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震慑港岛的那条“过江猛龙”

    ——豹胆“红侠”邓发            

 文/梁念钊  

笔者与邓发的儿子邓北生先生是老朋友。北生大哥也从一个厅级干部的位置上退休了。闲时我走访过他几回。他面容和蔼且健谈，也看得出后生时的他，绝对是位“帅哥”。从这般“遗传基因”里，我仿佛想追溯引证着他的父亲邓发——当年那般“红侠”极“酷”的形象——一位令敌人魂飞胆丧又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有着“高级特工”的神秘经历，他常戴顶贝雷帽或鸭舌帽——又有点像那位为自由而战“酷酷”的“格瓦拉”——他那炯炯有神且锐利的目光，及在红军时期“中共”高层的身份，更像前苏共列宁时代的那位“契卡”的头儿——却让敌手胆战心惊的“捷尔任斯基”……

北生大哥的“兜里”装有太多他父亲邓发生前的革命传奇故事了……

——还是且慢，先听听笔者参观其祖居录下的一段邓发家乡人述说的传闻——当年，国民党当地的民团，早想辑拿顶顶大名的共产党员邓发，却终于窥得了一次机会——邓发回家了。立刻包围。这回“国民党”当局料定邓发是“插翅难飞”了，但就是这回他却没有“插翅”，只是成了条“更难掐”的“泥鳅”。“急中生智”的他从家厨地底里，早年建屋时已凿通了的一条一尺高又封盖闭遮了的地下水渠，隐蔽匍匐着窜出，沿水道竟循几十米外的后山“溜走”了。这种“金蝉脱壳”的“招数”是邓发革命斗争智谋及手段的“一绝”……

遂再听听北生大哥一番娓娓道来的故事，及看看为其革命之父整理出的部份史料片断文录吧……

挑起建立香港特科的使命，他的敌手曾悬赏5万大洋买他的人头……

1928年，邓发在香港、广州领导党的地下斗争过程中，接受中央特科的指示，挑起建立香港特科的使命。在周恩来同志创建的中央特科领导下，邓发创造性地开展秘密斗争，不仅打击了反动势力的气焰，也培养锻炼了他秘密斗争的技艺和本领。在险恶的环境下，他临危不惧，沉着应变，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为党收集情报、惩处叛徒、营救被捕同志、组织秘密会议、保卫党组织安全的许多任务。他曾经在光天化日下与反动派鹰犬决斗过；曾经在数重侦探的跟踪之下，将他们抛开，顺利脱身；曾经在帝国主义（港英当局）警察厅正对面的房子里，淡定安然地开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发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利用自己学到的“炭画”技艺，带着画“炭相”的工具，带上一副平光眼镜，装成下乡给人画“炭相”的样子，赶回家乡。当敌人遇到邓发时，只见他手上拿着画笔，正静静地为一个小孩画像，还以为他真是一位画家，根本没想到他就是要追捕的邓发！

邓发出色地领导着香港秘密战线的斗争。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曾悬赏花红5万大洋买他的人头。敌人的花招落空了，而邓发更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在苏区期间，由毛泽东亲自签署“布告”及点将，25岁的邓发当上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1年7月，邓发从闽粤赣苏区来到赣南苏区的瑞金，接替王稼祥同志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保卫处处长。同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8人组成新的苏区中央局。11月，在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发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1日，毛泽东签署《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任命邓发为新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年仅25岁的他肩负起保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及保卫党中央的重任。邓发从全面组建保卫机构入手，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保卫局下属各部门负责人如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一氓、欧阳毅等，都是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红军干部或特科干部。他们很多人长期从事安全保卫工作，有的后来成为新中国公安安全部门的领导人和骨干。

   邓发还运用多年领导白区工作的经验，以各种有效手段训练苏区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各项安全保卫措施。他把机要、保卫、警卫工作称为内线作战，要求大家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对党对革命事业绝对忠诚，并且以严格的组织纪律来加以约束和保证。他机智、勇敢、精明、干练，为保卫党中央、苏维埃和红军的内部安全，忘我工作，贡献了聪明才智。

