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作者：邢小俊
1956年-1959年，中国学术界与教育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跨越一千多公里来到西安，兴建了如今的西安交通大学，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交大西迁”事件。
如今，一南一北，两个交大，两棵擎天大树，生机勃勃，枝叶蓬勃！这是几代学人，无数普通人，用他们的心血、智慧、行动，朴素忘我地激情工作实现的骄傲成果。1956年的交大校园里流行着三句感人至深的话，“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党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起行囊去哪里！”“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这些当时的口号，洋溢着中国知识分子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爱国奋斗精神。2019年9月，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群体被中宣部等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一滴水里观沧海，一粒沙中看世界！
2018年深冬，古城西安的一座茶楼里，对面坐着金沙曼教授，性格开朗的她总是未语先笑。当时，5岁的金沙曼，随全家七口人，四世同堂，一起西迁。母亲高景孟西迁后曾任西安交大幼儿园主任，父亲金精从难民子弟成长为大学教授、机械切削领域的专家、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会员。金沙曼清晰地记得，1987年，65岁的父亲实现多年愿望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视其为政治生命的开始。他说要将毕生精力献给党的事业！
金沙曼回忆西迁时说，绿皮火车硬卧车厢的隔断里，两个下铺，一边是妈妈抱着不满周岁的二妹，一边是祖奶奶搂着4岁的大妹妹。我的祖奶奶，就是我爸爸的奶奶，当时已经80多岁了，大家征求她的意见，要不要留在上海，她老人家这样说：“哪里的黄土不埋人！人是宝，人是活宝！一起去西安！”老祖奶奶从东北乡土中走来，经历了年轻守寡抚养幼儿、离乡背井逃难躲战乱，但她精明能干，用女人柔弱而刚毅的肩膀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她干净利索，大襟褂子和长袍总是一尘不染。祖奶奶没有进过学堂，却秉承儒家思想教导儿孙读书做人，父亲至今仍记得在幼儿时奶奶教的诗，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1972年10月，金沙曼96岁的祖奶奶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去，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把自己永远留在了大西北……
2017年11月30日，西安交通大学史维祥等15名老教授联名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写信，汇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体会和弘扬爱国奋斗精神的情况。信中说：“多年来在西北的奋斗，我们形成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并在代代师生中传承弘扬。”2017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大西北建设的交大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和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西安交大西迁的老教授们，指出：“他们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大树西迁
一棵在黄浦江畔生长了60年的大树，为何要不远千里，迁到祖国的西部腹地去？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生活必需品都是洋火、洋蜡、洋油、洋布、洋皂、洋面、洋碱、洋车、洋行、洋片的现状，可想而知当时的新中国能有什么工业和家底！何况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还在敌视和封锁新生的中国。从国家安全和经济全面发展角度，西安处在中国的最中心(全国大地原点就在西安周边)，解放初的中国东西部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程度差异巨大，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来自金融、高教、建筑、纺织、电力、机械等行业的数万名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从上海、天津等地一路向西，支援在陕的国家重点项目建设。
国家战略是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是为实现国家总目标而制定的总体性战略概括，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国家战略依据国际国内情况，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国家力量，筹划指导国家建设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达成国家目标。
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是建国初期党中央做出的战略决策。作为我国最早兴办的高等学府之一，交通大学前身是1896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为改变旧中国遗留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现状，支持西部社会经济发展，1955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至西安，这是国家调整新中国工业建设、文化发展和高等教育布局的重大举措，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了交通大学西迁工作，中央部委、西安、上海两地以及社会各界给予了全力支持。1955年5月25日，时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彭康向师生们公布了西迁的决定。
地要哪里给哪里，一切特事特办！
