，在八中斗完了，就到合肥市所有中学巡回斗。在没完没了的批斗中，左XX完全懵了，完全麻木了，一个15岁的少年在做噩梦，在遭厄运。这场闹剧闭幕后他就离开了学校，永远离开了刚上初一的八中，我想，这件事在他的一生中注定留下了不堪回首的悲痛记忆。说实话我当时也认为他就是一个反革命，也在批斗会上发过言。很多年过去，和左XX相聚，我心中也存愧疚，他倒是开朗大度，说已经原谅了批斗他的同学，也原谅了母校八中。我听了很感动，真想哭，同学之间有荒唐闹剧，更有美好的回忆。后来我们又聚会多次，彼此都不愿再谈及此事，不愿让这种辛酸和耻辱再来打破昔日同学情谊。左XX后来因病逝世，我又难过许久，他过早走进天堂和心灵上的创伤不能说没有联系，其实，荒唐闹剧又何止毁了左XX一个人。

              【文艺宣传的一个班级】

       在八中初二阶段，学校突然要成立文艺宣传队，本来设想从各个班抽调喜爱文艺的同学组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排练文节节目，但是后来考虑到影响多数同学的学习，学校决定专门组成一个宣传队班。就撤销原来的八连三排，组成新的宣传队班——八连三排，于是很多有文艺才能的同学齐聚八连三排，我在老师的点将下也从八连一排来到了八连三排。从此这个八连三排，后来的初三（4）班就是合肥八中有名的文艺宣传队班。这个班除了班主任迟立华老师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导者，就是合肥铸锻厂工宣队熊师傅，他虽然不太懂文艺，但是很有热情，很有方法，在他严厉的目光下和沙哑的嗓音中，我们全体同学都非常积极努力。熊师傅后来离开八中，我至今也没有见过他，但脑海里还时常闪现他的容貌。我们这个班有很多特权，可以在上课时间排节目，可以在考试期间推迟考试。为了参加各式各样的文艺会演和重大节日演出，我们班夜以继日练歌跳舞，忙得不亦乐乎。每天晚上在校排练到很晚，每天清晨还早早到校练功——真是在垫子上翻跟头。当时正处“文革”时期，主要是学唱革命样板戏，我们排了《白毛女》《红灯记》和《沙家浜》片断，后来又排了革命舞蹈，搞了器乐小合奏。我们宣传队的演出在当时合肥市各个中学小有名气，经常被邀请到兄弟学校和郊区中学演出。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排演了由学校赵军老师创作的小话剧《校外阵地》，话剧内容迎合当时政治形势，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现在看来完全是胡言乱语、可笑至极。我在话剧里演一名落后学生，不好好学习，追求享乐，贪图安逸，被阶级敌人拉下了水。后来在工宣队师傅的教育下悬崖勒马，在同学和老师的帮助下重新走上了正道。就是这样一个胡编乱造的小话剧，在合肥市长江剧场演出被市教育局评为优秀演出奖。当然政治因素是获奖的主要原因，然而我的演出技巧还是受到普遍赞扬的。宣传队班在初中阶段显赫一时，到了高中阶段基本上就偃旗息鼓了。宣传队班的历史是我人生道路上很重要的阶段，在那个历史阶段中，我愉快过，我兴奋过，我自豪过。它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激发了体现自我的意识。现在我们这些宣传队班的同学聚会，都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感谢八中，难忘宣传队班的日日夜夜。