作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协助周恩来开辟了从白区到中央苏区的两条秘密交通线：一条从上海到汕头再到瑞金，另一条从厦门到福州，然后进入瑞金。交通线各个站的站长，都是政治保卫局的同志。1932年红军东征取得漳州战役胜利，缴获了价值100万元的财宝。党中央决定将50万元交苏维埃国家银行，50万元存秘密金库。选择存放地点、保护这批财产的任务交给了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派了两名政治保卫局人员在石城县和瑞金交界的地方，找到了一个老百姓存放红薯的地窖。两人化装成群众，在那里开了个小作坊，负责看守保卫。从1932年5月直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两人没有离开一步，保障了资金的安全。

在政治保卫局内部流行一句话：“党是铁的纪律，保卫局是钢的纪律。”国家政治保卫局因而也赢得了“苏维埃共和国卫士”的美誉。政治保卫局的战斗力不仅在当地人民中传为佳话，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的特别嘉奖，于1934年秋，还奖给政治保卫局一面锦旗，旗上写着“戒骄戒躁，再立新功”八个字。

在长征途中，邓发的职责和任务是既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又要严防敌人的袭击和破坏。由于党中央、军委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机要保卫工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组织保证措施，所以尽管蒋介石屡屡派飞机侦察，派暗探刺探情报，欲破译红军的通讯密码，进行偷袭、暗杀等，但始终都没有得逞。

“这个人的行动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

邓发当年在闽粤赣苏区任边区特委书记和在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期间，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也曾发生过“左”的偏差和失误。但他能够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正确的总结经验教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忠诚坦荡的高尚品质。

国家原主席杨尚昆在《忆邓发》中，有一段对邓发的描述：他长像很特别，眼睛特别大，炯炯有神、发光。双眼盯住你的时候，就好像把你看透了似的。我们就开他的玩笑，说他是“特务”的眼睛。大家觉得他有一股威风。同他不熟的人，就觉得这个人很威严，有点“可怕”。但是熟悉的人就不觉得他有什么可怕的了。

当年住在国家政治保卫局隔壁、曾任乡少共组织干事的谢奉山老人回忆：“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是个高个子，瘦瘦的，精明强干，办事雷厉风行。他很喜欢打篮球，投篮很准。常有派到白区的侦察员回来向他汇报工作。邓发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去叶坪老村，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汇报工作。那时候，政治保卫局很简陋，也很节俭，办公用的桌子、椅子、马灯都是向群众借的”。

1936年，中央指示邓发安排护送美国进步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从西安到延安。在斯诺第一次见到邓发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时，既感敬佩而又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斯诺在他那本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的《西行漫记》中生动传神地描述：

那个“国民党官员”在我们坐汽车出来的尘土飞扬的路上一直坐在那里没有说话，这时向我走了过来，取下墨镜，摘下白帽，我这才看出他相当年轻。他的一头黑油油的浓发下面，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他的青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在他摘掉那副墨镜以后，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是件化装，他并不是个坐办公室的官僚，而是个户外活动的人。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力气不大，所以当他走过来，忽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时，我没有想到他的手像铁爪子似的那么有力，不禁痛得退缩了一步。我后来注意到，这个人的行动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点也不失轻巧矫捷。

他把面孔凑近我，露出笑容，锐利的眼光紧紧地瞪着我，把我的两条胳膊紧紧地握在他的那双铁爪子中，然后摇摇脑袋，滑稽地撅起了嘴，向我眨着眼！他低声说，“瞧瞧我！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不知说什么才好。“认出我来了吗？”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的中国人！我抱歉地摇摇头。

他从我的胳膊上松开一只手，用手指指着他的胸膛。“我以为你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照片”，他说：“我是邓发。”他告诉我说——“邓发！”他的脑袋向后一仰，看着我对这个“炸弹”的反应。

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

邓发泄露了他的身份以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按捺不住自己，对目前这种情况感到好玩：他，这个大名鼎鼎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你不怕丢掉你的脑袋吗？”我们坐车回城里去的时候我问他。

“不比张学良更怕”，他笑道，“我同他住在一起。”