中央要求在1956年9月在西安开学，新交大很快选址在西安市东南郊，兴庆公园对面，北面是兴庆宫，南面是青龙寺，这是1500亩有深厚文化积淀的绝好土地。校址一定，当地农民听说在这里要开办大学，感到十分鼓舞。没几天，当地老乡就自觉让出了这片广袤的土地。
时间紧迫，必须边搬边规划设计边施工。
1955年10月，交通大学西安新校园建设破土动工。基建任务十分繁重，陕西省政府、西安市政府集中省、市主要基建队伍一起投入校园建设，工地上白天晚上灯火通明，数千名建筑工人在一片麦地和原野上，夜以继日、争分夺秒，以当时最高的建筑质量要求完成工程任务。
1956年8月，首批一千多名交大师生登上专列来到西安；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学西安新校借西安人民大厦的场地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开学典礼。在西安人民的倾情支持下，艰苦的条件没有让教学有任何中断。
这时学生共3906人，教工815人（其中教师243人），随迁家属有1200人。
5月看地方，10月就建房，不到一年时间，西安新校园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一幢幢教室和师生员工宿舍就建起来了，处处体现了那个年代的“西安速度”。
1956至1958年间，一趟趟专列从上海开往西安，包括24位教授、25位副教授在内的70%的教师，1954、1955级在校学生中的80%，1956级全部新生，均随校西迁。与此同时，设备、图书、档案也都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安，运送西迁物资的列车装满了700多节车皮，仅图书就14万册，超过交通大学馆藏图书总数的70%。
哪里有爱，哪里有事业，哪里就有家！自此，有“东方麻省理工”之称的交通大学，从繁华的大上海迁至古城西安，在大西北的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根来。
向西，向远方。交通大学西迁，是一次响应祖国号召、跨越大半个中国的“行军”，主体不是军队，而是知识精英，他们在“小我”和“大我”之间博弈，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权衡，以大局为重，听党的话，党和祖国需要到哪里就去哪里，把个人选择融于国家需要之中。
交通大学西迁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呢？回溯交通大学西迁的历程，西迁群体的爱国热情仿佛就在眼前：
西迁教师、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谢友柏回忆说：“那时候大家都有一种精神，一种为了国家的富强不顾一切去奋斗的精神。”交通大学在接到中央“全部西迁”的电话指示后，第二天即着手开始部署迁校工作。1956年8月10日，一千多师生登上“交大支援大西北专列”，乘车证上印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这句话。尽管火车经过的地方越来越荒凉，但是在那个热气腾腾的年代，大家是一路唱着歌来到西安的。
当时西安的条件十分艰苦：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用水非常紧张。建校初期，野兔在校园草丛中乱跑，半夜甚至能听到狼嚎。冬天教室仅靠一个小炉子取暖，洗脸水得到工地上去端……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都精神饱满，干劲十足。
西迁之时，彭康已步入天命之年，却以非凡的毅力和卓越的领导力完成西迁使命。在对迁校问题发表意见时，他开宗明义：“我们这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如何发挥作用，都要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考虑我们学校的问题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部署来考虑”。短短数语，道出了老校长心系国家发展，为人民办好教育的真切情怀。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的庄严承诺：“要在西北扎下根来，愿尽毕生之力办好西安交通大学。”
这种爱国情怀体现在广大教职员工身上也是不胜枚举，留下许多教育后世的生动故事。
“秦岭一片白云飘，关中平原真富饶，
周秦汉唐是古都，工业重镇在今朝；
交大西迁任务重，西安建校热情高，
文教适应工农业，经济建设进高潮。”
1957年9月的一个早晨，陈学俊站在西安交通大学东门远眺秦岭，写下了这首《迁校有感》。这一年，他和夫人带着4个孩子乘坐第一批专列，由上海来到了西安。临行前，他将上海的两处房产交给上海市房管部门。“既然去西安扎根西北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38岁的他，是交大西迁中最年轻的教授。
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先生，迁校时已57岁。他婉拒周恩来总理考虑他年龄比较大、夫人需卧床养病、可不必去西安的照顾，孤身一人前往西安。他的感人事迹，在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中口口相传，称颂至今。在他的感召和带动下，他所在系的绝大多数教师迁来西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年近花甲的钟兆琳，不辞辛劳，事必躬亲，在一片荒凉的黄土地上将西安交大电机系扶上了迅猛发展的轨道，并逐渐成为国内基础雄厚、规模较大、设备日臻完善的高校电机系。钟兆琳教授掷地有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支援西北，每个教师都有责任。”
热工先驱陈大燮作为迁校带头人之一，舍弃了大上海的优越生活环境，卖掉了在上海的房产，义无反顾和夫人一起，首批赴西安参加建校工作。1957年，在西安部分新生入学典礼上，陈大燮说：“我是交通大学包括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的教务长，但我首先要为西安部分的学生上好课。”一席话，坚定了大家献身大西北的决心。陈大燮教授斩钉截铁：“迁校西安是政府的决定、祖国的号召，对国家工业建设是有很重大意义的，因此，我们要坚决响应这一号召。”
数学家张鸿，早年留学日本，迁校时任交通大学的副教务长。他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迁校问题，他曾说，“西北是祖国强大的工业基地，迫切需要一个专业齐全、力量强大的学校为她服务，因此应该争取交大西迁，来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直到今天，83岁的潘季教授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老一辈交大人满怀憧憬和希望，在西去的列车上唱着歌儿兴高采烈的场景。“60多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深深吸引我的，是一种为国家建设而拼搏的火热生活，是开拓、创造、创新所带来的快乐。”
