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

年

中

考

一

  1978年，我初中毕业。我所就读的那所中学，名叫“河西联中”，是按着一条河流走向划分命名的。位于河西片的南下册、北下册、新村、老峪、小后沟、林泉、杨家泉、望子山八个村子的孩子，都在这所中学就读。

1978年之前，初中教育是两年制，我们那一级，总共不到80个学生，分为两个班级。那时的农村学校，过了麦假升学。1976年，我升初中的时候，文化革命还没结束。受其影响，那时的我们都不知道学习，老师抓得也不紧。没有早自习、晚自习，没有课外阅读，作业也只是课堂作业，10分钟就能做完的事。那时候，学校提倡勤工俭学，班主任老师常带我们到太河水库溢洪道砸石子，到竹林寺摘松子、刨半夏。

记得是1977年秋天，班主任老师带领着我们在教室东侧垒了猪圈，还养了一头小猪。于是，我们就结伴到生产队的地瓜地里倒地瓜，好整回来喂猪。所以，那时的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是用在学习上。再说，那时上大学实行推荐，上高中也是推荐。

我生活的村子，是从太河水库库区搬迁出来的，一部分人移民到了外地，留下来的人不到400口人。上学的孩子，每年有个7、8个，而每年能推荐上高中的只有两个名额。1975年之前，村里谁被推荐上了高中，我并不关心，因为与我家无关。1976年，我哥初中毕业，仗着家里成分好，被推荐上了高中，也是村里仅有的两个名额之一。我哥被推荐上了高中，我基本也就没戏了。我与他相隔两级，不可能回回都是我家。要是升高中考试，或许我还有希望。

1977年，高中依旧实行推荐，我有些失落。觉得学习好没用，我们这级9个人，既便再多一个名额，也是轮不到我。再者，父母好像不太希望我读高中，尤其是我母亲，思想原本就陈旧，再加上婶子大娘们的七嘴八舌，她巴不得我早点下来干活。所以，在初中就读期间，我一直都很迷茫，找不到前行目标和学习上的动力。尽管我考试成绩一直都很靠前，也一直是班级里的头几名，可我知道，考好考孬，对我没有啥意义，仅仅为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罢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用来看小说，有时候，上着课也在偷偷看。

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那一年，全国有570万人参加了考试。由于当时信息闭塞，周围几个村子又没人参加考试，这么大的一件事，对我竟然没有一点点触动。至到来年春天，我们才知道恢复高考的事，上高中也不再实行推荐了。

自从知道升高中统考的消息后，我便满血复活，努力备考。虽说离中考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可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虽然我知道，既便考上了高中，也不一定上得成，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能考上，至少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获取的上学机会，而不是推荐上的。说实话，在备考高中的时候，压根不知道考中专的事，也没人跟我们说这过事。

虽然高中过了线，但内心并没有觉得有多开心。高中两年不比初中两年。初中隔家近，不影响我干家务活。当时的淄博二十中学，在淄河滩原东下册村旧址西侧，离我们村有7里多的路程，中午回不来不说，每天还得早早的走。那时的我，是家里的火头军，推碾、倒磨、烧火做饭的活儿都能做。要是上了高中，这些事就没人做了。那时，母亲身体不好，常年病病殃殃的，父亲又在外地工作，大姐在社办企业上班，我哥高中毕业就去当兵了，家里就我二姐一个半劳力，我要是不上学了，也能顶个半劳力。

那年，麦收还没结束，一班班主任李德迅老师就在他们班开辅导课，辅导他班上几个学习好的尖子生考中专。我那时对考中专没有概念，对外面的世界更是一无所知。无所知，便也无所求；无所求，也就没有了期许与向往。我每天一早，当出坡的哨子吹响，我就赶忙到村口等着队长分配活，跟着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一道出坡。那时，我应该算不上个半劳力，但在会计那儿，还是给我记每天5分的工值。

整个麦假，我都跟着大人们出坡干农活，也没跟家人聊聊高中我是读还是不读的事。同村与我一道考上高中的两位伙伴，早就被他们班主任喊回学校听辅导了。我在的二班，一直没啥动静，也没人通知我回校，我也不好去问一班班主任。后来，一班班主任让发小给我捎口信，要我回校跟着他们班一块上辅导，我喜出望外。那一刻，我才发觉，我内心是多么的渴望回到学校，回到课堂上。

那时的老师，境界不是一般的高，给学生上辅导课，都不收费。不像现在，一开班就得收费。尤其是一班班主任李德迅老师，他是牺牲了自己的时间，来辅导我们，他也是一位全能老师，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都由他一个人辅导。当时的李老师，还是一名民办教师，麦收正忙，家里也有一堆的农活在等着。

一直都觉得，我人生的转折，是从回到李德迅老师辅导班的那一刻开始的。

那年中考，太河公社过分数线考生有80多人，而经李老师辅导过的考生就考上了十几人。那年月，城乡差别非常大，过了中专分数线，不亚于现在高考过了一本线。那时候，农村孩子一旦考上中专，就考出了户口，吃上了国库粮，不但身份变了，国家还包分配。

好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年中考，好多地方，一个公社也考不上几个，我有个同学，她们学校，就考上她一个。而我们一个老师，就辅导出了我们十几个人，这在当时的河西联中，是一件很轰动的事。

