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东坡的介绍〗
法国《世界报》在评价苏东坡时是这样说的: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
《世界报》把苏东坡置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大背景之下加以审视。它认为,中国的北宋时期正值佛教式微、孔孟学说重新抬头,这有些像欧洲的文艺复兴。
而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苏东坡,则力图将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和儒家的入世调和起来,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中寻求精神自由,诗文书画仅仅是他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苏东坡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购买食米,因为救饥荒第一。六个月以前,他奏请拨给五万贯购买食米,杭州当分得三分之一。
朝廷是把钱拨下来了,但邻省一个名叶温叟的税吏,却把苏东坡应得的款额剥夺了。
钱一到,人人都想分润,但是目前却无人肯陈报灾情。

苏东坡在一道密奏太后的本章里曾说:“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
及至灾伤,须待饿殍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他请朝廷下令调查全部灾区。
倘若他的担心实属过虑,如果其他官员与他看法不同,要他们签报担保来冬不会有饥荒发生,人民不会挨饿。

由八月中旬,另一次暴雨又下个不停,情况比以前更为可怕,在九月初七,苏东坡请拨的米由二十万石提高到五十万石。
这些米是预备稳定粮价的。即使朝廷每斗赔十文钱或一石赔一百文钱,朝廷全部的损失也不过五万缗。
他恐怕饥荒真正到来,那时朝廷即便花上十倍或二十倍的钱,还不能救那些饥民呢。

这番请求蒙皇太后批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官僚总会有办法把圣旨变成一张废纸的。
苏东坡还有现款在国库,问题不是何处去提款,而是何处去买米。
商人都在囤积居奇,待高价而沽。在苏州,米价已经每斗涨到九十五文。

苏东坡说要买米,但是买不到多少。他也不过这儿买到三千斗,那儿买到三千斗,如此而已。
邻近地区的官员,因为价高,不愿买米。苏东坡认为官方应当到市场去,付出商人提出的价格,准备赔钱卖出。
时间已嫌不足,再过几十天,新收的稻子也快卖光了。情况还是很坏,甚至邻近各地也是一样。

苏东坡在失望之下,在九月后半月,又修一道表章,请求朝廷命官员在河南安徽买米,储存在扬州,以备在饥荒来临时发与湖泊地区的灾民。
他的计划是,米要存在途中地方,万一不需要,仍可再运往京都。杭州则可以用同等值的钱货代替每年的供米。
他的所请,又蒙批准,皇太后为此办法拨了一百万贯钱。

东坡在第三道表章的附奏中说:“今年灾伤,实信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乐检放。
只如近日秀州嘉兴县,因不受诉灾伤词状,致踏死四十余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处,以踏死人多,独彰露耳。”
太后若信赖官吏的报告,永远不知实情。他提醒太后,前朝曾有五十万人饿死,因为有钱无米。

“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擘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
接到圣旨说拨款若干是一件事,能通过官僚的手脚又是一件事。他在对抗官僚的长期作战中,曾写信给好朋友孔平仲说:“呜呼!谁能稍助我者乎?”
苏东坡的计划是在那年冬天出卖官米。果不出他所料,米价飞涨。冬季一到,他开始出卖官仓存米。

但是在元祐六年(一〇九一)二月,他被调离杭州,又被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
他离杭州时,所做的事尚未完成,他写信给继任的林太守,请他与所有的有关官员联系,以作决定。
他告诉林太守,在前一个月,他曾经请求保留朝廷的五十万石贡米,林太守应当暂时保留此米。

林太守以等待前任苏太守最后上朝廷表章的批示为借口,当然可以将解来进京一事安然拖延一段时日。那批米如不急用,到六月再送出,也不算太迟。
苏东坡在赴京途中,顺便看看苏州及邻近各地的洪水灾区,以便与各省同僚会商办法。
他发现整个地区尚淹没在水中,因为洪水尚未消退。那时正是春天,农人还希望水能及早退去,以便春耕。

农田之在低处者,显然无望,在高处的农田里,他看见老翁与女人昼夜忙于往外放水,以人与天气对抗,似乎并无把握。
因为雨还在继续下,刚刚淘去些水,不久水又满了。饥荒已然来临,人民开始吃稗糠,平常都是喂猪吃的,现在与芹菜或其他青菜等混合煮食。

由于缺乏干柴,人民只好生食,好多人因此患肚胀。苏东坡在表章里曾说:“并是臣亲见,即非传闻。春夏之间,流殍疾疫必起。”
那一年,苏东坡回到京都附近的颍州,就看到长江以北的难民,为饥饿所迫,离乡背井,跋涉五百里,到达他的治下地区,他就要看到那幅饥荒难民图了。
但是元祐六年五谷歉收的恶果还在后面,次年的饥荒就成了大灾大难。(待续)

《东栏梨花》
苏东坡 [宋]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