“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这首创作于1957年的《忆江南》道出了无数西迁交大人的心声。而这首充满豪情壮志的词作者便是西迁而来的沪上名医沈云扉，他以66岁高龄来到西安新校的小诊所里为师生服务，一干就是8年。
总务长任梦林作为学校后勤事务的大管家，领衔承担新校建设任务。为了保证交大顺利西迁，他所率领的交大工作组与工地建设人员必须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11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当时，参加施工的有2500名工人之多，他们没日没夜地干，每天晚上加班，过春节也只休息三天，年初四即照常施工。
据当时参加建设的基建科科长王则茂回忆说：“那年冬天特别冷，经常风雪交加，积雪盈尺，气温低达零下15℃。施工组的同志们住在工棚，与工人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没有人叫苦，没有任何埋怨。大家从不考虑个人，只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完成迁校任务。”
“当年放弃个人生活优厚待遇的教授和先生们是英雄，为交大迁校默默奉献的建设者们更是英雄。”迁校时正值青春年华的卢烈英教授说。
学之道，在于立德树人，在于培育英才。“西迁精神”最为可贵的就是体现在全体教职工身上的那种兢兢业业、工作第一的无私奉献精神。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课比天大的教学理念，都高度体现了交大西迁者对其工作的热爱以及对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热忱与期待。
1956年，刚到西安的教师们顾不上休息，一下火车就忙着筹备开学。9月下旬，新学期正式开始，一切却井井有条。“这就是交大人的品质，没有因迁校而延迟一天开学，没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误原定的教学和实验计划，堪称那个年代的一个奇迹。”陈听宽教授自豪地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后，他毅然携病妻弱女，带头来到西安创业，以满腔热情，不分昼夜地投入到紧张繁重的建校工作中。面对主讲教师严重不足的困难，已经多年忙于行政而离开讲台的他，重新拿起教鞭主讲高等数学，在教学第一线上拼搏。
被学校授予“终身教授”的赵富鑫同样在1956年随校西迁，一去便扎根西安43年。他一生从事大学物理教学、研究近70年，为交大物理基础课程的改革与建设，老交大“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教学传统的建立，以及中国大学物理教材的编订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赵富鑫教授壮怀激烈：“50多岁我还算年轻，到西北有好多事可以做啊！”
据傅景常回忆，赵先生授课“滚瓜烂熟，无书无稿，只发讲义，一边滔滔不绝地讲，一边笔走龙蛇地写板书，刚写满两块黑板，即闻下课铃响，每次上课差不多都是如此，其掌控授课的时间，竟如此准确”。同时，赵先生协同著名物理学教授裘维裕、周铭进行基础物理课程的设计、教学和实验改革，为交大老传统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女性教职工和家属，是大树西迁过程中的重要主体，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在校园，她们爱岗敬业、奋斗拼搏、昂扬向上、奋勇争先，在家园，她们尊老爱幼、倾注仁爱、支撑家庭、亲情无限，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感人肺腑的故事。
交大刚迁到西安时，各方面工作千头万绪，教职工们日以继夜，以忘我的工作热情投入新的事业。他们大多数年轻且多子女。为了解除西迁教职工的后顾之忧，后勤部门的同志真是竭尽全力，把服务工作具体落实到细微之处。交大幼儿园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交大幼儿园1956年8月迁到西安，幼儿园工作提出“要为教学科研生产服务”的口号，具体落实在“五托八包”上。“五托”，就是家长有需求，就可以全托、日托、星期日托、节假日托、临时全托。“八包”，就是包疾病护理、包打针、包理发、包洗头、包洗澡、包洗衣服、包洗被子、包缝补等。幼儿园年轻的老师们学会了理发，学会了打针；那时候没有洗衣机，她们都是用手给孩子们洗衣服；孩子的裤子短了、衣服破了，她们就帮着缝补；家属区的浴室每周末专门为全托班的孩子开放，老师就给孩子们一个个的洗澡，洗完澡后换上干净的衣服，第二天家长们高高兴兴接回家。
遇上流行性传染病，就需要对孩子进行隔离。1958年麻疹大流行，有70多个幼儿同时出麻疹，为了不影响家长工作，幼儿园冒着巨大的风险，将这些病儿全部隔离在园内。园主任带着所有行政人员和抽调的保教人员，日夜轮流守护，星期天也不能回去。孩子们一人睡一张小床，而老师没有床，就挨着孩子的小床睡在地板上打地铺。全园上下提心吊胆地度过了两个多月，出麻疹的孩子们才逐渐平安好转。很多当年的幼儿家长至今回忆起来，对幼儿园同志们的那种敬业精神都赞叹不已！
有的孩子星期天不能回家，老师就把他带回自己的家。为了让孩子们看上一部儿童电影片，老师们就用架子车，在上面铺上草席，让孩子们坐在上面，把孩子们拉到长乐电影院去。为了让孩子们感受西安的建设，老师们就带着孩子们到正在开挖的兴庆公园湖底去上课、去跑步……
金沙曼的母亲当时是交大幼儿园首任主任，对孩子们无微不至地照顾背后，是母亲和幼儿园老师们舍小家、为大家的辛苦付出，家里全靠祖奶奶照顾。有时候，祖奶奶拉着她，悄悄地把小妹妹抱到幼儿园，隔着竹子做的大门让小姐妹看上几眼妈妈……
几十年后，当金沙曼谈起那段往事的时候，她说：“妈妈一直记着交大党委领导说的话，‘你们（幼儿园）是学校党委工作的一部分，你们的工作做好了，就是对党委工作的最大支持’。妈妈说，当时只要是孩子的需要，不管再难也要去做。就这样，妈妈和交大幼儿园的老师们，将青春奉献给了幼儿教育事业，将挚爱奉献给了西迁孩子，播撒在每一个孩子的心灵深处。直到现在，那些家长们都很感激她们，长大了的我们都会唱‘幼儿园就是家，老师阿姨赛妈妈’。”
交大女教授，也是一个光荣的群体。现在已经84岁的胡奈赛教授，是15位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老教授之一。精神矍铄的她说起交大的历史难掩激动：“我的老师们主动响应国家号召，放弃上海优越的生活，克服困难，面对祖国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召唤，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对事业、理想的热爱以及胸怀大局的家国情怀，至今想起仍令人感动。”在她看来，爱国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有爱国情怀就要有奋斗精神，爱国与奋斗是交大最宝贵的传承，交大人更要在传承西迁精神中不断创新。
