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宏民

     屈指算来，我有幸结识费先生已将近四十年了。

     那时，费先生还是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群众艺术》杂志社的一名编辑。当时，文革中停办的《延河》以及其他文艺刊物尚未复刊，《群众艺术》是我省唯一一份全国公开发行的文艺刊物，真乃十亩地一棵苗！它涵盖的内容很广，文学、美术、音乐、曲艺等形式的作品都发表。最初，它叫作《工农兵文艺》，后来更名为《群众艺术》，改革开放后，又更名为《百花》。

    当时，作为负责该刊文学栏目稿件的编辑，费先生以其谦和真诚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和诲人不倦甘作人梯的园丁精神，为我省发现、培养了一大批文学骨干，其中许多人至今仍然以一流的文学作品活跃在陕西乃至中国文坛。我省著名作家、省作协主席贾平凹的处女作《一双袜子》，就是被费先生发现后发表在了《群众艺术》；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当年搞业余创作时，也受到费先生的鼓励和指点。毫不夸张地说，我省五十岁以上那些当年活跃于我省文坛的的业余作者，十有七八都受过费先生的扶植和鼓励。

我和费老师的认识，缘于自己当年初学文学创作时的一篇习作。

1972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先后当过队上的饲养员、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1974年3月，有点儿绘画基础的我被抽到城关镇筹办 “地主阶级罪行画展”。画展结束后，我被留在了镇上刚建起来的广播放大站，负责值机并兼任县广播站的通讯员。

那时大学招生不统一考试，实行基层推荐、上级批准的方法。由于我从小就幻想着自己长大后能当个科学家和发明家，而且在中学时代数理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所以在镇上工作那几年，我曾不知天高地厚地努力争取过好几次，但由于受到身为国民党员的父亲的株连，几次努力都功亏一篑。最为惨重的是最后一次。当时我已经被西安音乐学院（民乐专业）录取了，而且已经在全县张榜公布，一些同学朋友也已开始向我祝贺，可就在地区最后的平衡和政审时，有人又提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结果我一下子从希望的巅峰猛然跌落于绝望的深渊！面对接二连三的惨败，我心如死灰，欲哭无泪，甚至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走投无路之际，为了重觅一条生路，受我们县当时已初露头角的业余作者张宏运的影响（他由于在《群众艺术》上发表了几篇作品，后来被破格录取到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我开始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战战兢兢地进行探索。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我的第一篇作品在极度的兴奋和对成功的渴望中终于完成了。当我誊写完毕，按照文化馆一位老师的嘱咐，在信封上写上《群众艺术》编辑部的详细地址并在信封右上角上写上“稿件”二字后，便怀着新媳妇第一次见公婆时那种羞怯而又紧张的心情，向县邮局走去。

来到邮局门口，我手里攥着稿件，忐忑不安地在邮筒旁来回转悠着，几次欲朝邮筒里投又不敢投——说来也怪，这篇作品写成后，当我反复检查时自我感觉还不错，可是当我现在要郑重其事地投稿时，我才忽然发现它是那么的幼稚、粗糙！一想到它将要去的地方不是县文化馆、地区文化馆，而是省艺术馆那份正式出版和公开发行的杂志的编辑部时，我不由得犹豫了起来。我觉得自己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可又一想，目前除此之外我还有哪一条路可以进行改变命运的尝试呢？于是，心一横，暗暗对自己说：投！失败就失败吧，不行了再写！想到此，我鼓足勇气走到了邮筒前，趁旁边的人不注意之际，把手中的稿子迅速地塞了进去，仿佛那是再迟延几秒就会爆炸的炸药包……

一天、两天、三天……自从我将自己的第一篇习作寄出去后，几乎是一边屈指数着日子，一边急切而又不安地等待着消息。我怀着慈母惦念在外的游子那种心情，每时每刻都为自己稿子的命运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我万万没想到，这件事竟会使自己内心如此纠结！

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

一周过去了……又一周过去了……

一个月后，还不见动静，我想，肯定没戏了。一想到这次尝试已以失败告终，我心里说不出的失望和颓丧，当初那种热切的盼望开始慢慢冷却下来。我觉得自己把神圣的文学创作看得太简单了——如果刚开始学手的第一篇习作就那么轻易地发表，文学创作也就太容易了。有些人可能写了一辈子，也没发表一篇作品！还是慢慢来吧，再不敢奢望一镢头挖出一口井了！这样一想，我淡定了许多，再不天天惦记了。渐渐的，我已忘了这件事。

