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父亲》
作者：陶丹（中国）
每逢清明，我必会在鸭绿江边驻足，望着一江春水，撒一把花瓣，和着泪水顺江流淌。祭奠我那已离去五年的父亲。把骨灰撒在鸭绿江是父亲的遗愿。了结了他与鸭绿江一生的情缘。
父亲解放前夕毕业于东北师大，是学校小有名气的才子，学生时代就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所高中任教导主任，之后调任大学任教，是学院的四大讲师之一。
父亲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是即慈祥温和、又家教严厉的家长，他教导我们姐妹俩尊敬师长，礼貌待人，做事认真，勤学好问。
因为父母两地分居，大学讲师的父亲，每逢寒暑假才能与我们团聚。印象深刻的是，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桌旁，听父亲读书，读的最多的是鲁迅先生的文章，如《野草》《社戏》《雪》《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等。刚刚上小学的我听的似懂非懂，父亲便一边读一边讲解。讲到兴致处便眉飞色舞。我们也是听的津津有味。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我自幼对知识便产生向往。
然而。如日中天的事业和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总是短暂的，一场浩劫从天而降。父亲作为学院的反动学术权威大字报从房顶被贴到地面；分配给的林间别墅被收回；正要调到父亲工作城市的妈妈也被冻结了人事关系。随之而来的是父母的单位均被解散，全家响应号召走“五七道路”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劳动改造。记得下乡的第一天晚上，全家坐在冷冰冰的土炕上围着一盏闪忽不定的煤油灯，内心五味掺杂，沉默无语，欲哭无泪。这突然的天地逆转让我的父亲无法适应极度消沉，满腹才华却怀才不遇，终日酗酒大发牢骚。以致在“反右运动中”侥幸逃脱未被打成右派的他这次却未能幸免，作为反面典型定为“破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罪”被判入狱。而我则从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一夜之间变为黑五类的狗崽子。在这段煎熬的日子里，对于不谙世事的十几岁的我，沉重的心理压力让我无法面对老师和同学，不得不辍学回家，闭门不见任何外人，或整日坐在河边让泪水随着河水流。此时的我已对父亲的崇拜产生了质疑，父亲那高大的形象在我心中已经坍塌。之后无论我努力打好乒乓球，还是刻苦练习小提琴来排解心中那座压的我喘不过气来的沉重的大山，但始终挥之不去。
终于，春天来了！父亲得以平反昭雪，我们家也回到了久别的城市。但是8年的牢狱之灾。父亲心里浓重的阴影难以消除。由于他的原因使家人受到伤害而产生的愧疚感时时会从他的脸上表现出来。而我随着年龄增长完全理解了当年父亲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愫。以己之力孝敬父母，尽己所能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父亲的心情逐渐舒缓愉快起来。事业重振雄风，投入到鸭绿江沿岸边疆史研究工作中。并获得了文化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撰工作”嘉奖。撰写了《鸭绿江300年》、《赶鱼郎》、《杨靖宇》等十几部民间故事集和边疆史研究著作。直至九十余岁仍然笔耕不缀。此时的老父亲
不但恢复了我对他的崇拜，在我心中已是一座巍峨的山。记得九十二岁那年，躺在病床上的他，上午还神志清醒，侃侃健谈：我病好后还要继续写下去。不曾想晚上9点便离世了。我却因出差去外地，得讯虽然用最快速度凌晨1点赶回来，仍然是晚了一步，未能见到老父亲最后一面。姐姐说老父亲临终前一直在叫着我的乳名，这是我终生的遗憾！只能按照他的遗愿将骨灰连同他的《鸭绿江300年》撒入鸭绿江。每年到鸭绿江边祭奠以得慰籍。
我的老父亲，一生坎坷，为人正直，学术严谨，一丝不苟。为家人树立了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那种为知识锲而不舍不懈追求的永恒精神。
呜呼！老父亲：您在鸭绿江中安息吧！我每年都会去看望您！
6/20/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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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丹简历：中国沈阳人。原医学院校校长。省级医院大型史记书籍《六十年历程》执行总编辑。诗歌爱好者。在历届省市级职工业余乒乒球比赛中获得过冠军。小提琴、舞蹈、声乐、烹饪、写作等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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