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过敏症
文/张世鑫
我的童年时代，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是一个物质十分匮乏的时期，我对童年最深的印象就是缺衣少食。我们家里的情况更为特殊，因为在那个靠劳动力过日子的年代，用当时比较流行的称呼就是我们家是一个“半边户”：父亲在外地教书，母亲在家务农，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父母生养的五个孩子，首尾相差不到十岁，嗷嗷待哺。当时的农村劳力和公分是获取口粮和生活来源的主要途径。虽然父亲有微薄的工资，但在那个什么东西都是凭票供应的时代，很多生活物资及生活用品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的，特别是粮食及各类副食品。由于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力，工分太少，村里分配的各种农产品总是比别人家少很多，很难维持基本生活需求，是典型的“缺粮户”。“半边户”加“缺粮户”，家大口阔，我们的温饱生计是父母劳心劳力的大问题，大姐在三四岁时因饥饿和疾病而早早夭折。
我记忆中的童年，能吃饱肚子就是最大的幸福，能吃顿白米饭是我最大的愿望。在饥饿的年代，我们总是在期待着母亲把饭做熟的那一刻，但饭桌上永远只有毫无油星的白菜萝卜和水腌菜，饭碗里总是要在剁碎的萝卜、红薯或青菜里寻找饭粒。至于各种肉食，对我们来说，是太奢侈了，可望不可求，能闻到肉香也就够享受了。记得那个时候生产队是不能养猪、养鸡、养鸭的，这要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而割掉。猪肉只有少量的凭票供应，所以农村普遍没有肉吃。但每当生产队里有耕牛因老因病死了或集体打狗、猎杀野狗的时候，总是要在村里稻场支起大锅做成肉汤，每家每户派劳力去吃肉喝汤，名曰“加餐”。但我家劳动力太少，只有母亲一个女劳力，又是地主成分，是阶级斗争的对象，从来就没有被通知去参加过这样的加餐盛宴。每至此时，我总是躲在远远地偷偷地闻着肉香，望着热闹和大口朵颐的热气腾腾的场面，羡慕不已。
有一年旧历年底，我们全家都在期盼着父亲回家过年。掌灯时分，父亲如期而至，虽然他是冒着纷飞的风雪回来的，但仍然给我们全家带回了温暖、亲切和喜悦。更让我们惊喜的是他怀里还揣着一包用报纸包着的东西。父亲把纸包放在桌子上，我们眼巴巴地看着他慢慢打开。顿时满屋香气四溢，是一块块亮晶晶近乎透明的带着瘦肉边的肥膘肉。这让我们兄弟姊妹格外眼馋，因为不仅好看，而且好闻。父亲说：来，吃肉，这是学校杀猪分给我的玻璃肉，油炸的。随即，父亲便把玻璃肉分发给我们，香、脆、软、糯，解馋却毫不油腻，还带着父亲的体温。这在当时是我记事以来吃过的最好的美食。然而，也许是我很少粘荤腥的原因，玻璃肉引起了我肠胃的激烈反应，受到了身体的强烈排斥。我当晚上吐下泻，近三天无法进食，大病一场。自此以后，我在生理和心理上对猪肉产生了本能的排斥和畏惧。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生活物资也日益丰富，猪肉已经是寻常百姓餐桌上的家常便菜，成了民众生活的必需品，肉价甚至成了衡量市场物价的风向标。但我面对变着花样的猪肉的各种做法，毫无食欲，偶尔食之，便迅速反胃呕吐，十分难受。一次梦寐以求的食肉经历，让我终生与猪肉无缘。很多人以为我是素食主义者，我戏曰：非也，命苦，我有猪肉过敏症。事实上，这也是大大的实话，直至今日，我对猪肉毫无念想，敬而远之。想来也是因祸得福，无所欲也就无所求。由于生理反应产生的饮食习惯，使我在心理上对人间美食、豪华饭局毫无兴趣，永远满足于萝卜白菜的极简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去尽铅华，返璞归真。欲望少了，满足感就多了，快乐也就来得容易了，幸福指数自然就高了。一晃就五十多岁了，由于长期的素食习惯，现代社会像我这个年龄普遍存在的诸如“三高”之类的“现代文明病”、“富贵病”一概没有，这也是猪肉过敏症带来的副产品，我也戏称之为“过敏效应”。
本版责任编辑：彭永征
作者简介：
张世鑫，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安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章散见于全国多家报刊杂志、文学平台及网站，入选多个版本文集，作品偶获全国各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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