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与李悦岭互答
文/王传华
李悦岭先生就桑恒昌先先的诗歌艺术《也说意象诗》一文，从理性的科学角度，分析得是很透彻的，也是很准确很精辟的，我是很赞同的。
是的，意象，作为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一一诗人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作为诗人的一种“主观的情感”，桑恒昌先生，可以说是用得挥洒自如，巧妙绝伦，达到了一种极致的，也是一般诗人所望尘莫及的。
尤其独到的是，他极其善于从这个主观的情感出发，将这些意象有机地而不是无端的叠加组合起来，从而构成了他的奇绝美幻，厚重而又空灵的诗歌意境。他总是一气呵成，珠串似地将意象之具体的事物组成的整体环境与主观感情的有机结合，寄托于意景之中，实现了景中有情，情景交融的自然而又超然的审美造化。这是需要大道法大智慧的。诚然，也是丰厚的阅历和长期艺术创作经验积累的一个必然结果。
桑子恒昌的“意象”之“意”，也自然是他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而“象”，则又是一个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一一这些意与象之间的血肉渊源关系的演化合一而升华打造成的诗歌意境，不仅是一个艺术处理技巧的问题，也是“在诗歌创作过程，一个观察、感受、酝酿、表达的过程，是对生活的再现过程”。是的，桑恒昌先生对外界的客观事物心有所感，于是灵感爆发，将之寄托给一个所选定的具象一一富有独立个性的意象，并使之揉融进自己浓郁的爱与痛·痛与美的感情色彩，制造出一个个“特定的艺术天地”，使读者在阅读他的诗歌时，能根据“这个艺术天地，在内心进行第二次创作”，同时，“在还原诗人所见所感的基础上，渗透进自己的感情色彩。即如恒昌先生所言，诗是诗人和读者共同创作完成的。
仅就桑先生的意象诗，评说到的一些较为深层次的理论观点，我是很赞赏李悦岭君的眼力和文笔的。
下面，请允许我脱离开李悦岭君的论题，引申联想一个与当下诗评有关的问题。
所谓评论，我始终主张深入浅出，而不是相反。理论，是夜晚的灯火。做理论评诗法的目的，在于照耀引领创作。而有的学院派理论家，或称之谓一派“纯理论主义”的理论家，往往把一些通俗浅显的理论概念，搞得神乎其神，深奥莫测，佶屈聱牙，让诗者眼花缭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坠五里雾中，哪还有什么指导功能可言，只好任它在纯理论主义的象牙塔里睡大觉了。
这种现象，我称之为理论孤独自闭症，和者盖寡，是很值得文学理论界思考一番的。
再就是，我们的文学艺术评论，几乎变成了纯粹歌德主义的颂词。
评者，批评也。鲁迅称之为“浇灌佳花，剪除恶草”(《华盖集·并非闲话(三)》) ，其中，也意含着“称赞与批评”两者不可或缺的文哲理道。虽说，当下文坛适逢盛世，恶草少见，可伪文学，假诗歌还是有的，批评，还是要得的。
然而，统观评论界，这个“评”字，几乎看不到它的身影和存在了。文艺批评，被弱化乃至于被边缘化了。难道，我们的华夏文学诗歌艺术，真得就都那么佳花，那么完美，那么高大尚了吗？
这令我们甚感忧虑。同时，让我不由地想到了威廉·薩默塞特·毛姆。
一一这位世界驰名的英国作家，他也是一位褒扬立魂，批评见血的真正的评论家，所以，历史记下了他的存在，一个伟大的作家/评论家的《刀锋》般永恒的存在。
毛姆的评论精神，很是值得我们的评论家们，躬身一学的。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