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的消息吵翻天。两派阵营火拼。
一方以作者方方为首席官，强调个人记录和真实表述，呼吁社会容纳各种声音；
另一方严厉指出其日记中的不实不妥之处，尤其对她授权海外出版的态度，口诛笔伐。
壹
疫情期间，方方在微博上共发表60篇日记。
按她的说法，开始并不叫日记，后来别人称之为日记，她也没有反对。
国内刊物约稿时，开始并没答应，但觉得应该记录一下。至于国外出版，属于自然而然的事情，且准备捐出稿费（见方方微博《我和国家没有张力》）。
客观说，一位年近70岁的老太太，既没体力像新闻记者那样前线采访，也没资质像医务人员那样亲历战场，只瞧瞧院子，听听电话，刷刷视频，然后写下几笔，无可厚非。
绝对、即刻会淹没在一线报道的滚滚洪流之中。
谁料想，几种因素叠加，将方方推上了风口浪尖：
§ 居住疫情“震中”武汉；
§ 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 授权国内流量王级别的平台发布；
§ 内容带着强烈的个人视角和各种道听途说；
§ 风驰电掣地由海外出版。
个人“拜读”过方方的全部日记，发现她文字间深藏一个秘密：立场。
善意的批评？由衷的赞美？似乎相互难以说服。
说穿了，不知她属于哪一伙儿的。
一个人无法活在真空里，外溢的言行，必然暴露出爱憎和亲疏。抹煞立场既不现实，也不明智。
关于方方日记的写作立场，个人一直心存迷惑。
贰
之一：提供“道场”的不确定性。
个人认为，亲眼目睹的纪实，才属良心之作，才立场鲜明，避免曲解。
比如跟《拉贝日记》紧密相连的《驻德国使馆配合国内驰援拉贝后代，千万里爱心接力》新闻。
据中新网4月22日报道：
德国疫情爆发初期，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向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打电话，求助医疗物质。立刻得到了积极响应。
因为德国人约翰·拉贝1937年在南京时，曾冒着生命危险，累计拯救了20多万中国人的生命。
尤其写下的《拉贝日记》，被公认为证明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1937年12月14日：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不得不说，再中立的文字，也会读出回音。纪实的力量源自读者共鸣而产生的震撼效应。
反观方方日记中的事件，大多取自别人的别人，真实性大打折扣。
日记主人只是“搬运工”，立场便难以定位，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误判。
叁
之二：产生后果的不确定性。
个人觉得，权衡后果，是一个成熟作家的必修之道。尤其在某些国家和个人将“反中”当生意做的疫情之下，文字的出版更应该慎重。
你的谋略敌人叫狡猾，你的收回敌人叫侵略，你的防御敌人叫负隅顽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性至此。
摔倒了，才看清谁使绊子；胸膛被钻个窟窿，才确认已经中弹，吃这样的亏，不值。
之三：忠义，是辨识度最高的立场。
闲翻《三国演义》，最感动的场面莫过于“桃园三结义”的深情。
关羽败走麦城，被孙权部下所捉，孙权劝降，关羽圆睁两眼，长须拂动，厉声骂道：
“我与刘皇叔桃园结义，立志要扫除你这样的奸贼，今日中了奸计，只有一个死字，怎肯服你这江东鼠辈！”
“义”是什么？个人认为，就是定位自己是哪一伙儿的，遵守道义，维护情义，放眼正义，献身大义。
举国抗疫，就像战场上，冲锋号一响，必须一门心思进攻。这是本分，是忠，别外扯其他。
栖云，女，《读者》签约作家，辽宁省第六届”，《幸福的柴门》、《敬重卑微》等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读者〉百篇卷首语》等。著有随笔集《幸福的柴门》（吉林人民出版社）、《在指缝间歌唱》（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摘丛书）等。个人公众号：栖云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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