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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杨叔子院士“绿色教育”理念与诗教文化观,系统回答了当代中国教育学的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样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育人方向、目标与途迳等根本问题。本文重点讨论第二层次即培养什么人的目标问题。杨叔子院士是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首倡者之一与践行者,他在《素质教育: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思想一大硕果》文中,论述“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本土化创新”时,概要指出了文化素质教育在育人中的指向、目标与途径:“我们深深感到,文化素质教育的作用,既是作为其他素质教育的基础,更是着力于人生价值的取向;从而它的锋芒,针对忽视人文教育,解决好如何做人的问题;它的重点,加強民族文化教育,解决好如何做中国人的问题;它的核心,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解决好如何做现代中国人的问题。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則‘育人’;分离,则‘制器’。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也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潮流。”(《雏论选》〈上〉第130页)我们从这段提纲携领的论述中不难领悟杨先生心目中的育人目标的首要层次是“人”,重点的层次是“中国人”,核心层次则是“现代中国人”。本文即从这三个层次上来讨论认识主题:育人目标。 ----作者题记

二、杨叔子“绿色教育”与诗教文化观育人的重点目标:做中国人
杨叔子先生首先论述了民族文化与国家观念的联系。“在当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共同的民族渊源,二是共同的民族文化,三是共同的国家——中国,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据百度·2019.05.11中共新闻网·正确认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据此,认同“共同的民族文化”是做“中国人”的“文化”意义上的必要条件。从而可见,杨叔子先生论文化素质教育作用时所说:“它的重点,加強民族文化教育,解决好如何做中国人的问题”,是逻辑严谨的立论。在《“兴于诗”: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中,杨先生进而对人、社会、民族的文化属性深入论道:“人的基因决定了人的这一特殊的生物物种,但是,人之所以为人,从精神层面上讲,从社会层面上讲,靠的是人类文化这个‘基因’。文化就是人类社会的‘基因’,人类社会靠文化的传承而存在,靠文化的创新而发展。”“同样,一个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民族,因为有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民族文化的‘民族’,其实只是一个种族而已”。“民族文化的精华就是这个民族文化中的经典作品,要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就必须学习与诵读民族文化的经典,开展经典教育,人不能无典无祖”(《雏论选》〈上〉第383-384页)。在《国魂凝处是诗魂》文中,杨叔子指出中华诗词的民族文化特色:“从《诗经》的诗开始,一部三千多年的文学艺术史,也可说是一部文化史,其中繁星满天、佳作如林、新苗蓬勃的诗歌发展史就是一条‘主脉’。”“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没有民族自己的文化,就没有这个民族;没有民族自己的诗歌,当然就没有这个民族。我国诗歌,以其极富感情的语言、极为精美的形式、极为深邃的内容、极为活跃的思维、极为纯朴的境界,以及极为明显的民族特色,作为民族文化璀璨的明珠,焕射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夺目光芒。”(《雏论选》〈上〉第393页)在《知否诗魂是国魂》文中,杨叔子先生进而论述中华诗教是加強民族文化教育的必须:“‘兴于诗’,‘诗言志’,国魂凝处是诗魂,知否诗魂是国魂,诗‘是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只有民族文化自觉,才在民族文化自尊;只有民族文化自尊,才有民族自尊;只有民族自尊,才有国家自尊;只有国家自尊,才有国家自強。”“‘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就要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加強中华经典教育,加強诗教”(《研讨会文集》第15页)。中华诗词、诗教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精粹之一 ,是培育“中国人”,进行民族文化教育的必须。
其次,杨叔子先生进一步创见迭出地论证了中华诗词是民族文化精粹,从而是诗教文化的不二资源宝库。在《经典需诵读 诗教应先行—— 一项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战略措施》文中,就此分层次展开论述。
杨叔子先生先论证中华诗词是文、史,哲、艺的统一,而且也是“科学”,从而是文化素质教育中的最具民族特色的典型内容。论证的理路如下:国家教委高教司在1996年11月于湖南大学召开的高等学校大学生加強文化素质教育第二次工作会议上,“明确了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为四个方面:(一)文、史、哲;(二)艺术;(三)国内外文化精品;(四)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雏论选》〈上〉第64页)接着,在《经典需诵读 诗教应先行》文中,杨叔子先生引用了涂又光先生的观点:“文史哲是一回事,文是形式,史是事实,是内容,而哲是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形式与内容所蕴含的形而上的精神。”进而以金昌绪《春梦》为例说明诗是文史哲即形式、内容与思想的统一,且“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及社会科学中,任何一项成果也莫不如此”。可见,“诗,是文学,也是艺术,也是文史哲一体的作品,而且也是‘科学’。”(据《雏论选》〈上〉第338-339页)对照前述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可知:以中华诗词为教的诗教文化具有涵盖文化素质教育内容中的民族文化义项的全面性与典型性。
杨叔子先生进而论证中华诗词形式、内容、思想与意境相统一的民族性,因而,中华诗词是中华经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诗词,形式精湛,技巧高超,音韵优美,节奏动人。”《诗经·秦风·蒹葭》被誉为“诗人之诗”。不仅以人生追求而未得的怅惘之情为内容与思想,得以情真景切、层次分明的表达,其形式也有特点:韵律随情景变化而有从明快转为低沉的变化。“中华诗词,内容凝练,语言精美,情景交融,心裁别出。”马致远的元曲小令《天净沙·秋思》被誉为“秋思之祖”。短短二十二字,融情入景地表达出道路凄清,秋日乡思的惆怅与向往。宋祁《玉楼春》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鬧”,一个“词眼”“闹”字,凝练生动地表达了春日纷繁景色所映衬人的欢快心情。“中华诗词,感情丰富,思维活跃,意境深远,哲理含蓄。”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不仅是红军再克娄山关的战地素描,其所象征革命征程中的悲壮进军与曲折沉重也得以形象表达。回眸前瞻,感慨中透出豪迈激烈与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其结尾三句“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其气象与意境不逊于李白《忆秦娥》的“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足见,“中华诗词的形式、内容、思想与意境互柏联系,彼此渗透,形成整体,不可分离。”(《雏论选》〈上〉第339-341页)中华诗词的形式讲平仄节奏,讲韵律回环,讲对偶整齐,都基础于汉民族语言文字的特点。中华诗词的内容表达创造了意象语言,进而创造了表达思想形而上的意境学说。而意象、意境是中华诗词艺术的核心。袁行霈指出:“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固有的概念和词语”。英美意象派的诗歌形象“恰恰是受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见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宗白华说:“就中国艺术方面一一研寻其意境的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也是民族文化的自省工作。”(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据宗白华、袁行霈所说,足見中华诗词是地地道道的民族文化,是地地道道的国粹经典。

