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拜读《浮生》说任静

文／云蒙山人

她从《枕着你的名字入眠》起步，朝着《想要一座山》跋涉，终于用《浮生》这座海拔不低的山峰，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欢和尊敬，他就是陕北才女，我欣赏和敬佩的作家任静。

打开《浮生》的封面，我惊喜地看到当作品日益厚重的时候，作者简介缺愈发“浓缩”，只有70多个字：“清涧人，陕西省作协会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现居古城西安，著有散文集《枕着你的名字入眠》《想要一座山》，中篇小说《靳凤的本命年》，公开发表散文、短篇小说、诗歌等共计200余万字。”

《浮生》的出版厚积薄发、水到渠成。正如陕西省作家协会作协副主席冯积岐先生在序言《探究人性深处的奥秘》所说：“任静是个走在一条正路上的女作家。她先写诗、后写散文，再写中短篇小说，直至拿出这部长篇小说《浮生》。她的创作如同登山，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每一步都是很坚实的。写诗，锤炼了她的文字功底；写散文，使她找到了抒发情感的出口；从事中短篇小说创作，练就了她的叙事能力，强化了她的文体意识。而《浮生》的面世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她的艺术创作走向成熟，人生也成熟了。”

《浮生》的故事梗概原谅尚且不便透露。真正喜欢这部小说的读者朋友们，请你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从第一行读到最后一行，从第一个标点读到最后一个标点，我相信你自始至终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欲罢不能。现在，我只能很隐晦的告诉你，《浮生》以两代人的爱恨情仇为主线，以社会大环境和时代变迁为背景，深刻揭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反映了社会变革中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写出了人物不同的善良与丑陋、煎熬与痛苦，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也是一群不同性格的人物的鲜活雕像。

创作这部小说，任静是有充分的生活积淀的。正如她在《后记》中所说，“离别故乡二十余载，故乡的风土人情仍然熟练于我的胸间，方言俚语依然常常萦绕在耳畔，那些曾经活跃在故乡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音容笑貌也会常常在静谧的夜晚里出现在我的梦境。”“我写这部小说，首先是为了慰藉心灵的巨大寂寞，让自己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思想有一个表达和释放，其次是想通过倾诉来寻找共鸣。”在朝着文学巅峰攀登的过程中，任静已然胜利登顶，或者低调一点说，已经在接近登顶的路途中。我们完全有理由仰望山峰一样的人，以及山峰一样的作品《浮生》。

冯积岐先生这样评价：“读者从所叙述的历史真实中受到启迪，默默思考，不断回味，这就是《浮生》不同于同类作品的闪光之处。”用了8个多小时，逐字逐句读完全书，我有以下感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浮生》的背景刻画源于现实、高于真实。作为上世纪70年代初生人，我对于任静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敢斗胆说自己是亲身经历。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大变革、大融合、大创新，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与冲突，这些问题集中的体现在体现在爱情、婚姻家庭、方面，毕竟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就像一滴反射着太阳光芒的露珠，影射着一个时代的得失成败与悲欢离合。在这方面，任静进行了精当而典型的描述。如第十五章的开头：“1966年，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的席卷了中国大地，远在陕北高原的秀延县城也不能幸免。缫丝厂厂长柳贵宝被隔离审查，紧接着厂办主任张翠花也被撤职。在柳家大院，张翠花第一个跳出来，与公公柳贵宝断绝了翁媳关系，因此，她与丈夫柳安平也一度闹得很僵。”

而在时代大背景下所交代的小说情节，也推进有序，笔墨俭省。如第十九章开头：“世事难料，缘分这东西没有人能说得清楚。1987年冬天，石板巷又隆重的举行了一场婚礼，张翠花的儿子柳北京和王晓玉的女儿文秀结婚了。这两个一直以来相处并不融洽的女人竟然鬼使神差地做了亲家。”任静以非同寻常的语言驾驭能力，游刃有余的再现了典型时代、典型背景、典型环境，的确做到了删繁就简三秋树。