俞察老教授回忆西迁经历时这样说道：“我是一名教师，哪里能拿粉笔，哪里有讲台，哪里就是我的家，所以我抱着8个月大的女儿，和婆婆、侄子一起高高兴兴跟随西迁大军来到了西安。”已经87岁的穆霞英教授谈起当年西迁献身教育，两眼有神，无怨无悔……
于怡元教授，1956年参加了中科院计算所我国第一台计算机会战。刘耀南教授，交大新专业电气绝缘和电缆技术筹建人之一，1982年被第一批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在之后的十年中培养了一批博士生、硕士生。袁旦庆教授，曾资助安康农村二十几个贫困家庭女孩上学。还有盛剑霓教授，一位成就卓越的女科学家和教育家，直到80岁才离开教学岗位，被誉为爱国爱校顾家的“乐观主义者”。
西迁60余载，这些女教授们和交大一起走过，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在祖国需要的时候胸怀大局，扎根西部，奋斗不息，在各自岗位上不忘初心，追求卓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用自己的行动展示了当代女性自立自强的优秀品格和爱国奋斗的崇高精神，为交大这个大家庭注入了坚韧灵魂，也增添了许多柔情，交大西迁的谱系中，永远闪耀着她们的身影。
交大西迁，不仅仅是交大教职工的大事，更是每个家庭、无数家属亲属们的大事。由于交大在上海市已有60年的历史，迁校不只牵扯到上海市的千家万户，而且牵扯到全国许多省市。据不完全统计，单是调动问题，就牵扯到二百多家；家属（包括子女）就业、上学，也牵扯到好几百家。
许多老教授的夫人，不少是作为职业妇女的妈妈，在上海有着稳定而体面的工作，有着众多亲友和社会关系，但她们毅然离开繁华的大都市，离开方便舒适的生活，离开条件优越的工作环境，跟随丈夫，带领子女来到欠发达的西北地区。她们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既扮演着妻子、母亲、媳妇等多重家庭角色，同时又有着职业妇女的社会角色。交大著名教授蒋大宗的爱人黄宗心，万家翔先生的爱人卢琬华，虞洪述先生的爱人邵爱芳，还有像周惠久先生的夫人、顾崇衔先生的夫人，也都是随丈夫来到西安……她们不在交大校园里工作，上班单位远，交通不便，工作环境完全陌生，比一般的交大人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更大的挑战，但是她们都坚持了下来，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交大西迁不仅是一所高校的迁移，更具有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整体西进的意义。60多年来，西迁的交大师生克服重重困难，用青春和汗水在西北建设了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一南一北两个交大，两棵参天大树。当中国进入新时代，以“爱国、奋斗”为核心的西迁精神，依然在社会各界闪光。
枝繁叶茂
当时，有不少人担心，一棵大树从南方迁到北方，是否会影响损害“根系”？这也是所有西迁人最担心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心理底线是：个人生活的困难都可以解决，就是这棵树不能受到一点损害，否则有悖于初心。
1959年3月22日，中央决定在高等学校中确定一批重点学校，交大西安部分和上海部分，以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名义同时进入全国16所重点学校的行列。1959年7月，国务院决定将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个部分，分别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一南一北，两个交大。
一晃6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创业者老了。他们中，许多人已经长眠，许多人已经退休，还有为数不多的人仍然发挥着余热。交通大学已经在西北深深地扎下了根系，大树西迁却丝毫没有伤及根系，为建设大西北发挥了义不容辞的作用，并且，这棵大树在一代代交大人的奋斗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现在的西安交大，已经发展成为一所具有理工特色，涵盖理、工、医、经、管、文等10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2017年入选了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A类高校名单。
担任过上海市市长，后又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当年是深为赞同交大西迁的。他曾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迁校对不对，十年后作结论。
让我们看看六个十年来，西安交大奋斗的足迹：
迁校的第一个十年间，学校培养毕业生一万人，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交通大学培养毕业生总数的一倍。迁校初期，一批教授围绕国家需求攻坚克难，开拓了计算机、原子能、工程力学、应用数学等尖端的新专业。科研更是异军突起，1965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高教部直属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上，交大周惠久院士创立的“多次冲击抗力理论”，与北大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清华的反应堆等被列为五项重大的科研成果之一，被誉为“五朵金花”。
1958年，周惠久院士一家七口全部西迁，迁校后任机械系主任。立足国防工业建设急需的钢铁材料问题，他在国内率先倡议建立了“金属材料与强度研究室”，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从服役条件出发研究设计材料的思路。上世纪80年代，周惠久领导的“低碳马氏体强化理论和应用研究”项目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他研制的低碳马氏体钢，提高了强度，减轻了重量，延长了使用寿命，降低了石油工人的劳动强度，获得了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石油、机械、矿山等领域，至1987年，产生的经济效益达到3亿人民币。在科研实践基础上，他提出的“金属材料强度、塑性、韧性合理配合的规律性来设计材料”的思想，要比欧美国家早数十年。
