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种红薯，五月人倍忙】

文/雷子芬

“烤红薯，热—滴，杠——甜—蓝”这一声声充满浓郁的鲁西北风味的叫卖声，飘扬在大街上，激荡在小巷里。也窜进了我的心里，把我带回到三十多年前的初夏时节。

五月，在鲁西北平原，正是人们种红薯的大好时节。记得小时候，我家有一片梨园。梨园里的沙壤土质，只适于种红薯啊，花生啊，这类作物。开春时节，爷爷会在自家的院子里挖个十多平米见方，一头高、一头低的坑，用自己贮存在窨子里的红薯育苗。到五月份的时候，把这些红薯秧扦插到那片柔情、温顺的沙土里，以待秋后的丰硕。

种得的红薯，一是用来解决全家的温饱问题；二是吃不了的那一部分还可以卖掉提高一下全家人的物质生活。种红薯，现在种红薯全是机械化，不用耗费太多的人力。但是，这在三十多年前可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又很繁琐的的农活。一般情况下，会在棉花地里的活计都做完之后才会去种红薯。

因为，棉花是那时农民的唯一经济来源，所以老百姓对棉花的青睐高于其他农作物。种红薯的时候，先在那片土地上撒匀提前运到地里的土肥，把梨树底下那些大片的地，套上驴，扶一把铁犁耕起来，让板结了一冬的沙土松软松软。土地的金贵，让我的父辈们舍不得丢弃掉一丁点，就连梨树地下的那点寸土，也得用铁锹一锹一锹的掘起来。

然后，再用铁锹培起垄，爷爷说：“垄培的越高，将来的红薯就长的越大。”因为，垄越高，红薯的生长空间就越大。父亲用小撅在垄上均匀地掘出一个个的小坑，在那些小坑里用葫芦瓢浇上水，浇水这类无需技术性的活，常常是我们这些小孩子的。

我们光着脚丫，踩着松软的沙土，往返于沟沟垄垄间，快乐也在我们的脚下撒着欢的扑腾起来。我们在完成浇水任务之后，还可以打打水仗，用葫芦瓢往对方的身上、脚上泼去。根本不用担心浇上水的小脚丫会沾上泥巴，因为那些沙土，很快的就会干掉，再次露出我们白白胖胖的小脚丫。

栽红薯秧，是种地的好把式——爷爷的“专属”，只见爷爷，左手拿一把红薯秧苗，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起一棵红薯苗，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在垄上的小坑里扣个小窟窿，把秧苗迅速的植入在每个小窟窿里。

种完一垄，就再回过头来把那些种上红薯秧的坑，填上。填坑，也是技术活。用左右手合力把秧苗移到坑中间，左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使劲往下按压，为的是把秧苗压紧，不至于风一吹就露出来，再用双手为秧苗捧出一个土疙瘩，以更好地锁住秧苗的水分，起到更好地保护作用。没水了。因为梨园里没有井，浇秧苗的那些水，是用驴车拉到地里的。

有水桶的就在驴车上放个大水桶，一趟一趟的拉，没有水桶的，就在车上铺一大块厚塑料布，用车挡板或是绳子围住车的四周。去河边拉水，那时候，跟车去拉水，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心里也是一桩美差，因为这段时间既可以休息一下，又可以坐在驴车的右边（相当于现在的副驾驶座，因为车的左边是正驾驶）吆喝着驾一回车。

“嘚--驾，yi-yi，wao-wao”在这欢快的吆喝声中，我们便从黎明走向黄昏，忘记了一天的劳累，忘记了生活的艰辛。暮春的希冀便在这初夏的劳作中生根，向着丰收的秋天昂扬的延绵。

大街上的叫卖声依然婉转、悠扬，可是我的眼前呈现出的始终是那一垄垄的红薯秧苗，还有父辈们那一张张古铜色的脸，在夕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作者简介：雷子芬，教师。工作之余用笔歌唱，歌唱故乡的风土人情，描画市井人物，叙述淳朴的乡情。二十多年的练笔，已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各类文章数百篇。于繁华中觅一静处，独坐一隅闲读书。今生愿执一瘦笔，吟世间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