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姿势》杨香之 艰难困苦求学路

1976年的春季,父亲的一场意外车祸,使我们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这一年,我家己是一个有十五口人的大家庭。爷爷,奶奶,父母,二叔二婶,小叔及我们兄妹八人(母亲5个孩子,二婶3个孩子,这样的家庭在我们周围十里八乡都很少)。最大的我只有14岁,最小的堂妹3岁。爷爷常年住在生产队的菜地里,给生产队种蔬菜并看护菜园,奶奶要照顾几个年龄相差不大的孙孑孙女。(二弟,小妹,两个堂弟。)父亲在水泥厂是个临时工,二叔是村办小学的民办教师,每月只有六元钱的津贴,母亲、二婶及没有成家的小叔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那时生产队分的口粮是按工分的多少分配的,尽管母亲、二婶从不敢耽误生产队的工分,我们家的吃粮问题仍然是青黄不接,春夏交接时就接不上茬,父亲到处奔波借粮食。
二婶从娘带回来的红苕面和红苕干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我们几个孩子放学后,二婶和母亲正用红苕面给我们做凉粉,大大小小几个孩子围着锅台站了一圈,凉粉做好后我们几个吃得津津有味,两个弟弟还用舌头把碗添得净净的。

那个时候,我从不记得家里吃过麦面馍,经常是母亲和二婶把黄亮黄亮的玉米面发好后,再掺一点黑麦面蒸成馍,蒸馍的同时再蒸一盆面辣子(一点点辣子,有个味,哄着吃包谷面馍),蒸熟后母亲和二婶就按我们的饭量大小,分别给我们盛在大小不等的碗里,然后再给每个孩子一块馍,我们几个孩子就围坐在院子里的石头墩子上,把馍分成小块醮着吃,你一口,我一口,这就是我们的一顿美味佳肴。
我们家的孩子多,一家人穿衣、穿鞋是母亲和二婶的一件大事。做衣服用的布料大都是她们手工织的粗布。她们白天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油灯下纺线,纳鞋底是常事,所以在我上初中时就跟着母亲学习纳鞋底,我不会使用顶针,经常被针戳得手指头都是血点子,每次吃完饭母亲为了赶她的针线活,都要让我刷完锅后再去上学。

学校离家近,我经常是听到学校上课的铃声响了,才急忙背着书包往学校跑,因为迟到还多次被老师罚站!下午放学后我得挎着笼,拿着镰刀给家里养的羊去割草,有时割的草少,怕母亲认为我贪玩训诉我,就在笼底下放些柴火,上面盖上草,滥竽充数。羊奶卖了钱,才维持一家的日用。
我们上学的学费都是暑假割的青草晒干后,父母再装满架子车,拉到十几里外卖给八所养牛场,最好的草每斤3分钱,次一点的每斤2,5分钱,有一次快开学了,二叔和我拉了一车草汗流浃背地拉到奶牛场,排队等了几个小时才卖到四元伍角钱,这是我一个暑段的劳动所获 。我高兴了好几天,用2元钱买了一双我心爱的妮绒袜子,也有了下学期的学费钱。(学费2元)

77年小叔成了家,爷爷奶奶便把我们这个十六口人的大庭分成了三个小家庭,父亲是爷爷奶奶的长子,所以爷爷奶奶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仍然住在一个院子里。
79年秋季,我和大妹妹一块考到了谭家中学。两个弟弟和一个小妹也都上了小学。学校是寄宿制,两个孩子要从家里带馍,这给母亲增加了额外的负担,我们每个周三和周日下午回家拿一次馍,住在学校。周三下午两点放学后,我就急急忙忙从学校往回赶,回家吃的就是母亲用包谷面做的饸饹或者搅团,吃完饭再带上用包谷面和麦面掺半蒸的馍和咸菜又匆匆忙忙往学校赶。走在路上,再吸点凉风,肚子就轱辘轱辘的响,稍微走得慢一点就要迟到,急急忙忙走到学校我就胃凉的吐酸水。

我家人口多,家务活杂,母亲总是希望我放学能给家里帮点忙,所以我上学迟到已经不足为奇了!
80年的春季,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我家就分了五块大小不等的土地,有的离村子近,有的还比较远,有的水利条件好,也有的土地高低不平,合并起来就有十几亩。父母就根据每地块的大小和水利条件种植棉花、黄豆、玉米、小麦和蔬菜。父亲几年前的车祸造成一身的病,干活胳膊、手用不上劲。看到别人家地里的活有人干,父母亲又急又无助,恨不得让我变个男孩子。一次给棉花地里送粪,父亲硬是不让我去上学,直到我和父母把地里活干完,晚上父亲拖着疲备的身体,借着满天的星星和月亮,送我到了学校。
这就是我为了追求理想,追求幸福所走的一段人生路!
编辑:高玉虎
作者:杨香,退休教师,西安市阎良区振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