1928年出生于重庆的涂铭旌，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系。1958年10月，身为交通大学机械系教师的涂铭旌离开上海前，学校已决定在上海和西安两地同时发展交通大学的工学类学科。作为机械系重点培养的青年教师,他若要申请留在上海根本不成问题。然而,涂铭旌却坚持服从组织安排，登上了去西安的列车。在西安交大的30年间，涂铭旌作为主研人员跟随周惠久院士从事金属材料研究，并和周惠久共同创立了金属材料强度理论。1988年，涂铭旌作为主研人员的“发挥金属材料强度潜力的理论研究”荣获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今天，西安交通大学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最重要的以研究材料力学行为基本规律、特异现象和材料服役效能为主的科研机构之一。这个实验室的建成，前期历经几十年交大金属材料学科人的集体智慧，其中在金属材料及强度研究所工作多年、后期担任所长的涂铭旌功不可没。
迁校的第二个十年间，即便是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交大师生临危受命，自主研发了用来冷却卫星通信战略雷达敏感元件的低温制冷机，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迁校的第三个十年间，西安交大被列为全国10所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八五”期间建成11个国家重点学科、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朱城教授、唐照千教授前赴后继创办力学专业。朱城教授废寝忘食，在专业组建完成的第二年不幸患病去世，年仅39岁。唐照千等一批交大青年才俊迎头顶上，1959年研制成功频谱仪，1964年建立了教委直属的“振动测试基点”，1981年固体力学专业获得中国最早博士学位授权点。在海外留学期间，面对海外亲友的竭力邀请，唐照千毅然回绝，“祖国再穷，总是我的母亲，我不会只为个人安逸、舒适而留居国外”。因为积劳成疾，他离世时只有52岁。在已经失明的情况下，他坚持通过口述，由妻子和学生代笔完成书稿和论文。
1978年，西安交大讲师孟庆集在中法设备索赔谈判中，为我国挽回了6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1980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以“在和外国厂商技术谈判中显才能——孟庆集分析质量事故有理有据”作了报道，并结合事迹配发了《有真才实学才能建设四化》的社论。
迁校的第四个十年间，西安交大成为全国第一批开展“211”和“985”工程建设的高校，并跻身全国重点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是西部地区唯一入选的高校。
1995年，迁校整整40年的西安交大迎来了一次本科教学工作的“国考”，获得“优秀”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2017年，在全国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中，专家这样评价道：“西安交大是一所能在浮躁世界中放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地方。”
进入新世纪，2000年，西安交大与原西安医科大学、原陕西财经学院合并，成为一所具有理工特色的学科门类更为齐全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在近20年的发展中，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显示出更强的实力，迸发出更大的活力。
扎根西部，就是要为西部培养和输送大批社会需要的栋梁之材。西迁以来，交大已经培养出毕业生26万名，其中40%留在西部建功立业；培养出的34位两院院士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科研方面，以国家三大奖为例，1978年以来，西安交大共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226项，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其中，2017年以主持单位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7项，位居全国高校第二。
沿着西安交大最受崇敬的校友、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奠基人钱学森学长走过的路，交大西迁后培养的一代代校友在祖国各行各业奋斗奉献。校友王华明院士是我国“金属3D打印”技术领域的首位院士；校友王珏担任“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总指挥；在读工程博士生景海鹏、校友陈冬是我国的航天英雄。1981年4月，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西安交大发表讲话指出：交大的迁校，是周总理亲自领导下我国在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
2006年，在西安交大110周年校庆之际，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评价道：正是交大的西迁，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变了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西安交大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引领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局面。