             【拉练路上的一个下午】

       记不清是1970年还是1971年的冬天，在“学工学农学军”的热潮中，我们这一届全体同学野营拉练到舒城县舒茶公社。当时野营拉练在合肥市各个中学是个时髦的举动，尽管是件劳民伤财的事情，但是离开课堂不上课还是受到广大同学欢迎的，同时这也是非常新鲜好玩的运动。由于舒茶公社是毛主席视察过的地方，我们从拉练一开始就激动万分、豪情满怀。我们打着背包，举着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行走在合肥至舒城的公路上。刚开始两天，同学们精神抖擞，还像模像样地迈着矫健的步伐。但从第三天开始，大多数人已露出疲惫之态，腿迈不动了，脚磨出泡了，慢慢地有人开始掉队了，后勤部队拉着的板车上的背包越堆越高。毕竟是孩子，哪走过这么长的路啊。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办呢？学军要继续，拉练要继续，校领导和老师们想出了鼓动宣传的主意。随着这个主意的产生，我也就认认真真地做了一件光荣而辛苦的事情。记得拉练第三天的一个中午，老师将我和张军同学叫去，要我们午饭后提前出发，在拉练队伍来到之前，在公路两旁书写并粘贴宣传标语，给同学们加油鼓劲。当时我们觉得这是件非常光荣的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很愉快地接受了“军令”。我和张军拿着笔墨、纸张和糨糊就提前上路了。当时的公路比较窄，路两旁村庄、树木和电线杆很多，我们就在村庄房屋的墙上、树木和电线杆上，又是写标语，又是贴标语，忙得不亦乐乎，标语内容多是“加油”“前进”“胜利就在前面”“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革命同学，奋勇当先”“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前进”等等。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写可以贴的地方，也不知道写了多少贴了多少。我们拿着这些工具，还要自己背着背包，当时的样子很是狼狈。我们累了坐在地上短暂休息，但是远远看见大部队的红旗，马上就起身往前跑去，始终和大部队保持一段距离。当时就是一个信念，一定要让拉练的队伍清清楚楚地看见这些标语。这个下午，我生平第一次产生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那就是我做了一件全校看得见的事，也算全校比较轰动的事。至于有没有效果，鼓没鼓劲，只有天知道了。这件事情很难忘，我时常和张军同学聊起此事，我们俩都兴奋异常。后来很多年过去了，我坐车经过这条公路，还在寻找我们写过的标语，好像还隐隐约约看见了这些标语。

            【挖防空洞的一段回忆】

       1971年下半年，在“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口号的鼓动下，合肥市各个中学都接受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是深挖防空洞，防止美帝苏修空袭我们。合肥八中接受的任务是在长江路长江饭店区段地下挖洞，全校每个班十天轮流一次，每个班承担一定距离的挖洞任务，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地下工程就在我们这些中学生中展开了。防空洞工程先由专业部门用专业设备向地下施工竖井，十几米深的竖井完成后，我们沿竖井下去，沿长江路东西两个方向用锄头和铁锹挖掘掌子面，再由工人师傅用砖头砌成拱形通道，我们挖出的黄土运到竖井口用卷扬机吊上地面。我们班分成了白班和夜班两个班紧张有序地劳动着。那段时间我们只有一个信念，深挖掘进，尽快完成任务。我每天就像一个泥猴子，浑身上下全是泥土。白天在洞下，晚上回家睡觉，夜里在洞下，白天回家睡觉，除了挖土，就是睡觉。由于是高强度体力劳动，学校每天补助我们一角钱和二两粮票。记得当时饭量真是大呀，米饭或面条都是好几碗才能填饱肚子。记得挖洞期间有两件事情比较有趣。一是有天夜里，我在掌子面上掘土，又困又饿，偷偷从竖井爬上地面，跑到附近一个摊贩上吃了一碗面条，吃完后不知不觉地趴在桌上就睡着了，很长时间没有回去。我这段时间没有回去，惊扰了同学们，大家纷纷寻找我，有的同学怀疑我偷跑回家了。幸亏同学们还算有良心，没有向老师汇报，才使我免遭责难。我回到洞里就拼命地干活，多让其他的同学休息，用汗水弥补我的过错并感谢同学们的帮助。二是有一天早晨，我刚下夜班，准备回家睡觉，谁知学校通知砌防空洞的砖头不够了，要我们到窑厂去拉砖头。这样睡觉就泡汤了，拉砖头还要我们自己解决运输工具，当时最好的运输工具就是又笨又土的板车了，那时板车很少，非常不容易借到。我和单文钧同学跑到文化局大院，好不容易在食堂借到一辆板车，那时已快到中午了，我们赶紧拉着空车跑到北门的建华窑厂拉砖头。装满砖头后，我们两人前拉后推就上路了。一车砖头真是沉重啊，我们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头上冒汗水，手心出血水。走了不到一半路，板车轮子没有气了，没气就拉不动了，于是单文钧回学校去借打气筒，我就坐在地上看护着一车砖头，等打气筒来了充足了气，天色已经晚了，没法再拉第二趟了。就这样我们俩折腾了一天，饿着肚子，只拉了一车砖头。有的同学拉了两三车砖头，相比之下自愧不如。现在想想挖防空洞那段日子，对自己确实锻炼不小。虽然从小在城市长大，没有吃过苦、受过累，但也没有在苦和累中弱不禁风，而是在吃苦受累过程中体现了自我，磨炼了品质。这也为我以后下放劳动打下了良好基础，使我做好了吃苦受累的精神准备。

