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挖掘红色历史资源，讲好洛宁人的故事，对于我们增强“四个自信”，建设“美丽洛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今天发表的是洛宁地下党老同志、革命先烈李翔梧的堂侄李洪潮追忆其大哥、洛宁革命先驱李宗白的文章，情感真挚，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王嘉飞）

李宗白

我参加革命的领路人——李宗白

作者/李洪潮

从组织关系上讲，我们是同志关系；从家庭关系讲，他是我大哥；从我的成长过程讲，他是我的启蒙老师，还是我参加革命的领路人。他就是李宗白同志。

我的童年时期，学校生活与家庭生活无多大区别。当时我在村中上大哥、六叔、三哥们自己举办的义学。不论是节假日或农忙假时放学回家，大哥总要把我同我的侄儿治生叫到他的厢房屋学习，他不仅教我们学文化，而且常常给我们讲反封建迷信、反贪官污吏的故事和革命道理，教我学看报。他常说：“报纸是内容极广泛、知识极丰富的学习园地。看报不只是可以学到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可以了解国家大事。你们从小就要学会关心国家大事。”报纸横行、直行、拐上拐下，我不会看，大哥总是耐心细致地教我看报的方法。

温旭阳

1927年，大哥被选为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他同温旭阳等同志在县党部的组织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反贪官污吏的群众运动。他每天回到家，就向家里人讲破除封建迷信的道理。他说：哪有什么神？明明是泥胎嘛！穷人再敬财神也富不了，神不会保佑老百姓不受贪官污吏的压榨，不受富豪劣绅的剥削。他也常讲：妇女裹脚是活活害死人，是缠在妇女身上的绳子。好好的人，把脚裹的小小的，走路难干活难，该有多痛苦啊！在大哥的宣传教育下，我的母亲、婶婶、嫂子们都最先冲破社会舆论带头放了脚。

在大哥的宣传教育下，我家所有的家神、财神爷、土地爷、灶爷等被我父亲和大哥打得粉碎。从此，全家都从神权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再也不受那年年向神烧香磕头之苦了。从那以后，每逢过年，我只向祖先牌位磕个头，然后给我的大祖母、祖母磕个头就没事了。我的小朋友们羡慕地说：“你多舒服，过年也不烧香不磕头，我们把膝盖都磕破了。”

一个春天的清明节，我和同学们到村东边的山上踏青。东山小垭口有座山神庙，在我的带动下，我们一群小学生把庙中的神像统统打的稀巴烂。有的神像脑袋还在中心柱上连着，我们就抗在肩上，排起队，唱着跳着，兴高采烈地回村了。乡亲们一看见，就议论纷纷，指手划脚，有的说：“这成何体统。”有的说：“这些孩子胆子真大，天不怕，地不怕，神他们也敢打。”也有年轻人说打得好，该打。在我家人及学校老师的宣传带动下，村西后河寺有一座很有点名气的大庙（后寺庙，因庙宇是古老的转角楼，故人们叫做转角楼寺）里的神像也被砸了。

正当反封建、反贪官污吏、提倡妇女解放的群众运动在城市、在农村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突然一声霹雳，乌云遮天，国民党县政府以二百大洋悬赏通缉捉拿大哥。大哥被迫逃亡开封一带。

大哥到开封后，在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的河南互济总会任秘书长，后又被选为全国互济总会委员。常奔波于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开封、西安等地开展工作。

我和大哥虽然分开了，但兄弟俩的心却紧密相连。大哥常化名写信、寄书来教育我。我记得很清楚，一次他在信中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名言教我要妥善用脑，勤奋读书。从此，我时刻以此语来鞭策自己。即使是后来做地下工作，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我仍千方百计克服困难，读革命的书。

1932年间，中共河南省委为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又派遣宗白同志回洛宁开展党的工作。大哥回县后，即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一次在我家东屋，举行党员入党宣誓，参加的有李绍莲（我的父亲）、李宗儒、张其林、李成君等。他们因我年纪小并不回避，我就站在旁边好奇地看着他们。只见他们举起手，大哥说一句他们跟着重复一句。我只记得他们说什么要忠于党，要保守党的机密，永不叛党等。这时我也暗下决心，一定忠于党，永不叛党！