2001年6月24日，在江西瑞金叶坪，公安部隆重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揭幕仪式。时任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在揭幕仪式讲话中指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人民公安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今天公安部的前身”。邓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局长，是党和国家安全保卫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风雪隐踪，秘密赴苏联。“党事”唯先，亦情家暖，侠骨柔肠……

1936年7月，邓发受命离开延安前往苏联时，对夫人陈慧清只说要出去一段时间。去哪里，去多长时间，没有说。

陈慧清牵肠挂肚。五个月之后，邓颖超大姐告诉陈慧清，邓发安全到达莫斯科。1937年下半年，党中央正式通知陈慧清，邓发调新疆工作，同时告诉她，为了照顾他们的夫妻关系。组织决定她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

1937年冬，陈慧清怀着急迫的心情，与几位同志从延安出发，1938年1月到新疆迪化。当时，新疆大地冰封雪盖，早晚气温下降时，寒气侵身，陈慧清衣服单薄，浑身时觉发冷。办事处的同志看到这一情形，又知道邓发有点积蓄，就劝他给陈慧清买件棉衣。

邓发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时，组织给他发了一些津贴。他到迪化，在苏联驻新疆总领事馆兼职，每月也领一些津贴。这些津贴，他累积保存，牢牢藏在柜中。

陈慧清受冻，邓发何尝不知道？又何尝不想给她买件棉衣呢？可是，当他想到党的革命事业急需资金时，便舍不得花掉这笔线。

他怀着矛盾的心情，抱歉地对陈慧清说：按说，应给你买件棉衣，可是你知道，我们党的事业需要资金。共产国际和苏联总领事馆发给我的津贴，我想交组织。过些时间，气候就会慢慢热起来，你先将就点吧。陈慧清是党性很强的老党员，她理解爱人的心思，并且也主张这样处理。

同年秋，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住在办事处。邓发拿出积存的津贴，说是他的党费，请王转交党中央组织部。

王稼祥知道邓发的大孩子寄养在老家，家里的生活比较困难，劝他把这笔钱寄到老家，补助家里的生活。

邓发执意要上交组织，他说，党的革命事业需要资金，应先考虑革命事业的需要。他再三请王稼祥转交党中央。王稼祥看他态度坚决，表示带一点交党费，留一些寄给邓发老家。

在邓发一再坚持下，王稼祥无奈，只好将这些钱全部收下，带回延安，转交中共中央组织部。

1946年4月8日，邓发即将从重庆乘飞机回延安，突然接到老家三哥辗转寄来、时间已过去两个月的一封信。信中告诉他，家里生活困难，他寄养在老家的星儿，得病一年多，因无钱治病离开了人世。

邓发无钱接济家里，又因自己的孩子幼年夭折，心里很难过。他沉默思索了一阵，写好了通信地址，从手腕取下早年在香港结婚时买的一块手表，对王若飞的爱人李培芝说：我马上乘机去延安，有件个人的事来不及处理，请你代劳。我有个朋友，家里生活困难，你把这块手表卖掉，按我写的地址，把钱寄给那位朋友。

邓发遇难后，党中央给邓发家里发电报，核对他家的地址时，才发现邓发所说的“朋友”，正是他的三哥邓章。之前由重庆红岩村工作人员拿去当铺卖了的那块手表，在邓发遇难后，工作人员再去当铺赎回，由邓颖超带回延安给了陈慧清。

——这正是一位“血肉丰满”且又具大情怀的真正之男人，更是一位出色典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事”唯先，亦情家暖，侠骨柔肠……

北生大哥提供的历史史料堪称丰满，叙述父亲的革命传奇故事相当妙趣精彩……

邓发，1922年参加香港海员罢工。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10月，由苏兆征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苏区瑞金，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3年任中共中央局成员。1937年12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党中央“七大”筹备委员会委员等职。

1946年1月23日，邓发从国外回到上海。1月26日，回到重庆。4月8日，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及老教育家黄齐生等乘美机飞往延安，不幸于当日下午2时，飞机在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失事遇难。时年40岁。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作者系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诗人作家)

（编辑：郭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