              （长江路下的防空洞）

             【寒假期间的一场大病】

       1972年寒假，我去皖南歙县过春节，主要是到歙县县城小姑家看望爷爷奶奶。春节人多热闹，过得很开心。可是过完年的一天，我突然感到全身发冷，很不舒服，开始以为是感冒，随便吃了点药，但是两天后还是难受，并且开始发烧，小姑夫就带我到县医院，医生诊断后说不出所以然，开了药就叫我回来了。可是到了家里病情越来越严重，还是在发烧，而且发烧的温度节节升高。我又到了县医院，医生还是找不出是什么病因，只是让我吊水输液，目的是退烧，输液一段时间烧是退了，但回到家里又开始发烧。就这样，我一会儿医院，一会儿家里，反反复复来回跑，输液退烧，不输液发烧，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没有办法，我在医院住了下来，抽血化验，检查折腾，还是不知道病因。眼看寒假即将结束，我要回合肥上学，但如此病态如何动身？小姑和小姑夫很是着急，又决定带我到绩溪县一个部队医院去就诊，我记得我躺在病床上被推上一辆卡车，颠簸几个小时到了深山密林中的部队医院。虽然这里的医疗设备很好，医护人员水平较高，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折腾，还是不知病因，唯一的办法也还是吊水输液。过了几天我又颠簸返回了歙县，重新住进了县医院。这时寒假已经结束，我却不能回合肥，赶紧写信（那时无法打电话）给我的班主任迟立华请病假。当时我内心非常着急，因为我从上小学起，基本上没有请过病假，主要是怕耽误课程，学习退步。但是这次我是毫无办法了，躺在病床上越来越虚弱的我，只能眼含热泪，独自叹息了。现在我想想当时得的病真是奇怪，怎么总是高烧不退呢？为什么总是查不出病因呢？医院一会儿怀疑是伤寒，一会儿怀疑是打摆子，搞得我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有时饿得天旋地转，但为了赶快病愈，我忍受了许多痛苦。其实我最感到痛苦的事是不能到学校上课，我在盘算日子，耽误多少天的课程，越是盘算，越是痛苦。后来妈妈带着小弟弟赶到了歙县，询问了病情后立即决定带我回合肥就诊，于是我们乘坐长途客车到芜湖，又从芜湖乘火车到合肥，一路上我捂得严严实实。在合肥又住进了安医住院部，经过检查医生说是淋巴结炎，对症下药后我慢慢好了起来。真是不可思议，穷折腾那么长时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这样我生病耽误了两个多月的课程。当时刚刚由初中升为高中，学习任务比较重，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影响下，我幸运地赶上了学习文化课的大好时机。我耽误的课程中语文、政治还无所谓，数理化却不得不进行补习，我利用一切空余时间主动找代课老师补习，每天晚上如此，星期天也如此。我只有一个信念，将缺失的知识尽快补回来，绝不能落后于全班同学。我的执着和刻苦感动了老师，他们纷纷主动帮我补习，尤其是数学课薛海泉老师，不厌其烦地给我开小灶，有几个晚上我到薛老师家复习到深夜，他的辛苦对我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自己的努力和老师的帮助下，终于有了成功的感觉，长长舒了一口气。后来在期中考试中，我的数理化成绩全部在90分以上。很多人惊奇我两个多月没有上课，竟然能有如此成绩。记得班主任迟立华老师多次在班上表扬我，多以此例阐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这段经历也确实磨炼了我的意志。生病固然无奈，但是在无奈中有心、有意志才是难能可贵的。