大哥可能以为我年龄还小，从未直接给我谈过共产党、共产主义。他一有空闲时间，除教我读书外，常常给我讲“九一八”事变的情景，讲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如何入侵东北，国民党、蒋介石如何不抵抗，丧权辱国。东北老百姓在日本军队残暴的铁蹄下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等等，从而激发了我的爱国主义热情，也使我更加痛恨贪官、卖国贼。

一天下午，我带着大哥给我买的小说《热血》去放牛。牛吃草，我就看书。天近傍晚，我拿着书、牵着牛回家，走进村中的十字路，有人喊我说：“你还不快走，县里派兵来抓你大哥，你家人都已逃跑，当兵的还在你家翻箱倒柜。”我听后把牛绳一松，赶紧把《热血》埋到土堆里，然后翻过寨墙逃走了。

大哥又一次被迫离开了可爱的家乡，逃至山西阳泉，化名李一可，补入冯玉祥部宋哲元的二十七军三十八师当上士。他到部队后，党组织即先后派王哲同志、郭仁同志与他联系。他在党的领导下，一方面组织士兵委员会，开展士兵工作，一方面利用时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写出了《中国农村经济之危机的研讨》一书。书写成出版后，大哥给我寄了一本。我得到书后如获至宝，反复阅读。这是我更加了解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的黑暗，更加痛恨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了。

“七七”抗战爆发后，大哥随部队转战至山东临沂。因组织领导人之一李瀛洲（我的胞叔）在台儿庄战役中壮烈牺牲，大哥又发疟疾，加之腿上生疮，在随军转至河南后，不能再随部队长途行军，即离队回家。回家后他积极支持我同李正儒、李锡光等同志向豪绅地主、保长们开展斗争。

1938年12月间，在一次城关区委会上，曲乃生同志指示我同李宗白同志在农村办一所小学，深入农村开展群众工作。我回家把这一指示告诉大哥，他欣然接受。在廉应年等开明人士的积极支持下，我俩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即在上高村上寨的几孔窑洞里宣布开学。大哥往年在西山底中方村教学多年，在当地群众中威望颇高，李宗白的名字妇幼皆知。因此群众一说李宗白回乡办校，周围数十里的青年都纷纷前来入学学习，仅仅几天时间，学生就达七十余人。都是当地初中、高小毕业生和上高村、中高村的一部分小学生。我们根据学生的程度分高、低两班，高班由大哥负责，低班由我负责。他知道组织上让办校的目的，一方面是培养青年，一方面是以学校为基地深入发动群众，开展群众工作。当时我以办校为名，实际担任区委书记。大哥非常支持我，他说学校的工作他主要负责，要我专心做党的工作。这样的话，在学校，我就是给低年级上上课。除此之外，我就把主要时间，主要精力都用到开展党的工作方面去了。

当时学校条件极差，连最基本的教学设备都没有。大哥即同我们商量，提出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办校方针，鼓励我们克服困难。没有桌椅，本村的学生就自带桌椅，外村的学生就设法用土胚垒台子，借木板搭上就是桌椅。吃饭都由学生自带米面，自己轮流做饭。大哥还专门编了一首歌曲（代为校歌）：“这些饮食，父兄供给，我们应当为人民努力”。要求每次开饭前，都是集合站队，先唱这首歌，而后再开饭，以此教育我们全体师生不要忘记群众，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学校高级班开设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游击战术、时事新闻等课程。选学《新华日报》《新疆日报》的重要社论，借以学文章又学党的政策、主旨。低年级以学语文、常识为主。同时也学游击战术、时事新闻、党的政策主张。没有教材，大哥自己编写教学提纲、讲义，自编自讲，当时连台油印机也没有，大哥边讲边在黑板上写，学生就在下边抄。

为了培养学生的抗日思想，准备一旦形势发展需要，拉起一支抗日游击队伍，我们就利用课外时间组织学生在村背后演习游击战术，以代替课外活动。一举两得，学生情绪异常高涨。

为了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大哥经常和我们研究，提出以抗日救亡为主题，采取各种方式揭露伪政府的黑暗统治。学校每星期出一期墙报。每天晚饭后，村中群众有老有少，也有儿童和少数妇女聚集在校内，有的看墙报，有的听唱歌。大哥趁机同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讲故事，借以宣传我党抗日的主张和政策，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和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大哥还自编《攻陷开封城》、《日寇汉奸对农民的压榨》等剧本，组织学生在节假日、纪念日演出，以资宣传。“五四”纪念日时，曾在中高村召开了由周围各村学校学生、群众四千多人参加的大会，壮大了抗日宣传的声势。