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从刘涧大队检查完广播线路，回到镇大院刚要开门，忽然镇上那位麻利泼辣的女文书把头从门里伸出来，冲着我高声大气地说道：“哎！宏民！这儿有你一封信，省上来的！”

我猛然一惊，心一下子嗵嗵地跳了起来——不用说，是“它”回来了！可是，它是以什么样的结局回来的呢？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冲进了女文书的办公室，用激动得发颤的声音问道：“在、在哪儿？”

“这不!”文书从一大叠报纸下抽出一个左下角印着“陕西省群众艺术馆”字样的小信封，一边朝我递着，一边歪着头打量着信封上面的字。

“这是你亲戚的信？”只上过小学的女文书笑嘻嘻地问道，有些羡慕地望着我。

“不是不是！”我一边窘迫地回答着，一边抢一般接过了那封“省上”来信。本来，我以为我的手一拿到那封信，马上就会感觉到那厚厚的稿件，可是，当我拿到手中时，却感到这信封里的东西是那样薄，薄得就像里面什么也没装！一瞬间，我的呼吸变得短促起来：哦？这是什么预兆？听人说从编辑部来的信封越薄越好，莫非是……我不敢朝下想了，我怕那激动的巨浪会将我压倒——尽管我自从把那篇稿子塞到邮筒后，一直等待着这个时刻。

我急急忙忙地跑进宿舍，“砰”的一下带上了门，然后，用激动得发抖的手颤颤索索地拆开信封。朝里面一看，只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白纸。我忙掏出来，小心翼翼地展开，只见那张上端印着“工农兵文艺编辑部”的信笺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几行颇具书法意味的的字：

  王宏民同志：

    你好！你的大作《风浪》我们已收阅，经研究，

 决定发在今年第 9期，特此通知。

          欢迎继续赐稿！

                                          费秉勋

一霎时，我仿佛刚饮了一大碗浓烈的烧酒，一下子变得异常兴奋。我想欢呼，我想跳跃，我想引吭高歌，然而，我既没喊，也没跳，更没唱，只感到突然溢出的热泪一下子模糊了我的双眼……

从此“费秉勋”这三个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一个多月后，载有我这篇处女作《风浪》的那期《群众艺术》如期出刊了。当我收到费老师寄给我的还散发着浓浓油墨味的《群众艺术》样本后，看着我那有生以来第一次变成铅字的习作，心里是何等激动呀！像一位母亲在充满幸福地反复打量自己刚生下的的第一个孩子，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生怕漏掉哪个字。尤其是看到为我的习作插图的人是解放军某部一位军人时，我这个一向对军人心存敬畏的人油然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自豪感。

一颗小小的石子只有在溪水中才能溅起浪花。我万万没料到，一篇微不足道的作品居然使我成了小县城里的“名人”！当时，县城不少单位都订着这份杂志。由于当时在《群众艺术》上发表作品的作者名字前面都要标上作者的所在地的名字，所以，我名字前面“洛南”两个字很快就引起了那些“爱县者”的兴趣和关注，而我也因此沾了光。每当我走在街道，那些读过我这篇习作的熟人见了面，免不了要不无夸张地向我这个“作家”祝贺一番，而他们的同行者则一边听一边用一种好奇而敬佩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只听说过却未曾见过的金丝猴，看得我很不好意思。

自从在《群众艺术》上发表了那片习作后，费先生不仅每月都要寄赠我一份《群众艺术》杂志，而且时不时给我寄一些学习资料。这种特殊待遇令周围的同事十分羡慕，也使我倍觉自豪。这次小小的成功一扫我心头那片在争取上大学一事上几起几落而形成的阴霾和绝望，使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再努力一下，生活还是有奔头的……

一九七六年初春，在百花吐蕊，桃李绽苞的时候，我接到了《群众艺术》编辑部让我到省上参加改稿会的通知。当天晚上，我激动得一夜都未合眼——要知道对于一个刚刚拿起笔的业余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多大的鼓舞啊！

