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父 亲
文/吴生善
2020-06-06 21:35
我的父亲于上世纪的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诞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里，关于他具体生于何月何日，恐怕连爷爷，奶奶在世时也是说不清楚的。在那个群雄割据，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过着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动乱生活，谁还有心思去记住一个穷人家孩子的出生日期呢，何况我的奶奶是个天生的聋哑人，爷爷又大字不识一筐，但是有一点是绝不会含糊的，那就是父亲的属相——猪。
父亲一辈兄弟姐妹共七人，父亲上面有一个姐姐和四个哥哥，依照咱青海人排行时总把女儿排出在外的惯例，父亲下面止有一个称父亲为“五哥”的，那就是我的小叔父。在他们兄弟六人中，除了老四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随马家军的马彪师赴河南抗日，牺牲在异国他乡尸骨未还者外，其他的均善终于家乡故里。
据父亲生前的回忆，父亲小时候家里很穷，几乎就从记事起开始，父亲总是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或皮袄，就开始了给地主家放牛、放羊、扛长工、打短工。那像如今的孩子，六、七岁就穿着干净，漂亮的衣服早早地就被父母们送上幼儿园，早儿晚儿还接接送送的。不过，听上一代老人们的回忆，父亲小时候非常聪明，只要在识字人们旁边多待上一待，就能学到好多好多字来。再慢慢地，父亲就从有书的人家借来－些闲书，闲暇之余就蹲在一处细细阅读，每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字或不懂的词，就不论路近路远跑到有识字人的家里问问清楚，不彻底理解就不肯结束，从不怕饥饿，从不怕疲劳。就这样，父亲凭着坚韧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没上过一天学；没拿过一个本子；没背过一天书包，凭着惊人的记忆和顽强的拼搏精神逐渐征服了那一个又一个复杂难认的繁体字。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总爱捧着一本本线装泛黄的“黄色”书籍，静静地呆在院马里或者炕头上，如痴如醉地看着，看着，面色有时紧绷，有时舒展，一到热闹处就会大声地笑出声来。受父亲的燻陶和影响，我自小就对那些古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老是呆在父亲身边，盘着父亲问这问那，父亲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我的第一任启蒙老师，故尔我在上小学的时侯就能粗略地读懂像《西游记》、《水浒传》等一些较通俗易懂的半白话体的古籍了。要知道我小时候入学很迟，是因为那时我们家是生产队里的牧业户，几乎常年驻扎在很涤，很深的大山深处，离大队里办的学校自然是很远、很远，这个条件怎能让小小的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怎样去上学啊。直到我十岁的那年，父亲和母亲看着我们一个个渐渐长大，为我们往后的前途着想，经过商量后辞掉了生产队里的“羊倌”，举家搬到了在农业社里的家里，同一日把我和我的三哥送进了大队里的小学校。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在这里，我不得不补说一下我还没出生前的，从长辈们和父母口中听来的关于父亲青壮年时期的故事。前文中说过父亲小时候给地主家扛长工，打短工的故事，他累死累活在有钱人家做工熬到十四岁的时候，青海解放了，全国解放了，经过土改，父亲一家和全体村民从地主手中分得了土地，分得了牛羊，从此过上了不受剥削和压迫的幸福日子。解放两三年后，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大人们的主持下举行了极其简单的婚礼，婚后不几年就生下我的属羊的大哥和属鸡的二哥，这期间在父亲的生涯里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故事发生，所以就没有什么多说的了。直至到了1958年，青藏广大的牧区在藏区实权人物和牧主头人们煽动下发生了大范围的大判乱，父亲听到这消息后瞒着母亲头一个去政府里报了名，要求做一名支前民兵，跟着平判部队上前线，得到了政府机关的批准。不几日后父亲就又瞒着母亲，撒下了只有三、五岁的大哥和二哥，悄悄地消失了个无影无踪。等了好几日又等不到父亲回家的母亲经四处打听才知道父亲已经随着大部队去了玉树前线，母亲哭了一场后回到家开始单人照看起了还很幼小的大哥和二哥，直到两、三年后父亲回到家中。听父亲回忆，他们随平判部队做为支前民兵参战，两、三年间转战玉树数线，看押过押过来的犯人，也抬过许许多多的死伤人员，其间有藏民的也有解放军的，有死的也有活的。做为一个支前队员，随时随地也和部队一样处在危险之中。平判结束后，有关部门要求支前队员就地留驻，留在当地在政府部门参加工作，然而父亲毅然决然地谢绝了这份在当时也算是“铁饭碗”的工作，风尘仆仆回到了家，因为家里有母亲，还有他的两个可爱的宝贝儿子。父亲就是这样一位有了国事先奔赴于国事，顾罢了国事再管家事的人。