为了开展妇女工作，我们在学校附设了妇女班。在旧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情况下，大哥和我亲自给妇女班上课。我们从妇女班中发展廉建华、廉云、廉呼玲等同志入党，成立了第一个妇女党小组，并以党小组为核心成立了妇女外围组织姊妹会。通过姊妹会更广泛地团结广大妇女。纪念“五四”运动时，还发动廉建华、李凤娥等在纪念大会上登台讲演、演出节目。这在当时妇女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了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当时以减租减息为中心，以陕州专署关于二、五减租减息的法令为根据，通过农会、互助会等形式广泛向群众宣传，发动群众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东南村地主杨三等在群众的正义行动下被迫减租。

为了减轻广大农民的疾苦，反抗伪区公所的派款、抓丁，我们黑夜张贴标语，一直把标语贴到伪区公所的大门口，打击了当权者，引起了敌人内部的极大恐慌。为反对恶霸薛东屛（当时的伪联保主任），我们曾数次以群众名义将其恶迹向伪专署控告，以打击其疯狂气焰。

一次，大哥单独同我谈话，他用沉重而激愤的语调向我讲述他在沈阳狱中的情况。他是1931年被党组织派赴满洲工作，因有人叛党而被捕入狱，“九一八”事变后尚未放出，直至1932年2月间才被释放出狱。他边讲边脱下上衣，让我看他脊背。我一下惊呆了，他的整个背部简直没一点好皮肤了，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烙的伤疤，密密麻麻的一个套一个。我忍不住双眼泪下，悲愤满腔。大哥坚定的说：“没有别的路可走，唯一的出路是革命！”

由于教学内容丰富，又能密切联系群众，学校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外地学生不断增加。但却引起了地方上豪绅、官吏地主们的不满和惊恐。坏分子张天佑、杨三等从中破坏，向伪县府告密，说学校内有异党活动。是年秋，伪政府突派保安团一个连（连长李同声）前来清查搜捕。敌人还未进村，即被群众发现。群众迅速到学校给我们送信。我们得知后，大哥同我简短商量一下，他即离校藏在廉同生家楼上。我将一些文件、书籍送到校外寨上埋藏后，就留在学校应付敌人。敌人到校后未能查到任何可疑证据，就离开了。大哥虽然幸免于难，但不得不抛开他苦心经营的学校，再次被迫离开了家乡。

大哥逃到庙沟马子明同志家，先后又转移至孟家峪王化德、王荣亚家（当时都是地下党员），随后由韩达生同志介绍到外县工作去了。

大哥离校后，党组织指示要我和廉建民、廉建斌二位同志坚持学校工作。中间曾派张亚新同志到校协助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我同张亚新于一九四零年夏先后离校。我随后到延安而后转入部队工作，从此和大哥失去了联系。直到全国解放，大哥从镇平回到洛宁，担任了县中校长，这才联系上。1953年我从南京军事学院回家探亲，住在大哥家。晚上我们兄弟俩抵足而眠，畅叙达旦。大哥讲：“我们终于解放了，但革命的工作还多，革命的路程还远，还要继续努力。”

我现已年近古稀，而大哥对我的影响仍根深蒂固。在睡梦中，我常常享受着大哥的教诲。每当梦中醒来，大哥那慈祥的面容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而我的心情此时却久久不能平静。

我虽已离休，老伴又因病致残，可我总是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进入老年大学学习，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力争在有生之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做一点奉献。

大哥有灵，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1988年6月15日

作者简介：李洪潮，原名李宗藩，1919年出生，洛宁县底张乡中高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洛宁地下党区委书记。1942年赴延安学习，1945年4月任中共洛南工委书记、洛南抗日支队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二野12旅35团1营教导员、中共郧西县委书记、郧阳军分区宣传科长。建国后，先后任南京军事学院院务部政治处副主任、宜昌军分区副政委、黄石武装部政委等职。1980年离休，1996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