不久，我怀着一种兴奋之中又夹杂着几分自卑的心情，来到了古城西安，当时就住在鼓楼东隔壁的省文化局招待所。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来西安。第一次是高中刚毕业后的一天，仓猝之中和我二姐搭乘一位熟人拉货的卡车来的。由于来也匆匆，归也匆匆，总共在西安呆了不到四十小时，还未分清东南西北就回家了，所以西安给我的印象就是人多、车多、高楼商店多，晚上火车的鸣笛吵得人睡不着觉。尽管这样，我还是经常幻想着什么时候能到西安好好转转看看，可万万没想到这个愿望的实现竟是因为自己在《群众艺术》发表了一篇习作！

报到后的第二天一早是改稿会的开幕式。当时我扫视了一下会场，发现前来改稿的业余作者有三十多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主持会议的省群艺馆馆长的介绍中得知，这些人来自全省各地区的各条战线，有工人，有农民，还有来自驻陕部队的战士，其中各地市县文化馆的创作人员居多。与会者年龄有大有小，当时，我在那些与会的业余作者中算是比较年轻的。

吃过中午饭，正当我和住在同一房间的那几位来自我们地区其他县的业余作者聊天时，一位戴着眼镜和鸭舌帽、温文尔雅的中年人款款地走了进来。他瘦高的个儿，上身穿着那种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颇为流行的暗扣便装，显得朴素而又潇洒。由于这天早上在改稿会的开幕式上我们曾看见他坐在主席台上，于是，屋子里的人都站了起来，微笑着望着他。

“你们这里住的都是商洛地区的作者吧？”他微笑着用地道的陕西话慢慢说道。说着他那沉静亲切的目光在屋内每个人的脸上一一扫过。不知怎么，我觉得这位学者模样的人和蔼可亲，是一个外表高雅而又平易近人的人。于是我忙点点头说：“是的，老师您找谁？”“你们中间哪位是王宏民？”他微笑着问，说话的语气还是那样不慌不忙。我一听这话一愣，惊诧地望着面前这位素昧平生的老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犹豫了一下才腼腆地说：“我、我就是，您……”大概他觉察到了我的不安吧，只见他微笑着自我介绍道：“我叫费秉勋。”

 我闻声不由一惊：他就是费秉勋老师？！就是他第一个将我的第一篇习作变成了铅字，使我在绝望之中又有了梦想？！一霎时，激动的热浪猛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我满怀崇敬地望着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过了几秒钟，我才仿佛猛然想起来般仓猝地说道：“噢！您就是费老师？！坐，快请坐！”

我说着，慌忙给他搬来一只方凳。在我的想象中，编辑部的编辑都是些学识渊博无比威严的人，没想到费老师竟是如此真诚谦和平易近人！于是，我刚才那种拘束感很快就消失了，开始从容地回答他那各种充满关切的问话。他提问的问题面很广，从多大年龄、什么时候开始搞创作，一直问到家里几口人，队上收成如何。他问得很慢也很随便，仿佛在跟一个朋友拉家常。而当我一一作以回答时，他就安静地望着我，认真地听着，不时轻轻地点点头或优雅地将眼镜朝上扶一下。就这样，我们像重逢的师徒一样促膝相谈着。最后，他鼓励我要多读书，勤练笔，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

费先生的话像一股清泉，款款地渗入了我的心田。那些充满信任、关怀和期望的话，在我听来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新鲜，那样的令人振奋。从他那循循善诱的谈话中，我汲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

当费先生看见我放在桌上那支笛子后，温和地问道：“这是谁的笛子？”说着，很随意地拿起来打量着。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带来的，瞎吹哩。费老师也喜欢吹笛子？”

费先生说：“上大学时吹过，现在已经十几年没摸过了。”他说罢，拿起笛子试了几个音，然后很认真地吹了起来。

他吹的是一首我没听过的独奏曲，旋律很优美。客观地讲，由于“十几年没摸过”，他吹出来的音色不是十分圆润饱满，但从他那娴熟的指法和正规的运气方式看得出他当年的演奏水平相当了得。

吹了一段后，费先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不行啦，气跟不上了。来，你给咱吹一段！”说着他把笛子递到了我面前。

我一听慌忙朝后一缩，十分窘迫地说：“不行不行！我在这儿还敢班门弄斧！”

