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文化与文化汉奸

文/张有清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崇尚气节，道义，忠诚。从气节上说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从道义上说有“朝闻道，夕可死矣”，“士不可以不弘毅”，“义薄云天，气吞山河”。从忠诚上说有“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些文化现象，铸造了一个民族长久的精神内核，流传不朽。

       但伴随着这种民族凛然正气的，也时不时滋生出汉奸文化产生的土壤。而这种文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往往在外敌环伺，敌强我弱之时。比如说在汉武帝时，匈奴一度骑弩弯刀，非常强大，屡犯边关，逼汉和亲，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汉奸，中行说离汉事匈，一度给汉武帝用兵造成极大的困难。而“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之死，就是中行悦“细菌战”所害死的，他献计匈奴，将死牛羊丢于水源上游，霍去病吃了污染的水之后，得病而死，极大损伤了汉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中行悦深知汉军用兵谋略与心理，往往击中汉军软肋而大败汉军，竟至一度匈奴兵逼近长安城下。可见，汉奸对汉军的破坏力之大了。

       到了南宋，由于北金强大，屡屡南征，于是产生了秦桧为首的主和派与军人集团为主的主战派，而主和派的理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产生的成体系的汉奸文化。秦桧们说:“二帝”被俘算什么？考虑这些只能助长人心底的仇恨而迷失了人性，只有“低头拱手”安分守己，尊奉“三纲五常”的天理，完成人的道德修养，而用功读经求取功名，以耀门楣，才是正理、天命。秦桧与敌国“金”皇帝通好，金帝称赞秦桧为“端人正士”，而秦桧也真的以“端人正士”自居，而背后却干着陷害忠良的勾当。这在政治上来说，如果受到敌国赞誉，恐怕不是什么好事，这与苏联时代，西方赞誉索尔仁尼琴为苏联知识分子的“良心，良知”，有异曲同工之妙！秦桧内心里生怕掀起国人对金人的仇恨，影响他称臣纳贡，求取苟安一隅的企图。到了崖山之战之后，投降将军张弘范于崖山勒石讨好蒙元，为汉奸文化之始作俑者。崖山之战，蒙古军才不到1000人，主力约30万人是大汉奸张弘范和他的汉人降军。张弘范为了标榜自己的功业，命人在崖山石上刻上“张弘范灭宋于此”七个大字。身为汉人的张弘范如此之举，令世人义愤填膺。后人在刻字前面又加了一个“宋”字，变成了“宋张弘范灭宋于此”，以羞辱张弘范恬不知耻的汉奸行为。后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华”，一个是说崖山之后，中华知识精英的那种气节道义与忠诚大打折扣。一个也可以说，由此促成了汉奸文化的滋生。三者也有故意想断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之“源”的用心，以打击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      

      而到了清朝，先有范文程全力事清，曾事清太祖、清太宗、清世祖、清圣祖四代帝王，是清初一代重臣，清朝开国时的规制大多出自其手，更被视为文臣之首。他为清兵入关，奠定帝业，立下汗马功劳，可后人仍将他列入汉奸之中，可见人们对他仍持负面评价。为什么呢？在大明晚期，满清八旗，铁骑袭扰，陈兵山海关居庸关外，而作为汉人的范文程事强敌而助其焰，其行为与汉奸何异？至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投敌灭明，助剿明军，落了汉奸骂名，实属咎由自取。

       至于日寇入侵，敌强我弱，汪逆甘心事敌，成立汪伪政权，美其名曰“曲线救国”，更是将汉奸文化，汉奸理论发挥到了极致。汪伪的曲线救国理论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宣传中国实力不如日本，抗战必败，军事抵抗只会毁灭国家；主张采取和平合作手段，先依附日本壮大本国经济实力，然后再逐步推进和平解放。这个主张在最终救国方案的设计上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颇有类似之处，但本质上还是主张投降的。曲线救国一词产生于抗日战争期间，就是采取直接的手段不能够解决，比如正面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话，能力不够，就只好采取间接的，效果可能慢一些的，发动军队及以外的各界人士和力量，或者从侧面迂回牵制干扰的策略，一点一点地争取和保卫胜利果实。有时候可能还要放弃一部分已经得到手的东西，但斗争的大方向不变。当时国内一些顽固派分子为实行降日反共，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将这种叛国投敌行为也诡称为“曲线救国”。