上世纪70年代末，通讯不发达，村里没电话，公社下通知（重要通知），都是通过小喇叭广播。那时候，村村都有大喇叭，家家安着小喇叭，要是有重要事情，小喇叭一广播，老百姓就都知道了。

一早，公社广播站播报分数线以上考生名单。连续播报了三遍，名单中都没听到我名字，只有一个叫翟慎华的。翟姓在我们那是大姓，重名重姓的人很多。我不知道别的村，别的学校还有没有叫翟慎华的考生，我只知道，我们村我二大爷家的本家哥哥翟慎华也参加了那次中考。

既然播报名单中没我名字，那就是我没过分数线。我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原本也没抱啥希望。我那时，已经是一名高一学生了，我就读的淄博二十中学，好多老师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我有信心在两年后考上大学，这也是我对家人的承诺，不然怎对得起支持我继续念高中的两位姐姐。

小喇叭广播：所有过体检分数线的考生，要在当天上午9点之前到公社礼堂集合。因为没听到“翟慎晔”三个字，我便没有去公社，而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出家门，穿过淄河滩来到学校。昔日吵闹的教室，一下空了一大半。我的同桌，前后位都空着，也就是说，她们都到公社去了，留下来的同学，都是没过线的。有同学问我：“你不是考过了吗？咋还不去公社？”我说：“考过的是翟慎华，不是我。”

那时，我脑子很乱。有几个同学说她们想回八年级复读，继续考中专。我不知道我是留下来还是回到初中读八年级。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在太河制修厂上班的大姐来喊我，要我赶快到公社去。

原来，大姐从广播中听到了“翟慎华”，就固执地认为“翟慎华”就是我。她蹬着自行车跑去公社广播站核实，果然，广播站的名单上写的是“翟慎晔”而不是“翟慎华”，是播音员将“晔”误读成了“华”。

也许是因为那年我们公社过分数线人多的缘故，我没到现场，没去开会，也没人通知找我。要不是我姐不甘心，跑公社广播站核实，或许我就与四十前的那次中考失之交臂（不去报到，不参加体检，不填报志愿，视为自动放弃），就不会做一辈子护士了。 

公社安排了两辆解放牌大敞车，拉着我们80多个人到淄川体检。在整个体检过程中，没有一个部门一个环节喊对过我的名字。一路下来，大家都是翟慎华的叫着。为此，公社广播站，将我的名字读错，差一点让我的人生改写，也是情有可原。

命运这东西，有时候真就很邪乎。有些事，一旦你遇上了，你的人生就不是你的了。

前段时间，聊城陈春秀“顶替门”事件，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尽管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尽管处理的结果让偷窃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尽管山东理工大学同意陈春秀继续就读的意愿；可是，谁来偿还她被偷走了的16年人生？

忘了我中考的那年，是先体检后报志愿，还是先报志愿后体检，反正都是在知道分数之后进行的。1978年，中专提档线是195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5门课）我考了228分，如若不出意外，我的这个分数应该有学上。填报志愿时，因为啥也不懂，觉得好玩的就往上写。所以，第一志愿，我填报的是济南幼儿师范学校；第二志愿是泰安林业学校；剩下最后一个志愿，不知道选啥好，就问身边的人，博山好还是张店好？那时，张店是“二院卫校”，护理专业；博山是“第一卫校”，医疗和防疫专业。我那时，对医生和护士没有认知，对张店和博山也没有认知。一听人家说张店好，就立马填报上了“二院卫校”。

等通知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来还想，秋假期间能收到录取通知，到哪上学无所谓，主要是不想读高中了，因为物理太难，我一直都开不了窍，学不进去。语文老师建议我转文科，当时的淄博二十中，没有文科班，转文得到淄川尚，我哪有条件到城里上高中。所以，就很期待收到中专录取通知，只要收到中专录取通知，一切就都OK了。

漫长的秋假结束了，高中也开学了，可我的中专录取通知书一直都没收到，只好收拾好心情，继续我的高中生活。

六

我不知道我上中学的时候，有没有个人档案，反正没有发初中毕业证。要是那时有人想顶替我上高中或是上中专，应该是挺容易的。尤其是在我们老家，同名同姓的人很多，户籍管理也不是现在的模式。

2003年，我回乡派出所办理一个证明，派出所里竟然查不到我的任何信息。在我父亲的子女一栏，只有我姐我哥，还有我妹我弟的资料，有他们哪年哪月哪日因何而迁出的记录。有关我的，一点点痕迹都寻不到，连我哪一年迁移出的户口，都没有任何文字记录。没办法，为了证明我是我父亲的女儿，我不得不回村开据了一份证明，然后又回到乡派出所加盖了公章。可见那个时候的户籍管理，有多么的不严谨。

幸运的是，我没有像陈春秀一样，被人偷换掉人生。我善良纯朴的乡亲，在去公社拿到我们的录取通知后，一刻都不敢耽搁地把通知送到我们手上。二叔家的堂弟上了师范，我和发小一同上了护校。淄博二十中学，我读了不到两个月的高中生活，也就此打住。

1978年10月，一个雾雨蒙蒙的早晨，我怀揣着淄博二院卫校的录取通知，离开了故园，走出了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