一听我的话，旁边的人都笑了，费先生也笑了……

这个小插曲使我对费先生又增加了几分好感，觉得他更亲近了，对他以及他的人品也更加尊敬了……

这次改稿会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回到县上后，我搞业余创作的信心更足了，劲头也更大了。后来，又发表了几篇习作后，76年年底，我被抽到了县文化馆创作组。名曰创作组，实际上就我一个人，组员是我，组长也是我。在这里与在城关镇不同的是可以放心大胆地搞创作，而不必像在镇上那样，偷偷摸摸的，生怕让人说自己不务正业。如果说过去在镇上放大站工作时自己还要三天两头下去检修线路，那么，在文化馆我就可以成天坐在自己的宿办合一的房子里安心学习和写作了。虽然待遇和在镇上差不多，但学习环境比过去好多了。所以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对费先生充满了感激之情。

  1977年5月，省创研室（文革前的省作协）为了培养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在当时的省革委会的特批下，在全省特招三名发表过作品、年龄在25岁以下的业余作者。我万万没料到我会在这三人之中！虽然费老师从来没对我说起过这事，但我深知肯定是费老师推荐的——《群众艺术》编辑部，还有谁比费老师对我更了解呢？后来，虽然由于县上以创作组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为由，没放我走，但费老师对我的知遇之恩却铭刻心头……

这年十月高考制度恢复后，我终于走出了大山。为了圆自己儿时那长大后当一名科学家的梦，高考前我报的是理科。但由于当初报名时在志愿栏里填写了“服从组织调配”，结果阴差阳错地被录取到陕西中医学院医疗系！专业的不对口使我苦恼万分。最后，我忽发奇想地欲以本人酷爱文学创作为理由，要求转入有文科的大学（因为我清楚要其转入其他理工科大学根本不可能！），结果受到学校教务部省高教局学生处的严厉批评，并一再告诉我：大学转学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万般无奈之际，我给人民日报和高教部信访室分别写了一封要求转入有文科的大学的信，尽述当年在推荐上大学时受到的种种磨难，并附上自己入学前发表的那几篇习作。也许是我的执著和当年推荐上大学时几起几落的遭遇打动了处理群众来信的人，也许是那几篇习作使处理群众来信的人觉得我更适合在中文系深造，最后这两家单位先后致函深高教局，建议将我作为特殊情况转入有中文专业的大学。最后，省高教局经过研究，终于同意我转入有文科的大学，但学校须由我自己联系。

当我在省高教局学生处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又喜又忧——喜的是我终于感动了上帝，在大学决不允许转学的情况下给了自己一个转学的机会；忧的是面对当时有中文系的西北大学和陕西师大我两眼墨黑，直接找谁联系接受我的事？以个人的名义找这两所大学中文系的领导推销自己？我的可信度在哪里？人家会不会“认卯”？看来必须找两位分别跟这两所大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有一定身份的人推荐才行，毛遂自荐，肯定没戏！

走出高教局后，我站在车来车往的马路边，绞尽脑汁思考着合乎这两个条件的人选。我把自己在西安认识的人在脑海里齐齐过了一遍，最后初步确定了两个人：一位是省创研室的杨志烈老师，一位是刚从西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省出版社的乡党贾平凹。

文革前毕业于师大中文系的杨志烈老师是我们县上的人，那次把我往省创研室特招时，是他和一位姓何的女同志前往洛南为我办招干手续。后来虽然让县上卡住了，可我和他却成了忘年交。一年前自行车紧俏时，我还在县上帮他买了一辆大链盒飞鸽轻便车。由于工作关系，这几年他经常和母校陕西师大来往，找他帮忙应该没问题。

当时在文坛已初露头角的贾平凹我是在改稿会上经费老师介绍才认识的。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当时大家刚吃过中午饭，在文化局招待所的后院众星捧月般围着费老师聊天。从西大匆匆赶来的贾平凹拿了一篇誊写得整整齐齐的稿子，脸上堆满谦恭的笑容，对坐在椅子上的费老师自我推介道：“费老师，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这篇故事可真是一篇真真正正的故事！”费老师微微一笑，矜持地说：“行，稿子你留下，我看完后再说吧！”说罢，接过稿子，轻轻地放在了旁边那把空椅子上其他参加改稿会的作者交来的几篇稿件上。我当时心想：这人是谁么，还真会推销自己的作品！正想到这儿，费老师指着来人问我：“宏民，你认识不认识他？”我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摇摇头。费老师说：“和你是乡党，一个很有前途的作者，正在西大中文系上学，已发表了不少作品，名字叫贾平凹。”我闻言一惊：噢！他就是贾平凹？！早听说过他的名字，而且在复刊不久的《陕西文艺》（即文革前的《延河》））上读过他写的小小说《曳断绳》，很喜欢他作品的空灵和机巧。我冲他点点头，刚想说久闻大名，只见费老师指着我对他介绍道：“他叫王宏民，是洛南人，也是咱省上重点培养的业余作者。”贾平凹一听笑道：“咳，闹了半天咱俩还是乡党！”说罢，伸出他那食指和中指被烟熏得焦黄的右手，真诚地和我握了握手。当时我暗暗说道：这人烟瘾还蛮大！就是手劲太小，软绵绵的，像女人的手！后来随着改稿会上的频频见面，我和他越来越熟了。由于丹凤和洛南相毗邻，商洛人又认乡党，加之他刚从西大毕业，各方面都很熟悉，我想找他推荐也应该没问题。