《浮生》的人物塑造始于灵动、终于生动。如第四十二章，文秀在听到柳北京同意离婚时，“她拒绝了朋友们的盛情邀请，破例没有去打麻将，她不愿意看到乔琳和白小梅那两张白白胖胖的脸，他们每次都要趾高气扬地夸耀自己的老公和孩子，肤浅的女人，真让人受不了。文秀似乎感觉到他们尖锐的声音和那些自以为是的幸福，依然在自己家装修豪华阔气的房间里横行霸道，肆意地弥漫张扬。她听不下去了，抱着头躲进了卧室里。可是她一眼看到了那张双人床，那张床无声地记载了她和他幸福快乐的十年光景，那些记忆无法随着一张离婚证书被割断。没有了柳北京，这个家就不像个家了，她一刻也呆不下去，她要逃离。”这段人物描写设身处地，入情入理，使读者感同身受。再如第五十三章，描写了柳北京在离婚后回到家里的情形。“他走进他和文秀曾经共同拥有的那间卧室里，打开了所有的灯。他已经有大半年没有走进这间卧室了。里面的陈设尽管是过去那样熟悉的摆法，但他还是感到有点陌生刺眼。哦，原来他所熟悉的衣柜上都被文秀贴上了一些白色的标签，走到近前，他才看清那些标签上的蝇头小字分别是领带、裤子、衬衣、西服、休闲服、袜子、内衣……文秀的字体隽秀端庄，很耐看。他一一拉开柜门和抽屉细看，里面果真按标签说明，摆放得一丝不苟、井井有条。那些摆放整洁有序的衣物，无一例外全是属于他柳北京的东西。看到这里，柳北京的眼眶湿润了，他揉揉发酸的眼睛继续看了下去。现在，他打开了衣柜底层比较隐秘的那个抽屉，那里静静地摆放着一扎用粉红色丝带捆扎着的信笺，打开略微一看，全是自己当年写给文秀的信。他想，女人真是不可思议，这么多年了，还保存这些玩意儿做什么呢？”这段文字中的场面铺陈和细节描摹，具有很强烈的画面感，也饱含着作者的主观能动的深意。随着文字的娓娓道来，柳北京的后悔之情跃然纸上。

而在小说的结尾，任静这样描写主人公田安门的忏悔。“田安门跪在坟前，一遍遍抚摸着文秀冰凉的墓碑，一如他在她生前曾经深情地吻遍她的全身。一抹深深的凄楚如泪水般轻轻划过了他的心弦，几许淡淡的惆怅飘过，田安门似乎听见了自己的心声：文秀，你去了，似乎我灵魂里的一部分也追随你而去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原本是信仰唯物主义的人，但现在我却希冀着能有天国。倘若真的有所谓的天国，我知道你，一定会在那里静静的等着我。你早已原谅了我的过错，我就要到那里去与你相会，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离。”这一段扣人心弦的描写。既有镜头感，又有画外音，更能体现出一个知错欲改的灵魂自我救赎的忏悔。这大概就是作者所说的“不祈求更多，只希望自己所勾画的这幅人类和谐相处、人性救赎和回归之美的图画，能对一些人的灵魂稍微有所触动，有一些点醒价值。”

毕竟描写环境、塑造人物以及设计情节，都不是小说的最终目的，小说最终要以教化人为目的。凭着高超的文学修养，潜移默化地引导人行走在崇真、尚善、向美的正道上，无疑是一个作家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

《浮生》的人物命名富有深意、独具匠心。以几个主要人物柳北京、张翠花、田安门、苗秀贞为例，他们的性格与姓名都有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对应关系。柳北京的机智与豁达、张翠花的狭隘与嫉妒、田安门的阴险与狡猾、苗秀贞的美丽与单纯……都能将人物形象和人物姓名建立某种联系。当然，任静刻画人物的妙处在于对于每个人物没有简单用道德标准以及对应的具体行为去界定，没有落进“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的“非黑即白”的老套子。她不回避人性缺陷，不粉饰现实矛盾，对柳北京的肉欲和贪婪以及情感任性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剖析，对田安门的阴险狡猾和毫无责任的人性缺陷也能够暗示出时代的因素所在。整体来看，任静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灌注了饱满的感情。因此，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掩卷沉思，你就会发现，这些主人公仿佛就在眼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隔壁张三、邻居李四、亲戚王老五。

《浮生》的语言表达博彩众长，别具一格。总体来看，有长篇小说时空交错、井井有条的严谨；分章节看，有中短篇小说娓娓道来、从容不迫的老到；局部点读，有散文行云流水、气韵生动的韵致；重点赏析，不乏诗歌一样的简约与隽永。如小说的结尾：“行走在绿树青山间的田安门，恍惚听见他的心底流淌着一首动人、凄切的歌谣：坡上湿土干了，我忘不了你；坟头上长满青草了，也埋藏不了我的悲伤；眼泪流干了，悲伤也不会从我的心头飞走；你的影子升天了，我的心被一种寂寞填满了……”这既是人物情绪诗意的宣泄，也是小说主旨隐晦的概括，给人一种回味无穷的美。没有散文、诗歌、中短篇小说的长期锤炼和积淀，是达不到这样的理想境界的。可以说在，语言特色方面，任静的《浮生》堪称领异标新二月花。

轻轻合上《浮生》，顾不得收回压在封底的手，一首《兰花花》在我的耳边久久回荡：“黄土地上的情，沟里头那个爱，是谁唱着心中的歌，想着你兰花花……”“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个莹莹的彩，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人。五谷里的田苗子唯有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姑娘哟唯有那个兰花花好……”这兰花花，不是狗尾巴草，也不是枣花，是生长在陕北贫瘠的黄土原上的一束山丹丹，是根植故土家园的陕北才女任静，她用辛勤耕耘和丰硕收获秀出高亢嘹亮的歌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作者简介：萧军，家居陕西洛南，自称云蒙山人。教坛耕耘33年，绝不凑合；自发教研23年，成果丰硕；兼职文史13年，普遍认可。本职之外喜欢追光逐影、舞文弄墨，愿结识更多求真、尚善、向美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