           （合肥八中初中毕业证书）

           【象征性赛跑的一个早晨】

       记得1972年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展了一项活动，当时被称作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就是“合肥至北京象征性赛跑”活动，每天早上起早跑步，每天跑步的里程加起来要达到合肥至北京的里程。象征着我们从合肥徒步跑到了首都北京。以班级为单位，看哪个班的同学最先到达北京。这在当时既是一次体育活动，又是一次政治活动。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我们心向北京，情系北京，自然就要跑到北京。在文革政治挂帅的年代这种活动比比皆是，千万不能怠慢这种“很有意义”的活动。每个班级参加跑步的同学激动万分，跃跃欲试，一心想着早点跑到北京。我在班上报了名，加入了象征性赛跑的行列中。我清楚记得赛跑的第一天早晨，我将闹铃定在了凌晨5点钟，因为是隆冬季节，天还没亮，我咬着牙艰难从温暖的被窝中爬起来，没有穿棉衣和毛裤，竟然身着单衣单裤融入到了寒冷的世界，在茫茫夜色中我和几个同学开始向着“北京”跑去。我们从家里出来跑进环城马路，向西转入到金寨路，顺金寨路向南一直跑到南七里站。那时金寨路是合肥一条很有名的路，也是通往安庆方向的必由之路，凌晨的金寨路车少人更少，在这条路上跑步自然是大步流星。现在我已记不清为何要选择这条路线跑步，也许是好计算跑步的里程，终点是南七里站，跑个来回正好是7公里路程。第一天跑步，虽然热情很高，劲头十足，但是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也是难受之极，跑着跑着，我大汗淋漓，大口喘气，到了南七里站，我已经累的躺倒在地，稍作停顿，我们又折返原路往回跑。在回来的路上，天已渐渐明亮，行人和车也渐渐多了起来。就在此时，我反而感到轻松许多，有一种胜利自豪的感觉。虽然全身已经湿透，但是身心感到愉悦和舒畅。到了家里我将湿透的衣服换了下来，吃了早饭，就到学校去了。在学校我们将跑步的里程数写在专栏板上，用小红旗标明合肥至北京的距离。我记得我们班第一天的成绩相当可观，每个同学都在5公里以上。就这样我们每天在寒冷的早晨起来跑步，每天计算着跑向北京的路程。就像“冬天里一把火，熊熊燃烧着自己”。我已记不清跑了多少个早晨，也记不清是否跑到了北京，更记不清我们班是第几名跑到北京的。然而，象征性赛跑名次已经不重要了，只是这段跑步的经历有趣难忘，尤其是那第一天早晨的跑步更是记忆犹新。不管怎样，中学时代这段时间的早晨跑步，不仅仅是锻炼了体魄，也培养了团队合作的意识 。舍去政治意义不说，对我个人来说，成长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从内心深处感谢此次人生路上的一次跑步。