       汪精卫所提出的“曲线救国”论就是臭名昭著的投降理论。其后果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出现“降兵如潮，降将如毛”的局面。所以那种“曲线救国”论，全然不是救国，而是卖国！因而当抗战胜利之时，汉奸头目均受到了正义的审判，罪大恶极者，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汪精卫铁铸之墓亦被炸开，锉骨扬灰，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而在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则出现了一种汉奸文化繁荣景象，这种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呢？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的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道。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直到抗战胜利，中国的华北、华东、华南地区曾先后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沦陷区文学就是在这样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产物。它一般说来是和汉奸文人反共卖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沦陷区文学的主要活动中心一是在北平,一是在上海、南京。早在1939年下半年,上海《中华日报》的《文艺周刊》、《华风》等副刊配合汪精卫卖国求荣的“和平运动”,鼓吹“和平文学”,攻击抗战文艺是“浮嚣浅薄”、“八股式的宣传文字”，并声称要扫除这一“文艺园地的污秽”。“和平文学”成为沦陷区汉奸文学运动的先声。稍后，沉寂了两年之久的北平文坛，出现了综合性文艺月刊《中国文艺》。在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扶植下，该杂志赞颂和美化侵略者刺刀维持下的“安乐”生活，鼓吹在这种“新秩序”中去建设“新的文化”。这一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沦陷区汉奸文学运动的正式开端。周作人“破了两年来不说话的戒”，积极地为汉奸文学杂志撰稿，成为汉奸文学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中国文坛在当时由“和平运动”，发展出“和平文学”，宣传侵略有理，“大东亚共荣”，由这种汉奸文化自然产生出一批沦陷区的文化汉奸。其中《文化汉奸罪恶史》一文将周作人、胡兰成、张爱玲、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谭正璧等十六个作家列为“文化汉奸”，书中列数张爱玲的“卖国行为”、“罪恶事例”，指责她在《杂志》、《天地》、《古今》等“汉奸”刊物上发表文章，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这些文化界的汉奸，正是文坛妖怪，这些妖怪把文坛闹得乌烟瘴气，有的似三头六臂的魔王，有的似打扮妖艳的女鬼。在抗战胜利之后，汉奸文化和文化汉奸一度受到口诛笔伐。但在八十余年后的今天，这种汉奸文化又在配合着西方“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步伐，沉渣泛起，严重毒害着文化空气，毒害着国人强烈而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混淆着“爱国”与“卖国”的界限，将大众的爱国担当爱国义举斥为“小粉红”“爱国婊”“爱国贼”“乌合之众”“战狼精神病”，并企图与“义和团”“傻大憨粗”的不理智行为并列，这种居心至为可怕与无耻。打击与揭露汉奸文化汉奸行为，就是彰显中华民族的华夏正声与正义，就是维护华夏五千年持续传承的文化国脉，树立中华民族屹立不倒辉煌崛起的文化自信，其意义十分重大。

      综上所述，结合现在国际上错综复杂的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的现实，美国在这个星球上目前来说，世界老大，一超独霸的帝国地位，汉奸文化有如下特征:

      第一、外敌的强大。汉奸文化产生的土壤背景根源均来自于中国外敌强大，大兵压境，甚至大兵入境，国土沦陷之际。

      第二、心理的恐惧。当敌人强大到感觉不可战胜时，便自然产生恐惧心理，转而美化对手与敌人，企图讨好跪舔对方，以博取好处与同情，获得生存机会。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理论就是这样产生的。现如今，指责中国过于强硬，应该曲意应承美国，毫无底线地给美国让步，甚至不惜动摇国本，鼓吹“宪政”，走苏联89年开放党禁，与反对党同台竞选的路子，以获得西方的谅解与支持。这无异于缘木求鱼，自寻变为附庸，裂土分疆的死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念头，深究起来，还是汉奸文化阴魂不散所致。这完全失去了华夏文化不屈不挠巍然屹立的正义脊梁。

