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在那个时代问世了。一九六七年五月，石榴花开得正红的时候，我出生在这个略显落后的小村庄。我的出生带给父母些许欢愉，头生的我收获了父母诸多的爱抚。真庆幸我是老大，最起码专享了父母一年有余的爱。听妈说，我小时候也着实比较可爱。灵动的黑眼珠骨碌碌的，不到两个月便会咯咯地笑，咿呀学语也比较早，于是父亲给我起名：“巧玲”。那时候，不会知道这简单的名字里满含的是父亲的心愿。懂事后似乎有所领悟，这何尝不是父亲对我一生的期许？父亲是希望我一生都这样聪慧，用智慧完善自己，拥有美好的人生。

      带着父亲的期许，我努力而顽强地活着。这中间，也没少生灾秧，令父母担忧。可每次他们都用温厚的爱，使我重新回到生命的轨道上，我的人生旅程也因此充满了很多爱的故事。出生那年七月，父母就带我去了省城医院，回来后不久，母亲便因为身体的虚弱和心力交瘁生病了。为了照顾我，母亲强撑着病体，作为队干部的父亲一边带着社员忙于生产，一边照顾生病的母亲，最令人憎恶的是我还是不解愁烦地扯着嗓子哭嚎。爷爷坐在院中的躺椅上（爷爷当时也生着病），听着我撕心裂肺的哭声，叹着气说：哎！我看这妮子，不哭出点儿事都不算完。九月份，爷爷的预言应验了，母亲彻底病倒了，严重的时候都吃不进食物，父亲一个人几头子忙碌，虽说大娘们也时常来看顾，但面对着哭声不止的我，再看着躺在炕上面无血色的母亲，对我投来声声的抱怨。病中的母亲伸出骨瘦如柴的胳膊，用手抚摸着我的头有气无力地说：“你这娃非得把我哭死才行。”总之，那时候我的哭声是非常招人嫌的。或许是我听懂了母亲充满爱抚的抱怨，渐渐的，我的哭声小了，也不再不停歇地哭了，进入十月，母亲的病才渐渐好转。第二年四月，爷爷因病去世，我不知是不是我的哭声气“走”了爷爷。由于我身子骨弱，举步晚。据妈说，妹妹都会走了，（妹妹比我小一岁）我还站不稳，到三岁上才学会自己走路，闲暇时，别人都是抱着小的领着大的，妈妈却只好抱着我领着妹妹。就是这样，我还不安生，时不时的还要生些症候。三哥（大伯的三儿子）结婚时，不大的我站得远远的（害怕鞭炮声）看了一会儿新娘，回到家屁股的一边就不明不白地起了白泡，继而成疮，跟蜂窝似的，流着脓水，而且越来越大，医生诊断说是“蜂窝织炎”，（疖痈类疾病）需要打针，那时的西药不是寻常的药，不容易买到，忙碌的父亲跑好多地方托人给我买药，好心的大队医生一边给我配膏药抹一边天天为我打针，针盒子摞起来老高老高。          

      还有一次，不知怎的，同一边腿的膝盖处又生了疮，这次，外婆和妈妈硬是用红霉素膏给我抹好了。我就这样自私地享受着父母的爱，父母为我操碎了心，常常为我的医疗费而犯愁。虽说那时候看病花不了多少钱，但在每个劳动日只有不到一毛钱的时候，要凑个三五块钱都是很艰难的。（那时候不准做任何副业，连自家鸡下的蛋都得偷着卖，否则就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不能自行外出做工，队上派谁出去谁去，出去的人队上给记工分，挣得的钱交给队里，然后按劳动日分配。一块五毛钱的学费，都凑不齐，还得拖欠，有的要拖上一年半载甚或两年以上。）正在父亲为我的身体发愁时，一直为我看病的大队赤脚医生，父亲的好友，张医生对我父亲说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我的病灶都发生在左边，有可能跟血液有关。他想给我换换血。父亲听了后同母亲商量，母亲起初有些犹豫，但父亲是很相信他这位医生兄弟的医术的。他劝母亲说：“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不试咋知道行不行。”就这样，在父亲的坚持下，张叔便从我右边抽出几管血注入我左边的躯体里，不可思议的是，自那以后，我竟没有再生过疮，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好，虽说不够强壮，却非常健康，很少受病痛的折磨。

    就这样，我这棵多灾多难的小草，沐浴着爱的阳光，承受着爱的雨露顽强地生长起来了，我那抹不惹眼的绿色也散发出了生命的活力。父母的爱，让我的根越扎越深，我终于可以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快乐地生活，自由地成长，我相信，我生命的那抹绿色定会更加亮眼。四叶草写作团队：

飞不动（崔粉），女，56岁，北屯街道办事处腰张东张人，语文教师，退休。一辈子喜读书，用心用情写作。

伯爵雅（赵文革）女，54岁，北屯街道办事处靳家村仁和组人，农民。生活简洁质朴，远离世俗，淡然面对生活的一切的村妇，以书为友。

张巧玲（小草），女，53岁，阎良振兴街道办事处民和东人，在职语文教师。生活态度佛系，能包容天下难容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