潘季教授回忆说：1956年，交通大学从上海迁往西安时，我还是一个青年教师。退休后，我经常晚上站在窗口看校园，看到办公大楼、实验室灯火通明，老师和同学们都在忘我地学习和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前不久我们参观了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不到一年时间，这里高楼拔地而起，很快就能建成使用，学校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我们这些老同志感到，西安交大在中央关怀下，在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有着蓬勃发展的光明前景。现在西安交大正在创建“双一流”，我们这些老教授也在发挥余热。全校教职员工将继承交大的传统、爱国的情怀、艰苦奋斗的精神，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卢烈英教授说：我是首批从上海迁来西安的教师，作为“西迁精神”的践行者，使命感、自豪感、荣誉感到现在还在激励着我。60多年来，我见证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见证了交大始终以国家发展需要为使命，默默扎根西部、为大西北发展提供重要人才和科技保证的历程。一直以来，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就是我们交大人的精神血脉。近几年，我经常给青年师生作报告，讲西迁的历史、西迁的精神，也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创新理论，继续传递一个老党员、老教育工作者的正能量。
胡奈赛教授说：62年前西迁时，我还不到23岁，是个小姑娘。其实在我心里，真正的西迁主力是我的老师们，是他们那些老同志。比如我的老师周惠久先生，他的一生都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周惠久先生1931年大学毕业，当年9月1日到沈阳的东北大学任教。不到20天，“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他毅然南下，到清华大学任教。为了更直接地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1941年周惠久先生又转到陆军机械化学校战车机械工程研究所工作，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惠久先生先后到重庆、上海任教，一直在搞科研、筹建新专业，研制国内急需的机器设备。为响应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周惠久先生全家迁到西安。他一生辗转多地，真正是“哪里需要去哪里”。
朱继洲教授说：我1958年跟随学校最后一批队伍迁到西安，到今年已经在西安工作了整整60年。从上海来西安，要舍弃太多熟悉的东西，要改变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老先生要拖家带口，年轻人要辞别父母，到陌生的、艰苦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当时西安条件还很艰苦。有时候食堂没有面粉了，年轻教师就去面粉厂把面粉背回来。夏收时节，老师们到临潼割麦子，晚上睡的席子上有很多跳蚤，一夜下来身上都是红块块。这些困难，大家都克服了。
……
当时，在这些教授心中，“课比天大，教学优先”。大家不觉得生活苦，共同的心愿就是要把迁校这件事办好，把交大的牌子传承好，要在西部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根系蔓延
交大西迁的过程酿就了一种精神，这个精神就叫西迁精神。2005年，西安交大党委常委会审议，将西迁精神概括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十六个大字，作为学校最核心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
西安交大是西安的“金名片”，“西迁精神”所承载的爱国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新精神是我们顽强奋斗、不断发展、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推动大西安奋力追赶超越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西迁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情怀，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取向。
“西迁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西迁群体始终把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要求与学校命运、个人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不计名利，不较得失，听从人民的召唤、事业的召唤、内心的召唤坚定前行。
“西迁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60多年前一群胸怀爱国大志的人用激情、热血和青春芳华，打造了西部首屈一指的科教高地。时光荏苒，历经一甲子风雨磨砺的“西迁精神”，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来源于西迁人兴学强国的悠久传统、艰苦创业的顽强意志、开拓进取的事业追求。迁校以来，西安交大兴办国家需要的尖端专业，勇担国家科研任务，解决了一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难题。
胸怀大局，是西迁精神的一个灵魂。交大西迁是党中央的决策，是国家行为，这就是一个大局。以前的校长彭康一再告诫交大人：不能把眼界、心胸局限在狭隘的小圈子里面，对交大人来讲西部不仅仅是区位的概念、地域的概念，我们心里面不仅要装着民族国家，甚至要装着全人类。当时交大人很清楚建设西部就是一个伟大的使命和伟大的责任。当时的背景是1956年前后是国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五”计划实施了，这时候要开发大西北，要发展西部，这就是当时的使命和责任。交大人就是把个人的命运、前途跟国家的需要、党的要求紧密联系起来。
无私奉献，是西迁精神的核心内容。西迁的过程对所有的交大人是一个“小我”与“大我”的博弈和考验。每一个人都有“小我”的一面，怎么样使得“小我”的利益服从“大我”的需求，需要“小我”的奉献。所以奉献就是一种自觉地、不计回报的，把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个体利益的行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看重什么、看轻什么、坚守什么、舍弃什么，就像一把无形的尺子，量出每一个人品格的高度，显示一个人境界的高度。
86岁的卢烈英说：“西迁意味着什么？就是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大家都争前恐后。因为上海交大当时要留一点人，所以也可以提出来哪有困难需要留的可以报名，大家基本上都没啥报名的。”
“那个时候哪儿艰苦往哪儿跑，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那是没话的，也不在乎艰苦。走！去西部！”今年81岁的老教授金志浩，当年是第一批报考的学生。他仍记得那西行列车的乘车证，印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字样。