想到这里，我就先前往位于建国路的省创研室家属院，找到了杨志烈老师。果不其然，杨老师一听我的话，满口答应，说他明天一再就去师大，不管行不行，让我后天来听结果。

接着，我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省出版社家属院，几经打听，在临街的那座五楼一间斗室里找到了贾平凹。当时，我隔着竹帘看见他正在洗脚。心里暗暗说道：这作家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噢，大白天洗哪门子脚！见有人来，他匆匆收拾了一下，一边沏茶一边说；“咋？又来参加改稿会？”我说：“不是，正在陕西中医学院上学哩。”“哦？你考上了大学了？”他一愣，随即高兴地说：“好事呀！中医大夫越老越吃香！”我说：“好啥哩，我压根就不喜欢学医！”于是把上大学后的苦恼给他叙说一遍。当我把来意告诉他后，他挠挠头，深深地吸了口烟，颇感为难地说：“说心里话，我还真想给你帮这个忙，只是……有心无力。”我说：“你现在好歹是有一定影响的青年作家哩，给母校有关领导说句话……”“有个屁影响！”他脸微微一红打断了我的话，“关键时候连个柿子钱都不顶！”接着他告诉我，年初他考系大中文系研究生时，由于英语吃了零分，西大招生办本着上级规定的见零不取的原则，没有录取他。当时系上几个老师都建议学校把他作为特殊情况破格录取，他自己也找遍了该找的人，可最后还是没办成事。最后他说道：“你想，我连自己的腿病都治不好，还能给人治腰疼？”我一听，确实是这么个理。他见我一脸的失望，又说道：“你先别着急。我虽说给你帮不上忙，可有个人肯定能给你帮这个忙！这个人你也认识。”我一愣，随即催道：“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是谁？”他说：“费老师。”

一听他的话我一愣。刚才在省高教局门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费老师，可一想到费老师从系大中文系已毕业十几年了，物是人非，不一定说得上话，所以就没敢朝那方面想。现在他这么一说，便重复了一下自己的担心。他一听，笑道：“嗨！你这都是老皇历了！费老师现在正在西大读研究生哩，论文一篇接一篇发表，给西大把面子就争扎了！他在系上说一句话能顶我十句！”

他的话使我深感意外，又激动万分。按说，我一考上大学就应该告诉费老师，可是由于专业不对口使自己一直苦恼万分，所以一直就没去费老师那里，没想到费老师已经不在《群众艺术》编辑部了。现在他这么一说，我犹如在黑夜中忽然看到了火光，心里一下充满了希望。我不无感激地说：“谢谢你给我提供了这么重要的信息！”说罢，道了声再见，匆匆下楼。

走出版社家属院后，我本来想马上就去西大找费老师，可一看表，已经五点半了，我如果在六点前赶不到西郊的59路车的终点站，今天就回不到咸阳了。于是，我只好按捺住前去找费老师的迫切心情，匆匆搭上通往西郊的3路电车……

第二天一大早，我连早饭都没顾上吃，早早就来到咸阳市中心人民广场59路车的车站。第一趟59路车刚到站，就急不可待地上了车。

一路上，我觉得车走得特别慢。八点半，终于赶到了西安。我连一口气都没顾上喘，又赶紧转乘经过西门的一路电车。当我在西门转乘十路公交车赶到西大后，时已九点。

几经打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终于找见了住在研究生楼的费老师。一看是我，费老师颇感意外。当我说明来意后，费老师的反应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本来我以为他会大力支持我转学的决定，孰料他听完我的话后，以他一贯的文静淡淡地说道：“唉，转啥学哩，学中医多好！我都想学中医哩！”