       （中学时我（右）和单文钧同学）

            【游玩南京的一个事故】

      1973年秋天，合肥八中高中毕业班各自组织到外地游玩，这个活动让我们欢欣鼓舞。我们班首选游玩目的地就是南京，一是南京离合肥较近，二是南京文化古迹较多，尤其是有当时名声震天的南京长江大桥。周末我们在班主任刘文林和数学老师苏诚的带领下，坐上从公交公司租来的大客车驶向南京。一路上我们欢歌笑语，毕竟第一次出远门旅游，第一次去南京大城市。我们经过南京长江大桥时就迫不及待地下来欣赏这个宏伟的建筑，全班同学在桥上照了合影。我们在南京住在宿逸仙桥小学，晚上睡觉就在一间大教室里，把课桌拼起来，睡在桌上。现在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晚上睡觉有无盖被子，如果盖了，我们从哪里借的被子呢？如果没有盖，难道我们不冷吗？这始终是我想不明白的一件事。另外，还有一件想不明白的事，就是我们并不是暑假期间去南京的，怎么到了逸仙桥小学，学校没有人上课呢？也可能其中有一个星期天，但我清楚地记得在南京玩了两天。两天里只有在中山陵有些印象，其他地方都模糊不清了。然而在我们即将离开南京的时候发生的一件可怕的事却永远铭记不忘。我们班周红同学，一个个子矮小、喜欢傻笑的男同学在我们的旅行中走散了，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周红同学的突然“失踪”，应该说是一起很严重的事故，也使南京之行蒙上了不愉快的阴影，同学们没有了玩的兴趣。我们着急，班主任刘老师更着急，在当时没有通信工具的情况下只有干着急。刘老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到派出所报告，再到电台播寻人启事，最后组织两个小组分头去找，我是其中一个组的成员，我们整整找了一个下午，毫无收获，晚上精疲力尽地回到住地，大家还在一起着急。周红的走失，使刘老师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不影响全体同学返回的情况下，他决定自己和单文钧同学留下来继续找。就这样留下他们俩，我们大部队返回了合肥。在经过长江大桥时，我在车上突然想到，周红如果聪明，应该在大桥上等我们呀。南京在江南，合肥在江北，长江大桥是必经之道啊。我的想法得到全体同学的赞同，于是我们分别趴在车窗两侧，严密注视着大桥上的行人，可是从桥头缓缓驶到桥尾，我们也没见到周红的身影，大家在一片沉默中彻底失望了。回到合肥第二天晚上，我到单文钧家里得知周红终于被找到了，现在已记不清是如何找到的。但不管怎样，结果是圆满的，刘老师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这件事使我们班虚惊一场，使刘老师虚惊一场，也使合肥八中虚惊一场。记得我工作后一次春节见到刘老师，在笑谈此次事故时，刘老师还心有余悸地说想想后怕啊。

  （游玩南京在长江大桥上的合影）

            【参观郭庄的一段经历】

       1973年底，我们这一届学生很快就要高中毕业了。当时毕业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上山下乡的道路，插队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我们已经做好了下放农村的准备。学校为了让我们这一届更多地了解农村，尤其是了解上几届老知青的插队生活，决定选派同学代表赴萧县郭庄参观。我们这届六个班，每班抽一男一女两个同学，共十二个同学。我们四班抽到我和徐爱平同学。记得还有其他班的蔡志军、常立钊、李鸣燕、肖衡等同学。当时我作为同学代表，确实很激动，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公差。我们十二个同学在吴志诚老师和工宣队师傅的带领下，乘火车到了肖县，又由肖县坐汽车到了郭庄大队。在那个年代，肖县郭庄大队在我省赫赫有名，是全省农业学习的先进典型，相当于当时的昔阳县大寨。第一天我们到了郭庄，在县教委的同志引领下，看了几个知青点（合肥八中下放农村定点肖县），每个知青点都是茅草屋子，住五到六个人，但大多数知青不在家，偶尔见到两三个刚从农田劳动回来，他们情绪不高，比较消沉，也不愿和我们多说话，反正我们对老知青在农村的生活是一知半解，糊里糊涂。第二天我们参观了郭庄展览馆（这个馆现在不知还存不存在了）。当时的建筑是很气派的，里面主要是图片展览和一些战天斗地的口号，我们走马观花看了一圈，又在展览馆前照了合影，当时我们觉得能来这里参观，能在这里留影是很光荣的，现在想想有点可笑。不管怎么说，肖县郭庄是一段显赫的历史，哪怕是显赫中全是荒谬的历史。我们这趟出差肖县郭庄，虽然学校是以学习教育为目的，但自始至终我是以玩和散心为目的。当时对自己的未来一片茫然，对插队农村和走上社会不知所措，自然对这次参观学习之行不以为然。1974年3月，我毕业离开了八中，来到了固镇县新马桥省“五七干校”林业队做了一名下放知青，从此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所以，高中毕业前的肖县郭庄之行毕竟给我融入社会、下放农村一次观察和演练的机会，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

     （参观郭庄合影，后排左二作者）

    （高中毕业照，第四排左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