杨叔子先生着重论证了中华诗词中艺术地表达出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哲理是概括一切的道理,是智慧”。诗词中就有许多“对世界、对人生有感悟的哲理杰出表达”。“虞世南的‘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方方面面,无所不涉”(据《诗词与科学》的“三个‘最’字段落”)。“⋯⋯王湾写的《次北固山下》有两联经常被引用──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初春景色,很美。夜没退尽呢,海上太阳升起来了。任何东西要懂得继承。”(据《寻美中华诗词 践行中华文化》“诗词的三大长处”段落)在《经典需诵读 诗教应先行》文中,則系统而集中地举证说明有许多古今名作名句,诗性表达了代表着中华民族最高智慧的“整体观、发展观与本质观”;与“和谐统一、近思远虑、自知自胜、自强不息、厚人薄己、成仁取义、缘督为经、好道进技、薪火相传、不亡者寿。”(《雏论选》〈上〉第343页)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涉及人文与科学文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诗性智慧。以这样“精练、精华、精美”(《诗词与科学》中语)的中华诗词为教的诗教文化“陶冶感情”,提升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境界;“活跃思维”,开拓的是中国人的诗性的“原创思维”。
中华诗词是民族文化的经典之一,是中国人家国观念的文化根脉之所系,中华诗教文化就是要将“做中国人”的观念化入心灵。(待续)

审核:郭星明 邵高锋 黄浴宇
终审:王 骏
本刊编辑:徐吉鸿 姚 立 程瑞文
本期编辑:程瑞文

本期主持 王 骏
本刊总顾问 蔡世平
总编 徐吉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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