紧接着，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温文尔雅地说：“学医是件实实在在的事，而学文则比较虚，闹不好就会误人青春、空耗岁月。再说，当今之世，有人为名而创作，有人为利而创作，真正为文学而搞文学创作的有几人？有时候社会上的‘著名作家’多如牛毛，可真正能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有几部？大都是跟风趋时的应景之作和欺世盗名的文字垃圾。所以，与其当一个空头文学家，还不如坐下来踏踏实实地当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

听了费老师的话，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大概是费老师也察觉到了我的惊讶和困惑，最后又补充道：“当然，我的意见仅供参考，不一定说得都对。您如果执意要转学，我也会全力以赴地帮你联系。”

我顿了一下，真诚地说：“费老师，您刚才说的都是一片好意，目的就是希望我做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我也知道中医是咱们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可是我对它确实一点兴趣都没有，硬着头皮学下去，最后也只能成为一个庸医。所以，过去我曾这样想，实在转不成学，我就退学。现在，省高教局既然已经同意我转学，如果能转到西大，我还是想转学！”

费老师长叹一声，感慨地说：“唉，看来你和中医无缘。既然这样，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中文系的系主任吧。我想大学的中文系是不会排斥喜欢文学创作的学生的！”

说罢，他就带着我向中文系的大楼走去。一边走一边简单地向我介绍了当时的中文系和系主任的情况。从费老师嘴里，我得知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姓景，是文革前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也是一位蜚声海外的研究瞿秋白的专家，六十年代曾两度赴日本讲学。当初费老师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上学时，曾听过他讲的课。

好不容易爬上了中文系的四楼，却得知景主任今天有事在家。于是，我只好跟着费老师折身下楼，向景主任家走去。看着学习繁忙的费老师为我的事上楼下楼，我很是过意不去。穿过两边栽满法国梧桐的人行道和一大片草坪，我们走进了一座过道两边堆满煤块和破烂家什的宿舍楼。如果不是费老师领着我，说啥我也不会想到堂堂的景主任——一位出类拔萃的学者，竟会蜗居在这栋连天花板也被烟熏得乌黑的旧楼里！

“噢，是小费！”头发灰白，清癯的脸上已开始出现少许老人斑的景主任当时正陪着来自家乡的一位客人吃饭。当他透过高度近视镜看清费老师和我时，忙站起来热情地说：“坐坐坐 !你俩一块儿坐下来吃点儿饭吧？”

“不客气，景先生。”费老师见状忙拦住了景主任，指着我介绍道，“这个学生叫王宏民，是前几年咱省上重点培养的一位业余作者，也算是我的一个学生吧，在咱省馆《群众艺术》也发表过一些作品。去年省创研室曾把它作为特招对象之一，结果被县上卡住了。后来高考恢复，他考的是理科，可没想到被陕西中医学院录取了。由于他对中医缺乏兴趣，想转到文科。现在，省高教局和中医学院已经同意他转学，但接收学校得由他自己联系，您看能否让他转到咱系上？”

 “好哇！”景主任回答得很干脆也很热情，“原来就是业余作者，再读几年中文，会更好！这样吧，你先回学校去，等我跟系上的其他几位领导交换一下意见，征得校教务处同意并报到校长办公室后，再让小费告诉你。”

“行！谢谢您！谢谢！！”我深鞠一躬忙不迭地说道，激动地握住景主任的手，连声道谢着，然后步履轻快地和费老师出了屋……

在费老师的鼎力相助下，我终于在1978年12月15日，如愿以偿地转到了自己向往多年的西北大学中文系（当时杨志烈老师也给我联系好了陕西师大中文系，尽管我最后没有去，但对杨老师我同样一直心存感激！）。如果说几年前是费老师发现并发表了我那篇习作，使万念俱灰的我在最困难的时候走出了人生的低谷，那么，这次帮我成功地从陕西中医学院转入西大中文系，则是帮我在人生十字路口解决了一个极难解决的大问题！世界上人给人帮忙有多种，费老师给我帮的忙，是改变我命运的忙，是改变我人生走向的忙！

