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之一

                   ——母亲随身的小挎包

       作者：一农

      受疫情的影响，我已经有四个多月没回老家看望母亲了。

       母亲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甲戌年出身的，今年已经87岁了。我在家排行老大，弟兄四个，我和老二在武汉退休，老三和老幺都还没到退休年龄，且还承担着单位繁忙的工作责任和担子。

     这些年母亲单独住在父亲生前单位分配的房子里，现在的老年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我们曾多次邀请她与儿子同住，我夫人还说，不想与我们住在一起，到武汉来单独居住也行，但她却说没有熟悉的生活圈子。就这样从89年开始，就一直单独居住，我和老二离家远且工作忙，每年只能回家几次，平常有事情都是老幺一家和老三家赶来帮忙。也曾尝试过请人照顾，但每次都被她老人家辞退。“我好好的，请人干什么”这就是她的理由。也是她一辈子坚强性格所决定。

     2013年八十大寿后，母亲的身体状况是每况愈下，这次疫情，对老年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小区封闭了，邻里之间也不能来往了，想见的人也见不着，不准外出的话听不进去，每天拄着拐杖往外走，真有些“我行我素”了，医生说母亲有点“阿茨海默症”。于是我们弟兄商量轮流回家承担照顾母亲的责任。

      这次回家，我发现母亲每天都挎着个小包，每天外出时背着，在家时包也不离身，以至吃饭时也不曾放下。天天如此。慢慢地我们发现，每天早晨她都要打开包翻一翻，临睡前又要拉开包整理一下，这个小挎包成了她每天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一天我和夫人与她拉起家常，她把包里的全部东西拿给我俩看，并反复讲述了一遍又一遍。包里其实就两样东西：一个存折和一大包奖牌。存折我们不惊讶，因为母亲退休费仅自己用应该是足够的，何况她一辈子勤俭。一大包奖牌里面，含金量比较高的应该有两个，一个是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奖章（编号3377），一个是全国干部大会的出席证。母亲告诉我们，“这些是父亲生前留下来的，怕丢失，所以每时每刻都随身带着”。

      母亲的话勾起了我们对父亲的回忆。父亲比母亲大六岁，五十年代就已是地区小有名气的青年干部，25岁到地方负责筹建大型国营农场，《人民日报》曾专版报道先进事迹，1958年出席全国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受到毛主席接见，当年的《人民日报》刊登有主席和他握手照片。1967年开始被划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批斗，一直“靠边站”，直到1976年落实干部政策，父亲才得以平反，安排新的工作。应该说那十年，全家人身体和心理上受到很重的影响。1989年因病逝世。

   母亲现在把这些奖牌每天带在身上，应该是在她的脑海里，还有那段历史的瞬间，还有那个蹉跎岁月片段，她现在许多事情已经忘记，即使回忆也记不起来了。但这几块奖牌她没有忘记，我猜想，历史总有一些片段已经流淌在这一辈人的血液里了。（写于2020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