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介绍〗
法国《世界报》在评价苏东坡时是这样说的：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
《世界报》把苏东坡置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大背景之下加以审视。它认为，中国的北宋时期正值佛教式微、孔孟学说重新抬头，这有些像欧洲的文艺复兴。
而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苏东坡，则力图将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和儒家的入世调和起来，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中寻求精神自由，诗文书画仅仅是他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从宋神宗即位到神宗元丰六年（1083），变法已经持续了整整十六年。随着变法的一步步推进，神宗的用人思想逐渐由专用新法人物转向兼用新旧两派人物。
但是要迅速启用司马光等反对派的领袖人物，时机还不成熟，于是苏东坡开始进入神宗关注的视野。
在神宗看来，苏东坡虽然曾经出言不逊抨击新法，令人烦恼，但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上，的确是个难得的一流人才；
比起司马光，苏东坡的目标要小得多，起用他也许不会引起政坛太大的震动，却可以给旧党人物传递一个善意的信息；
苏东坡在黄州经过了四五年的反省历练，重回朝廷后应该不会惹出什么太大的麻烦，起码能够与自己保持某种协调与默契。
元丰七年（1084）正月的一天，神宗亲自书写手诏：苏东坡在黄州深居简出，反省悔过多年，鉴于人才难得，不忍就此抛弃，
特将苏东坡量移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事载《宋史·苏轼传》）。
虽然还是没有签字权、行政权，但与黄州相比，汝州简直就像是京城开封的远郊区，离首都近得多了。
更重要的是，这一次苏东坡的北调乃是神宗皇帝亲下手诏，意义非同寻常。
在邻人和朋友为他送行的宴席上，苏东坡写了下列的一首词：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
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一大群人送他起程，那群人里有士绅，有穷人，有各色人等。
饶有趣味的是，苏东坡选择绕路，来江宁与王安石会面，起先在主观上确曾具有某种现实政治的考虑。
而当他真地与王安石朝夕相处一个多月后，却从心底里对这位昔日的大宰相有了更为深入、更为真实的认识。
在江宁的日子里，苏东坡深深感受到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老宰相身上的巨大变化。
一次，苏东坡与王安石谈论起朝廷的是是非非。事后，王安石不无忧虑地再三叮嘱他说：“今天这些话出自老夫之口，人于子瞻之耳，切不可对他人提起。”（语载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这哪里还是以前那个雷厉风行、顶天立地、创榛辟莽，声称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
苏东坡在诗中感慨地写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
晚年退休在家的王安石，满面病容，骑着小毛驴默默行走在荒野中，如何还能想见他当年雷厉风行的风采？
老宰相劝我在江宁买上几亩田地安家，我们如果能够早十年比邻而居该有多好啊！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题三义塔》）。六十三岁的王安石与四十七岁的苏东坡非但不是兄弟，还曾经是誓不两立的政敌。
他们之间虽然有不少的恩恩怨怨，但这些恩怨都是为了江山社稷的前途，为天下公利而结下的公开的恩怨，并非私人之间的恩怨。
作为当代屈指可数的政治家、学者、文学家、思想家，他们不仅不存在私人的恩怨，更是学术、文学和思想上难得的知音。
来到山清水秀的常州，苏东坡打定主意要在此处安家落户，于是将手头所有的五百缗（相当于五十万钱，五百两白银）现款倾囊而出，购买了一套新居，打算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了。
可是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又说：“树欲静而风不止。”
就在苏东坡打算安安稳稳过小日子的时候，朝廷里出了大事，这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轼的现实处境，也改变了他对于未来的设计、打算。 （待续）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苏东坡 ［宋］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
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