转瞬之间，在西大的四年过去了。由于我在上大二期间创作的一部电视剧被陕西电视台录制播出，中央电视台当时在黄金时段也曾予以转播，加之毕业前夕我创作的一部电影剧本已列入西安电影制片厂列入拍摄计划，所以毕业前夕，陕台和西影都到系上要过我。最后，几经权衡，我选择了正在发展壮大的陕西电视台。按说，这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可万万没想到宣布分配放案前夕，班上哪位心生嫉妒的老兄以匿名信的形式检举我在上学期间擅自结婚，结果一夜之间，我的分配单位由陕西电视台变成了安康师专！无可奈何，我只好一边在《陕西青年》杂志社打工，一边等待改派。后来，在中国青年报驻陕记者站几位老师的帮助下，才于年底分回商洛，就职于地区群众艺术馆。

在馆里工作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借调到了省文化厅群众文化处，说是一边上班一边办理调动手续。由于我压根无意仕途，也是实在不愿干那种琐碎枯燥的行政工作，一年后决然请辞，来到了文化厅直属单位——省群众艺术馆，在馆里主办的《百花》杂志社——也就是费老师工作过的《群众艺术》编辑部——担任执行副主编。这里当时的办公条件虽然远不及文化厅，但由于这里是当年发表我处女作的地方，所以，那里的一切在我的眼里都是那么亲切，工作起来，也如鱼得水！

当时，我的住处被馆里按排在的北城墙下药王洞红五里一个家属院，距离馆里大约二三里路。据说该院文革前是省音协的家属院，后来不知怎么一场大革命就革到了省群艺馆。院子很空旷，除了前院一座二层楼，全部都是平房，这里远离马路，加之院内遍布大树和花草，倒也幽静。

由于我早出晚归，白天一天基本上都在编辑部，即便在家也不串门，所以，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对左邻右舍还一点儿不熟悉。

这天中午，我临时回住处取东西。当我刚要打开门锁时，忽然看见费老师腋下夹着一叠资料从西边旁那条林荫小道悠然而来。起初我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可细细一看绝对没错！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见到费老师，意外的相遇使我万分激动。于是，我疾步迎上前，无比惊喜地说道：“费老师！”费老师一愣，随即颇感意外地说：“宏民！你咋在这儿？”我说：“我现在省艺术馆《百花》编辑部工作，眼下就住在这儿。”“哦？是不是？”费老师也是一脸惊讶，“我以为你还在商洛哩！”我说：“去年就到省文化厅了，因为不喜欢搞行政工作，又到了馆里。您今天咋到这儿来啦？”费老师一听笑了：“我就住在这儿！”说着指了指西边那座坐南朝北、距离我住的房子还不到三十米的平房。“啊？！”我闻言大惊——我倒听说过费老师研究生毕业后已留校任教，可没想到他还住在省馆的老家属院，而且和我还是近在咫尺的邻居！

原来，西大的新教职工楼正在修建，而费老师的爱人又在附近的二印上班，为了方便，暂时继续住在这里。得知原委后，我忙把费老师让进屋内，手忙脚乱地给费老师沏茶，心里充满了感慨——人生简直就是一场充满变数和奇迹的梦！十年前，当我接到费老师发给我的稿件采用通知时，无比激动之际只是感觉到前途有了一线希望，觉得今后只要能不时得到费老师的指导就心满意足，哪里会想到十年之后我会和我无比尊敬的恩师比邻而居！真是无巧不成书！！

从此，我的业余生活又多了一种享受——经常能聆听到费老师的教诲。此时，费老师已经是在唐宋文学研究方面造诣颇深的大学教授，也是一位蜚声我国文坛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尤其是对我省著名作家贾平凹作品的研究，更是无人匹敌。从贾平凹初登文坛之始，费先生就一直关注着贾平凹的创作，从未间断，所以，可以说他是国内贾平凹研究者中最早的一个，最专注的一个，也是也是最具权威性的一个。此外，由于他在中国古代舞蹈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它已成为闻名全国的舞蹈史家，在全国那些很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好几本专著，事业上如日中天。由于平时较忙，他在西大有单身宿舍，不一定每天都回来，但只要一回来，就要到我的住处小坐片刻。有几次我想回访费老师，但考虑到那样会干扰正在上学的两个孩子做作业，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一次，费老师在我床头的小书架上翻出一本《怎样给孩子辅导功课》，站在那儿认真地翻着。我看他看得很入神，就说：“费老师，您要是觉得这本书还有参考价值，就带回去慢慢看吧！”费老师叹口气说：“唉，不用了，已经迟啦！”言语之中有几分无奈、几分愧疚……