回到家乡后，父亲被社员们推举当上了我们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队长，他一回来就带领着社员们加入了如火如荼的大生产运动中，再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一阵极左思想的歪风，上级部门要求一个生产队每天要耕种XXXⅩ亩，父亲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天文数字，对上面的人回敬一句“人不是机器”，这下可糟了，父亲被冠以了某个不好的听的政治名词，遭人无休止的批判与“教育”之余，还要做没完没了的思想汇报，过了些日子，父亲就被逼疯了！起在路上或来到家里，满嘴都是含含糊糊的胡言乱语，病发时常常发一声吼疯疯癫癫地向外面跑去，光着脚坦胸露腹，形象残不忍睹。幸亏我的大伯父是当时我们生产大队的主任，看到兄弟的这个不幸遭遇后立马请示了有关上级部门，把父亲送到了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在父亲住院期间，母亲又顾孩子又顾父亲，每隔三天两天就徒步往五十里外县城里跑上一趟，要知道那时候到县城的路根本就没有班车和其它车辆啊！有一次她骑马去县城，在回来的路上马儿受惊，把母亲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路旁昏死了过去，人们把她从路旁找了回来时，看见她满脸和全身到处是鲜血，身上关节多处错位和严重损伤，残呐！可怜我的母亲！
一年后的某一日，病情逐渐有所好转的父亲被母亲和乡亲们接回了家，这时的父亲据说还没完全痊愈，回家后虽然不再跑出家门去，但依然是常常坐在炕上或院子里神神叨叨了一年多日子。最后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慢慢地恢复了过来。
再后来的日子算是单淡无奇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挥过红语录；挂过领袖像；呼喊过万岁，万万岁，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再过了几年我们家又从生产队里分到了全家十多二十亩的土地和一些牛儿羊儿，父亲又顾农事又忙于牛羊，因为那时侯我还有我以下的弟弟妹妹们都还在学校里上学，苦命的父亲，母亲啊，累死累活在两个哥哥的帮扶下硬是把两位哥哥以下的六个兄弟姐妹全部送进了学校，直到我们大都初中或高中毕业，父母的恩情高过青山深如大海！
又过了几年，父亲渐渐地年事高了起来，这时候我们兄妹们也一个渐渐地长大了起来，己经不大适应各种农事的父亲并没有呆在家里颐养天年，而是在每天清晨天还不大亮就赶着一群羊儿上了高山，每天赶着羊儿上山爬坡往返数十里，把那生产队里分得的五六十只羊心硬是发展到了他去世前的二、三百只，直到他离世的前十五天，父亲还气喘吁吁地赶着他的羊儿行走在离家近一些的山坡上……
那一天父亲终于病倒了，弟弟和哥哥们把他送到了县医院，经确诊后县医院的大夫们鉴于父亲的症状的严重性，建议转院至西宁高原心脑血管医院，谁知平时看起来无甚大病的父亲的疾病己经到了生命垂危的晚期了。在“高心所”里住了十来无，父亲的病是越住越重，不见丝毫好转，直到后来主治大夫跑来摧促赶紧趁着还有一口气出院回家，我和六弟强忍着眼泪安慰着父亲回到了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就在当夜凌晨，父亲在众多儿子们环绕的怀抱里安祥地逝世。可怜的父亲啊，从生病到去世赢得了一生中仅仅十多天的病痛中的轻闲，呜呼哀哉！痛呼哀哉！
父亲去世后，悲痛初定的我为敬爱的父亲写下了下面两首诗，录在文后以祭慈父在天之灵：
一封家书(写给天堂里的父亲)
您在哪边还好吗?
一定还很想很想家吧?
又是一个冬月初一了
您哪边也在变冷吗?
想起你离别的那天晚上
您审视着我们没说几句话
我知道您带走了一串串的叮咛
还有一份份沉甸甸的牵挂
母亲时常还念叨着您
少不了几番责怪几句骂
唠叨过后总爱瓣指头
数说着阳世上还活着的几个白发
我梦中的您依然健在
我知道您依然在守护着这个家
您在我们心里永远不会远去
昨夜还见您对着我们说话
二哥他最先侍候您来了
爷爷奶奶你们好好聊聊吧
也替我问候下叔叔伯伯
你们在哪边又团聚成了一家
您唯一承袭下来的那缕香火
儿女们也并没有落下
还有您的那幅慈容
现在正含笑在佛祖脚下
您最小的两个孙儿
现在也正在慢慢长大
我们这一代正渐渐变老
在您走过的路上天天出发
有什么事儿您就托个梦
别总把心事压在心下
家里的事儿就请您的心
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妈妈
您老在世的时候
儿子我总不好好听话
写了这封短的信给您
就算是我对您的忏悔吧
您没有完成的遗愿
我们一定会发扬光大
我们手上还握着您留下的牧鞭
还有，您那亲手扶过的犁把…………
《父亲》
父亲，怀抱着他的名字
和他的子女们的名字
睡着了。和爷爷一样
被一方石块永远铭记
太阳和月亮，依旧
升起了落下
落下了升起……
父亲曾经是一棵参天的大树
我们曾经都是
生在他身上的一杈杈树枝
被时光的刀一一砍下
就栽在了他近旁的土地
如今，我们都枝繁叶茂
可他丢下那杆枯枝去了那里?
我常常对他说话
又常常为他写诗
他会不会听到
他能不能感知?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