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光中国小女子，大战美国TSA
文/ 张涵（韵娘·吉妮）
TSA，（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局，是911后美国联邦政府为反恐而特设的负责全美机场安检的直属机构。与很多手握特权或垄断资源的政府机构一样，刚过十岁的TSA，也逐渐滋生出一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跋扈戾气。上网一搜，控诉抗议TSA态度蛮横、任意搜身等侵犯人权行为的帖子长到没有尽头。当然，那基本都是美国公民们的控诉和抗议。
因为美联航临时将六点的航班提前到了五点多，一贯熬夜、不能早起的我，为免误机，干脆头天昏睡，然后彻夜不眠，凌晨第一个到了机场，第一个检票托运。没想到，一顿总共几分钟的机场早餐之后，刚才还空无一人的安检区，已是人满为患。
左手捏着机票拉着衣箱，右臂搭着外套手举纸杯，马上就到安检台了，也没找到个垃圾筒。剩咖啡没地方扔，放地上又怕被人碰倒——弄脏地面多不文明，这么举着排到跟前在将咖啡放到安检台上去掏护照吧，又怕匆忙之中将美国大使馆费心帮我们贴在护照封面上的那张四角高翘的个人照片被拉索刮破。身份确认出问题可比弄脏地面严重得多也麻烦得多，而且那样的严重和麻烦，定会影响后面所有急着安检前去登机的人。
犹豫一下，我一边连连点头说着SORRY，一边深怀歉意小心谦恭地把半杯剩咖啡放在安检台最最外面的那个角上，接着退后一步，回到一米线外，然后去掏护照。
女安检员白我一眼：“女士，你不能加塞！”那态度在礼貌好客的美利坚实属恶劣。
“对不起，我不是加塞，是我的护照......”
“你是，你就是想加塞。”她给我下了定论。
这真荒唐。作为一名二十年前的留美MBA、两所顶级中国大学的教师、三大英美跨国公司的中国首代和世界银行的独立咨询专家，讲究个人修为，严守公序良俗，在我不是理念而是习惯。每次出差，我都会在起飞之前特意提醒乘务员核实确认所有乘客都已关闭手机，并在落地之后主动制止那些急于站起去开行李舱的乘客；在邮局银行医院超市，我不但自己排队，还要提醒他人......我怎么会加塞？况且，前面就一人，已经在办手续，我夹到哪儿去？！
这是真的。911后的安检如此繁琐缓慢，哪个不到六点就要起飞的人不是心急火燎？
我竟敢与她顶嘴！女安检的表情直接从恶劣变恶毒。
我很想给她上上一课：我迫不得已占用了她桌子的一角，只因我没处扔掉剩咖啡；她维护秩序完全正确，但还是应该以人为本——说到底，世上所有的秩序和规则，都为改良社会服务民众，所以受到危害的公民大声呼救不算喧哗，不幸走失的孩子放声哭喊不算任性，找不到垃圾桶的旅客谦恭谨慎在安检台上放一下纸杯不算无礼......
但普法布道不但耗费精力，而且还耗时间，而我没有时间了。
我转向下一道程序。当然，我丝毫不知，她的敌意早已接力棒似的传了下去。而且，十年时间，TSA们别无长进，只在心理扭曲和虐待乘客方面成效卓著配合默契，比美国女子接力队奥运会上动辄掉棒可强多了。
等着我的，是传送带那边另一张墨西哥女人的脸。看我按要求将靴子放入塑料筐，她举块牌子张牙舞爪地冲我大喊，颐指气使，飞扬跋扈，让我想起哪个电影里一位手持皮鞭的女看守。
三十年前五百多次的飞机跳伞压坏了我的耳膜，二十年前保质期只有十年但后遗症不止十项的近视手术影响了我的视力，我真的看不清也听不清。看她似乎是要我将长筒靴直接放在传送带上，我认真完成了这个动作。
此时，我的拉杆箱已经完成扫描，但被叫停了，就在那个分秒必争的时刻！
扫描仪后的混血男人懒洋洋地举起一只肥胳膊，不出声，不回头，不动弹，就那么举着。
足足两分钟，才有一个一米九的混血大个在他身后慢慢出现，慢慢上前。上帝，他那两条长腿倒的那叫一个慢！
着急的我，迅速在心中将他定义为“大个慢男”。
看“大个慢男”要检查我的衣箱，我主动上前去输密码，以节约时间。不料，“大个慢男”竟如一个初次出门便遭遇不测的农村小媳妇一般，“惊慌失措”地拎起我的箱子，“惊恐万状”地躲向一边。
数秒钟后，终于“镇定”下来的他，莫名其妙地提着我那个小的黑色衣箱，对它的六个光滑平面——注意是正常人一目便可了然的六个光滑的外面——久久凝视、蹙眉深思，好久才终于确认它们全都正常。然后他示意我上前输入密码，然后他才煞有介事地把箱子打开，然后他才大慢经倒地层层翻看，然后他才聚精会神地一一摸探，那份小心谨慎，摆弄古董一般。
终于，他在我的箱底发现了三瓶护肤品。尺寸和重量好像超标，严格说来可以扣下，但塑料材质合规合法，严格说来又可以放行。肿么办？“大个慢男”为难了，把那三个瓶子高高举在自己手里，掂量着，揣摩着，思考着，犹豫着。
可以理解，他这个“重大”的“决策”过程事关小学数学，而他又是“大个慢男”——“慢”字在英语里本来就有迟钝笨拙的意思，何况我虽明显不是恐怖分子但却已经是被接力的旅客。
良久，他算出了结果，对我：“你可以回去重新托运。”
“飞机就要起飞了，我现在再回去托运？！”我心急如焚。
“你也可以把它们扔掉。”
“可是这里没有垃圾桶。”
“那边有。”他长脖子一伸，看向安检区外，表情幸灾乐祸，声音得意洋洋。
我说，那好，我扔掉。
“你等等，”他急着制止我，一边再次迈开两条长腿，以没法再慢的速度，一小步一小步地朝着传送带的尽头走，然后再慢慢地挪出来。
我以为还有什么法定程序呢，但没有，是他主动、执意要带我出去扔瓶子，就好像我自己不会扔！
我跟在他后面往外走。隔着一大片排队安检的乘客，刚才传送带尽头那位墨西哥女人突然又是一大嗓子，惊掉了我手中最大的瓶子。
一位年轻的白人男乘客以典型美国式的男人风度俯身为我拾起瓶子，满脸友善又满是歉意地交到我的手里。
一直走出安检区才终于找到一个垃圾箱，我将瓶子扔进去，跟着“大个慢男”回到安检区，准备去取自己的箱子。
“不！”传送带墨西哥女人声音洪亮，语惊四周：“你得重新排队！”
“我的东西都刚刚检过，为何......？”
“大个慢男”越俎代庖画蛇添足充当翻译：“是，你得重新安检！”
他要早说我得重新安检，我干嘛不直接去办托运？！或者干脆把瓶子们赏了他们？！
我保持沉默，谁让我把咖啡放在了人家桌子角上了呢？！
我前面的白人女士回头问我几点的飞机。一听我要上的正是那架已在登机的737，她友善地让我先过，说着迅速侧身。但传送带墨西哥女人三步两步冲将过来：“不行，女士，你不能往前！”
“是这位女士让我......”