在红五里家属院共同生活的那段日子，费老师不仅对我的做人和工作学习经常予以指导，在生活上也对我非常关心。当他看见我和孩子他妈还分居两地时，就说，这样下去也不是个长法。于是，便让他爱人帮我联系一下接收单位。费老师的爱人刘师是一位心直口快、办事麻利的热心人，凭着她在厂里的威信和人缘，在外地给西安调动难于上青天的情况下，居然很快就联系好他们单位！而且说好，可以让人先来上班，随后再办调动手续。这是多好的事！对不住费老师和刘师的是孩子他妈嫌西安车多人多，“吵得人脑仁儿疼”，结果刚到二印上了一个月的班，又打道回府了。虽然人没调成，而且后来我和她也分道扬镳了，但多年来我一直感念着费老师和他爱人在这件事情上的热心和真诚……

跟费老师一起生活在药王洞红五里家属院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后来省计生委征了那块地盖办公楼，我只好跟费老师一家依依惜别。当我最后一次离开这座老家属院时，恋恋不舍地回望了一下那不起眼的大门，百感交集。我知道即将产生的废墟将掩埋这里的一切，但他却永远掩盖不住我留在这里的记忆……

离开红五里后，我跟费老师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尤其是后来我家庭遭变故后，我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接送刚转来西安的孩子上学，还要给孩子做饭买饭，超出常人的忙碌使我渐渐淡出了文学圈，所以更难见到费老师了。其间，费老师家里发生了几件大事（譬如师娘因病去世、费老师的女儿结婚等），我都一点儿不知道。等我知道时事情已过去了好几年！为此我愧疚得要死，总觉得自己对不起费老师，辜负了费老师的一片厚爱。为此我还埋怨过见喜兄，责怪他不该不把费老师家里发生的那么大的事告诉我。见喜兄强词夺理地说，我咋知道费老师在你跟前还有那么大的恩情！以后费老师有啥事，我一定告诉你……

 我经常对人讲，这辈子我最感激两个人：一位是伟人邓小平，一位是费秉勋先生。我之所以感激邓小平，是因为当年在他的努力下，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使我这个在推荐上大学那阵屡屡碰壁彻底绝望的人终于圆了多年的大学梦；我之所以感激费先生，是因为在我处于人生最为黑暗的低谷时期，他给了我继续奋斗的勇气，使我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后，几经努力，终于看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后来在我处于人生十字路口面临何去何从之选择的人生最关键的时候，又是他帮我从陕西中医学院转到了西北大学中文系！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位关键时刻帮你逢难呈祥的贵人。如果说这句话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么，费先生就是我命中注定的贵人！而我之所以每在关键时刻都能得到他的点化和帮助，皆源于我和他的缘分！冥冥之中，似乎费老师就在那儿等着我！如果不是这样，我初学创作时的第一篇稿子怎么会刚好由他发现和编发（当时编辑部看文学类稿件的还有其他老师呀）？如果不是这样，我正需要一位能把我推荐到西大中文系的人时，怎么会凑巧费先生正在西大中文系读研究生，而且是能在系领导面前说得上话的人？那年我如果不到百花编辑部工作，就不会住到红五里家属院；如果不住到红五里，怎么会和费先生邂逅于这个偏僻而幽静的老家属院？都是缘分哪！这个缘分，也许五百年前就已注定；这个缘分，可能我还在娘胎里时就已注定……

我是一个极好怀旧之人，也是一个极爱胡乱联想之人。每当我坐在位于广电中心十九楼的办公室，透过落地窗俯瞰着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和来去匆匆的行人时，我就想：当初要不是费老师发现并编发了我那篇幼稚的处女作，此时此刻我在做什么？当初要不是费老师帮我联系到西北大学中文系，此时此刻我在做什么？也许我还在洛南县城关镇广播放大站，也许我早已加入来西安打工者的行列！人常说，饮水思源。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我身上衣、盘中餐，皆为费先生所赐！没有费老师，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 费公对我，恩重于山！结草衔环，难以为报！！

想到此，初次见到费老师时的一切，又像电影镜头般，一一从我眼前掠过，而无限感激的暖流，则又一次漫过我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