      第三、奉敌的媚颜。中国历史以来，总有一些人，在强手面前经不住诱惑与欺骗，而自投罗网。秦桧是在入金时与金人暗通款曲，有着巨大利益诱惑，其实是金人打入南宋的一个棋子，一个利益代言人，可以通过秦桧获得讹诈物资与土地，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获得将岳飞这一强劲悍将陷害除掉的好处。因为对对方来说就可以少损兵少折将。秦桧做到了让敌人在战场上得到得不到的利益。这也就是国人塑跪像于岳飞灵前，被万世唾骂的原因。到了明未清初的范文程吴三桂，抗战时的十大汉奸汪精卫、周佛海、张景惠、王克敏、梁鸿志、王揖唐、陈公博、褚民谊、傅筱庵、陈璧君，莫不如此，他们以媚日崇日自居，深信“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并宣传实行这一理论，为这一理论摇旗呐喊，甘为前卒。这与当前盲目崇美舔美跪美媚美，认为美国空气甜月亮圆没有什么两样。较长一段时期以来，一些文人竟然打着“解放思想”“言论自由”“要容得下不同的声音”的幌子和“学术研究”的旗号，随意“任性”地解构历史、歪曲真相，为抗战期间的汉奸、卖国贼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局面，在文学创作上迎合西方所好，自暴民族丑陋阴暗与颓废，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见阴晦而不见阳光，在意识形态领域成为了重灾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继承了汉奸先辈的衣钵，成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经济汉奸”“政治汉奸”与“网络文化汉奸”。而这些汉奸文化，无一不是乔装打扮，打着同情弱者，为民代言，砭时指弊，开启民智，启蒙思想，抹黑体制，吹舔西制的旗号，摇唇鼓舌，蛊惑人心，以使西主心领神会，曲里拐弯地“献谄笑之媚颜，结与国之欢心”，以获得“良心与良知”的残羹冷炙式奖赏。更有香港动乱时，汉奸文人黎智英公然叫嚣“为美国而战”，被家谱除名而永钉于历史耻辱柱上。

      第四、识别的艰难。从历史上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汉奸是当时定性的，几乎没有一个汉奸是自己承认自己是汉奸的，几乎没有一个汉奸是在历史上不存在争议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人们一时还不好定论。二是凡汉奸均具有多面性，善于伪装，迷惑人们的认知。三是当历史又一次进入汉奸有滋生的土壤时，为汉奸者会设法替从前已经定性的汉奸翻案，其目的无非是企图掩盖自己的汉奸行为，去寻找到一块遮羞布。因而是否是汉奸文化与文化汉奸的心理与行为在当前来说是难以识别的。但凡事情总是有其基本特征。比如:替汉奸翻案甚至美化的文章，借历史为导引，行借史讽今借史扬西的文章，一味贬低中国成就吹舔强大对手的文章，一味矮化与失去民族尊严的文章，暗藏贬中扬西的文章，示谄笑之媚态结与国之欢心的文章，贬中华文化而扬西方文化的文章，视历史为虚无而视西史为范本的文章，视中华英雄为虚而看西方英雄为实的文章。见中华成就为盲瞽，见西方成就而目明的行为，为多数国人所不耻，而为西方所颂扬的行为，对国人视为仇雠，而被西方视为至宝的行为，对国人一切看不惯，而对西方月亮视为皆圆的行为，对西方一有反对便认为不妥而盲目崇拜西方的行为，见西方而眉飞色舞，见东方而心怀厌恨的行为，视西方为灯塔视东方为暗夜的行为，视西制为唯一，视普世为准则的行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为汉奸文化与文化汉奸的一种心理行为与文化表现形式。当然，这些只是一种行为与心理的文化体现，并不能说这就是汉奸了。

      第五、价值观的圭臬。任何对手与敌人，均会制造一种理论，来显示其亘古不变万世不灭，为其统治制造借口与神圣。如罗马帝国号称“神圣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大日本帝国号称“大东亚共荣”，而如今的美帝国号称“普世价值”帝国，推行“自由民主与人权”并进行登峰造极的美化，粗略看来，任何国家与人民均需要“自由民主与人权”，如果这个也值得怀疑，那任何国家与人民还需要什么呢？这不正是人类所追求的么？这个当然是的，但是美国所推行的价值观是为美国这个制度，这个帝国服务的，并且大行双重标准，将一切逆了他龙鳞的国家视为没有自由民主与人权，事情果真是这样么？显然不是。正如当年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一样，一切反对者均为不愿意“共荣”者。而一部分国人真的将这种美国推行的帝国“普世价值”奉为圭臬，认为是万世不变的真理。其实这只是帝国理论的一种正统神圣化宣传罢了。民主自由与人权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追求，即使美国不存在了，自由民主与人权将永远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只不过早已经揭去了罩在美国身上那一片神圣而奉为美国式圭臬的面纱而已。

      由此看来，具有强大的外敌存在，是产生汉奸文化的土壤，而汉奸文化的滋生蔓延，是产生文化汉奸的温床。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以火眼金睛去识别汉奸文化与文化汉奸，必须有奋起千钧之棒的金猴，这样才能还一个澄清的玉宇，朗朗的乾坤！(2020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