“不行！你不能！！”
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留美几年，出入多次，在陌生人也常常友善微笑点头甚至问候的美利坚，我就从未见过第二个像她这样气急败坏的（女）人。
坦率说，我很同情他们。他们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没有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只能穿上这身蓝领工装，做这种朝九晚五、毫无创意、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公务员，每天戳在那里，重复着同样的程序，做着同样的动作，最后去领那低于美国均值的薪水。为了从哪些明显比他们挣的多、活得好的各色乘客中找出上司需要的恐怖分子，他们不惜冒欧美社会之大不韪，翻箱倒柜，抓胳膊搜腿，不但成功激起全球乘客的公愤，我猜还经常会因徒劳无功而被顶头上司拍桌子瞪眼外加心中偷偷骂娘。
周围乘客都拉起美国式长脸，表达他们对恶毒的他们的鄙视和不满。
我停住了激动且匆忙的脚步，重新脱掉外衣和靴子，让他们扫描全身，然后重新穿上。
羞辱虐待就要结束，但“大个慢男”尚未尽兴。还有什么花样？他灵机一动：“你的电脑也要重扫！”
我楞了一下，重新回到扫描仪的起点，将包放下，拿出电脑，放上传送带。
沉默克制，不是出于怯弱，而是出于强大。再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回国多年，我的各种传统美德正在不断恢复当中。
扫描员假装发现了问题，假模假式地趴在扫描仪屏上看了半天。因为只是假模假式，所以没能找出破绽，所以虽心有不甘也只能放行。
电脑重扫结束，我可以收起电脑了吧？但是它一出扫描仪就被那位长臂猿似的“大个慢男”一把抢走了。为了保证我抢不过他，隔着传送带的他，还刻意跟刚才抢我衣箱时一样，“惊慌失措”地后退了一步，就差捂着心口大喊救命了。一番明显的努力再次“镇定”之后，他才两手捧着我那台红色东芝，走向传送带终点，然后一个慢吞吞的U字掉头，折回朝我走来。为了走得慢些，再慢些，最后几米，他那两条细腿和两只大脚甚至扭出了一串中国戏剧中的花旦式碎步。从头到尾，他那个端庄和正式，那个夸张和滑稽，让我惊诧不已叹为观止。
虽然他又成功地耽误了我一两分钟，但无论他怎么不情愿，他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我的面前。
他递交国书一样双手举起，以便额外再耗费我两秒钟的时间，然后才把电脑交到我的手里，满脸遗憾地正色宣布：“你可以走了。”
我收好电脑抓起外套拉起衣箱，满脸揶揄地正色宣告：“你故意刁难，我会起诉你的。”
他两手一摊：“请便。”
我放手指着他的鼻子：“好！有种你就等着！等着我起诉你！你等着我起诉你！！！”
我转身猛跑，认真而卖力，不是我还指望能赶上那趟航班，而是因为我想到了起诉，想到起诉我就想到了证据，想到了证据我就想到了探头，想到了探头我就应该猛跑。虽然美国政府可能因为债台高筑而省略了安检区的垃圾桶，但他们一心要抓恐怖分子，该不会省略机场的探头，何况我的背后还有成百上千双形状不同颜色各异的眼睛，他们对我“尽了全力”和“没有过失”的当庭作证可是重要。
虽然小时候我的1500米市纪录曾经连续保持了7年，但如今，30米外那个登机口还是在我终于赶到的那个瞬间，严丝合缝地关上了。玻璃墙外的737，缓慢轻巧地倒退一下，傲慢得意地走了。
(图片来自网络)
✍🌹张涵，山东省飞机跳伞队专业运动员，山东省会外语类高考状元，留美MBA，经贸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全职教师/兼职教授，五家特大跨国外企职业高管/中国首代，世界银行项目咨询/英语培训专家，中英文专职写作者（全球速成《张涵英语》、《张涵自传》《张涵杂文正论》等），词曲唱业余音乐人（《我们航行》北京奥运全球征歌优秀歌曲大奖、《中华在崛起》网转千万并被各大音乐网站收录，《张涵百首诗与歌》，现代歌剧《快快长大》词曲编剧。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