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他们有的人写作手法用的是“论”，有的写作手法用的是“辩”，而“辩”与“论”有着根本的区别。

      什么是论？

      拿《论语》举例，这其中补充一个说法，其实“论语”的论应该读四声的，当然二声是我们常用的读法，他也没太大错误。

      《论语》或者说《论语》。这指的是孔子针对各种事物，各种问题所给予的答案，直接表示是非善恶、对错好坏的一种判断，这叫作“论”。

      “论”的核心是评断，孔子就给出了他的评断结论，不过通常并没有说明推断的过程或者是背景。

      所以我们读《论语》的时候，一方面要尽量设法去思考整个过程和背景，另外一方面，还要动用我们自己生活经验，还有我们观察的能力，来跟孔子的评断互相比对、互相冲击。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自己读到一句有哲理的名言，突然恍然大悟，感慨万千。虽然整句话也就寥寥数字，但自己却和它产生了共鸣，这就是用“论”的写作的魅力，简洁明了。

      不过，也因为这样“论”有它的问题，有它的缺点，那就是这些评断、这些结论很容易被挪用，放到跟原来的推动过程背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方向上改造，甚至扭曲了作者原来的意思。

     许多知名人物的言论就是这样被挪用的，许多鸡汤文与毒鸡汤文也正是因为“论”有这样的特殊性质，才让这些无良写手钻了空子。可以胡乱地套各种例子来误导观看者，让他们产生共鸣。

      那么什么是“辩”？

      从春秋时代进入到战国，“辩”取代“论”。“辩”成了人们说话和表达的主流的方式。

      “辩”来自于有多元、而且相互冲突的意见立场到处流窜，人跟人之间互动对话的共识基础就越来越薄弱。

      什么是共识基础薄弱？

      也就是人和人的认知水平出现了巨大的差距，你讲的许多道理别人从来没听说过，没有见过，没有感受过。你要是还像《论语》一样讲大道理，别人听不懂。

      所以“辩”的写法比“论”更加生动，它会举出很多的例子、多方引证，尽可能的把读者的认知拉倒和自己同等水平。

      为什么要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能再讲道理了？

      因为时代变了！

      战国社会是一个传统的价值、传统信念快速瓦解的社会。每个人都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处事行为原则，所以一时之间就会涌现很多不一样的主张。

      这些不一样的主张都非常热切地要争取人的注意，要来说服迷惑困惑的世人。

      大家想想这样的一种情况，跟今天社会不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新媒体写作注重标题、注重小标题、注重各种写作手法。我们要争取眼球，然后让人家把注意力专注在你所要表达的内容上面，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们回头看战国时代，那样的一种多元言论环境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样的主张，你希望被人家听到，你得要想办法，你要有策略，你要技巧。

      任何主张想要被接受，就需要有比孔子所处的春秋的时代，更特殊的一些技巧或者是一些方法。

      时代的改变造成了“辩”的流行，更带动了对于“辩”的种种讲究。

      “辩”就是一种说服的方法，要告诉人家你有什么主张，你为什么这样主张，为什么对方应该同意接受你的主张？

      到后来还要预先准备回答对方可能会提出的质疑，同时去动摇、去推翻跟你相反的主张。

      之前的《论语》、《诗经》、《易经》等文献当中，那种表达的方式都是用明确的口述来诉说、来规范的，那是一种真理言说的模式。

      但我们看《墨子》就发现，比如说《兼爱上》这一整篇的内容。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

       当察乱何自起（2）？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

      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3）？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4）。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如果换成了用孔子在《论语》当中的形式，我们可以说这是“论”的形式——“论”的形式恐怕就这样：“子曰，天下之乱，皆起不相爱，使天下兼相爱，治矣。”一句话讲完了。

      但墨子不这样讲话，或者说墨子他就没有采取这种真理的姿态说话。他会举很多的例子作为文章的支撑点。

      我们会发现，当下的写作方式会将“论”与“辩”结合到一起，既要给到读者类似真理的总结段落，也要在文章中加入生动的例子加以证明。

      这些写作手法就是“虚实结合”，这种文章能伸能屈，这样的文章才能充实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