弘扬传统跟艰苦创业也是西迁精神的重要内容。艰苦创业体现在学校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贯穿全过程。迁校的困难只是一时的困难，建校的困难才是长期的、长远的，也就是说这棵树在西部扎根，能够茁壮成长难度是更大的，是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
西迁精神虽然是在一个时代、一个地域发生的一个事件中形成的精神范式和行为典范，却显示了那一代人最普遍的品格特质和思想内涵，为后代留下了能够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西迁精神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社会意义，而且具有强大的现实价值。西迁精神将不断发挥道德示范、价值引领作用，鼓励新一代知识分子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建设，到生活艰苦的地方去改变，到文化落后的地方去发展。
西迁老教授胡奈赛介绍说，当时迁校的时候，因为建设需要，国家要求所有高校要上新专业、筹建新专业，要培养国家急需的人才。学校刚开始只有8个系，32个专业，现在有八十个专业。从1957年开始，西安的新校就筹建了高压技术、内燃机、核物理、计算机、自动化、半导体等一批新的专业，而且先后建设了45个实验室，其中18个尖端的专业实验室。当时师资不足，一个老师要讲几门课，但是所有老师都无怨无悔，没有叫苦的，艰苦创业，把这个担子挑起来，一定要让这棵大树在黄土高原枝繁叶茂，茁壮成长。
西迁精神还是一个群体意识，是团队精神，是交大人共同的价值选择和判断。在西迁的时候，真是做到了全校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扯皮推诿的情况甚少。大家都争着干，真正做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举一个例子，后勤的职工当时为了使教师没有一点后顾之忧，把全部精力放到科研和教学上，他们把担子挑起来，把方便留给教师，把困难留给自己。搬迁是一件非常细致、复杂、烦琐的事情，每个家搬过来都不容易。当时交大物资运到西安的至少700节车皮，物资要及时、安全地送到指定的地点。西迁教授卢烈英说：当时老师说这些要搬走，哪些不搬，然后登记造册，打包装箱等都有后勤职工安排得好好的。教师一到西安新的住所，一进门，所有东西都摆好了。而且在搬运的过程中做到了没有一点差错，没有一点损耗，有的教授开玩笑说自己家的筷子运过来都没有少一根。但是，很多后勤员工在西迁的过程中却累倒了……
1956年迁校的时候，很多人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斗志昂扬地投身祖国西部建设，成为西部开发的先行者。而现在都已经是近九十岁的老人了！很多已经长眠在异乡的这块黄土地上了。
他们中有著名的教育家、教授，也有讲师、助教、管理职员、技术员，还有炊事员、理发师、花工等后勤服务人员，甚至包括酱菜厂、豆腐房、煤球厂的工人。他们以自身的艰苦奋斗，表现了与党同心同德的高尚情操，共同铸就了可歌可泣的西迁精神。
“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传承西迁精神，就是要传承好这些老师的精神力量和无私奉献。我们常说不忘初心，就是要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杰出的人才，将西安交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些正是我们接好接力棒，为之不断奋斗的前进动力。”西安交大机械工程学院教授蒋庄德回忆西迁艰苦奋斗的往事时，仍历历在目：“我的导师赵卓贤教授指导我从几何量测量开始从事科研工作，当时他有病在身，还一直坚持认真修改我的论文；已故的屈梁生院士当时家里冬天还点着炉子，雪夜约我到家里长时间讨论动态数据处理……”
交大西迁最珍贵的是迁来了一批有思想有大爱之人，他们不仅在西迁历史中作出巨大贡献，更成为治学之路的标杆。1994年胡奈赛退休后，一天也没有休息，继续在岗位上工作。她一边从事教学工作，一边搞科研。她说：“干活让我愉快，工作让我有成就感。革命人永远年轻。”
电信学院院长、2017年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管晓宏曾在1995年留学归国。面对多所东部高校伸出的橄榄枝，他却毅然选择回到当时生活和科研条件仍较为落后的西安交大从事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
“当我走近他们，感受到他们的人格魅力，了解到他们每个人都有非同寻常的家世和经历，又都是交大西迁大军中的中坚力量，对他们更是敬由心生、感佩有嘉。”管晓宏院士说，初到西安交大任教时，他所在的相关学科云集了众多享有盛誉的西迁老教师。黄席椿、沈尚贤、蒋大宗、胡保生、万百五、罗晋生、郑守淇，这些在教科书和文献里看到的名字，突然间成了近在咫尺的先生。
华章之道
作为知识分子爱国、奋斗精神的重要体现，西迁精神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所思、所想、所为、所成，交大人用实践赋予了西迁精神的时代内涵，也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西迁精神不会随着交大西迁盛举的结束而结束，它已经凝结成一种不断应对新问题的智慧、能力、动力和活力。伴随着第一批西迁人润物无声的感染与影响，越来越多的交大人沿着先辈走过的足迹，步履铿锵。
2014年，西安交大正式开启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的建设。在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的渭河之滨，一个庞大的建筑群正在拔地而起，上百座塔吊，近万名建设者正在热火朝天地作业，打造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教学科研板块159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从2月动工到11月封顶，仅仅用了不到10个月，提前一个月完工，这让人不禁想起60多年前的迁校时的“交大速度”。
2020年全面投入使用后，这里将成为世界级科技中心，国家级科技成果研发转换平台，也将成为我国第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张迈曾认为，创新港是交大人的“二次西迁”，就是要在这一片广袤的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再次从零开始。
新开垦的一个地，新的一张纸，大家知道能够展现无限的可能。
“第二次西迁虽然距离不及首次西迁远，但是这次我们面临着更大的困难。1956年的西迁，前辈们主要是克服办学和生活上的困难，现在我们面临着创新的问题……”管晓宏认为，在新世纪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西部创新港需要在新的起点上，完成一个创新的跨越发展，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把西安交大办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不能只是简单把东西搬过去。
同年，西安交大还发起了“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成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得到了陕西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目前已得到包括英法意及中国周边国家40余所高校的响应。
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西安交大入选全国36所世界一流大学A类建设高校。同时，力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8个学科入选世界一流建设学科。
2018年1月，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西安交通大学主持的7个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数量，西安交大位居全国高校第二。
围绕“双一流”和“创新港”建设的这一系列改革，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
继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经济学与商学首次进入ESI世界排名前1%，学校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学科增至14个之后，材料科学也在近期进入世界前1‰，学校进入前1‰的学科数增至两个（工程学和材料科学）。
在上海软科发布的“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西安交大电气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和力学三个学科排名全国第一且进入前1%，进入学科数位列全国第5。
如今的西安交大，不仅是重要的人才库、智力库，更是西部地区位居前列的科教高地。这一切，都离不开那一场浩浩荡荡的西迁，更离不开西安交大人对西迁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大力传承和弘扬西迁精神，让西迁精神融入血脉之中，已经内化成为西安交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力量和动力源泉，随着时代的变革，历久弥新。
天地作广厦，日月作灯塔，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
在西安交通大学众多的奖学金中，有一类特殊的奖学金被称为“西迁奖学金”，它以交大西迁人的名义设立，由老一辈西迁人自己出资并感召了一批批交大人共同捐资助学，包括陈大燮奖学金、钟兆琳奖学金、姚熹铁电奖学金、王世绍助学金、陶文铨奖学金、李怀祖奖学金等共计36项奖、助学金，捐资总额超过3100万元。
2018年11月28日下午，西安交通大学举行2017-2018学年学生表彰奖励大会，26名学生获得由西迁老教授陶文铨、王世绍资助的“西迁人”奖助学金。
“西迁奖学金”获得者宋秉烨说：老教授们平时对我们悉心指导，现在又为我们颁奖，我很感动，我希望能够尽自己所学为社会做大事。
西安交大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生崔敏超说：老一辈人的西迁事迹更是让人敬佩，我在西安交通大学度过了9年的时光，9年里交大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是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我钻研的领域是机械工程，毕业后我依然会选择扎根西部，在机械制造领域追赶德国和日本的技术，打破他们的技术垄断。
西安交大金河经济研究中心大三学生刘天皓说：获得奖学金不是终点，是一个新的起点，老一辈西迁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现在的条件比他们当年好得多，因此，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科研水平，用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更多的成绩回报母校，才是我们对西迁精神最好的诠释。
2017-2018学年，西安交通大学本科生资助总金额达到6463.82万元。5012名学生获得各类奖学金，总额1326.3万元，其中，795人获得国家级奖学金，3450人获得校级奖学金，767人获得64项社会奖学金，同时，在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困难补助、学费减免、能力提升等方面资助3.7万人次，资助金额3504.98万元。
……
历史犹如一条长河，流淌不断，交大西迁就是这样一段宝贵的历史，交大西迁的故事已经远去，但西迁精神永不褪色。物换星移，西迁人把毕生奉献给了大西北，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献身于此，部分健在者也已入耄耋之年。
是什么连接了过去和未来？是什么让西迁精神历久弥新？
答案是：爱国、奋斗的基因。
2018年9 月的一天，金沙曼和妹妹们给父亲金精在北京过了生日，96岁父亲和86岁的母亲精神矍铄，生日致辞时，两人充满感情地回忆起西迁的故事，不约而同，无怨无悔。父亲即席作诗《寄语母校》表达对母校感恩之情：
万里求学南下北上，九十耕耘只愿国强；
七十春秋教书育人，百年名校育我成长。
西迁精神代代传承，争创一流奋发向上；
莘莘学子牢记校训，矢志不渝后人更强。
新时代，“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这16字蕴涵的精神，正蔓延至全中国学人，必将鼓舞年轻一代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沿着前辈们爱国奋斗足迹，继续为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不息……
爱国、奋斗，必将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和最强音。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理事、陕西省作协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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