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出村子的时候，他们都还在。他们走出去了，我却每每在这里独步。

——题记

梦萦

二零一八年秋天，乡镇开展村容村貌整治活动。我们村的一些老街道老院子老房子，忽然就消失了。那些日子回去，也很认同那句话——时尚的生活就是及时扔掉一些破旧的东西。

我家上房拆除后，母亲总是念叨。我就想在原址上照原样建房。和几个匠人交涉才明白：新址上建房容易，拆除再建麻烦，建旧如旧更难。他们质疑道：蓝砖蓝瓦去哪里拉？想一想，还是随大流——建起了几间平房。

农闲季节，村里人少，后街人更稀。母亲舍不得几个老街坊，一直住在村西头的老院里。下雨下雪了，政府让群众搬出危旧房，乡村干部便一趟一趟地跑。嘱咐再三，末了还打电话给我。回家安顿好，看母亲开始忙碌了，我常爱出门到老街走走。听着雨滴嘀嘀嗒嗒的声音，抬头看一看檐头跳落飞溅的水珠，回想起小时候的许多事情来。惬意又温馨，如闲适的午后，一边打开闲书，一边打开电视。沉浸在书香里，一抬眼便可欣赏到台板与水面之间跳水队员的炫落。

又是冬天，连着下了两三天雪。霁阳化冰，没有了提示的电话。牵挂母亲的安危，我急切地奔回老家。

“旧房子拆了，没人来。

“能有啥事？

有事给你打电话，……”

母亲起身做饭，我又走出了院门。新街道也沉寂无声，背坐在百十米外。眼前拆除后的废墟上，雪泥杂陈，颇像破败的棉絮。沿门前路走着，没有了嘀嘀嗒嗒的节奏，没有了奋勇活泼的水娃，一下子什么也记不起来。

那天夜里，莫名梦到自己小时候的村子。醒来，背靠床头，一个人在黑夜里，回忆起我那三十多年前的故乡。

记忆尽头的村庄，南边一条东西长街，北边是一组呈干字型的街道。住在长街的是南队人，住在干字型街的是后队人。那时候，各家院子里都少有阳光，人们喜欢坐在街道两旁。开会记工娶新送老吃饭争吵，都挤在那一条半街道里。吃饭时碗踫着碗，谁家的也不比谁家的强。有人家有事啦，人们来来往往都要侧着身通过。

后队的北端，住着几户人家。东边长着几棵大杏树，常勾动我们肚里的馋虫。麦熟前后，那几户人都气壮声粗。常有溜到树上摘杏的孩子被吓得掉在地上。树下有一个黑瘦的老人，牵着一只咩咩叫的白山羊。山羊身下的一对奶子又大又亮，后边跟着他一手拉扯的孙儿孙女。老人的胡子和那羊的胡子长得一样，动起来也一样。

那里还有过一炉呼呼的大火，一个光着脊梁的老铁匠，把锤子轮得叮叮铛铛响，我到底没有见过。路西住着一个大忙人，紫脸膛，瘦高个。他躬着腰肩挎红十字箱，不是往当街跑就是往家里赶。一头是头疼脑热的乡亲，一头是端水盛饭的家人。

后队胡同的东头有一口好水井。三夏时节，下地回来的人摘一片干净的柿叶，挽成锥形绿杯，一手舀起桶里的井水，边喝边啧啧称赞：这井的水真甜。一盘井绳两只水桶与石井沿和木辘轳耳鬓厮磨在一起。不见柔韧的麻绳受伤，坚硬的木石却是伤痕累累。人们一边摇辘汲水，一边感言木石坚硬却磨不过软麻绳。一旁排队的人接上话头：那是，牙齿永远熬不过舌头。缸满人去，井旁的那家人会及时用竹箩把井口盖得严严实实。

西行不远有棵大皂荚树，皂荚树上挂个牛车轱辘钟。队长站在树下一敲钟，不远处的旺嫂便第一个走出了家门。旺嫂是带一幅扁担嫁到村里的第一人，有力气会持家。队里的女劳力一起割麦，她一个人顶两仨。十多年后，谁家孩子结婚被彩礼压得喘气了，就会想起旺嫂，就会想起她的婚事，就会说起她现在的幸福生活。

西隔壁院子里有一座草房子。草房里住着一个老人，一件白褂子，脖子上总挂着明亮的烟杆儿烟袋儿。他的烟头一闪一闪地发亮，耕牛拱在槽里一口一口地吃草。夜深了，该添灯油啦，他从床沿上站起来，磕着烟袋锅儿，从笤帚上掐一根硬枝透透烟嘴，再拿嘴一吹。槽后的牛便又埋下头，紧吃几口。夜里草房里常亮着灯，院里院外便多了闲坐的人。

当街西头那户人家，下院东是一间磨房。每到年底，一盘石磨日夜忙个不停。墙角放一个面柜，柜头坐着女主人，头上裹着头巾，头巾上像落了霜雪。偶尔几根头发掉出来，也都挂满了白粉。用大牲口拉磨，得先捂上安眼，绑上撑杆，还要准备一个长柄的竹瓢。随时盯着磨道，好接住牲口随时要拉的粪便。大多数人家，要动员全家合力去推磨。小孩子跑得风快，跑着跑着脚重了腿沉了，向前推磨成了向后拉杆，又不愿下场。家长无奈，便一手拉起孩子，抱坐推杆上。一推一大晌，深夜磨坊里亮着灯光，比外边暖和。农家人不但不觉得苦，反而戏称自己挣了个新棉袄。

那户人家住着祖孙俩。奶奶是小脚，磨面人扫了上一家的磨底，要送到上院。有时候还要自己去倒进厢房的瓦缸里。女孩从小离开城市，陪奶奶住在村里，和我们一块上学。拿一只蚂蚱都能吓得她乱跳，长相动作说话都像个瓷娃娃。每年正月初一早上，鞭炮声几乎要断尾了，几个男孩来了。黑娃从整挂的鞭上拽下一截，装进兜里。那姑娘不干了，脸一阵一阵地红，叫声尖利，如一团甩舞的枣刺。黑娃黑了脸：给给给，你自己放。女孩登时没了话语，鞭炮便响了起来。

长街中间，有并排两座面北大院。高大的门楼，石砌的台阶，砖铺的地板，进门有长长的过亭。南屋北屋都有前檐，东西厢房都有木格子窗，穿过南屋东间的过道就出了院子。只在小时候跟小伙伴走过一次，我便也记住了：四下光光的墙壁，整齐的砌台，抬头是如画的房檐，过厅上头是木椽木板。

我一直觉得那门楼上方的匾额上有文字。那时候不认得，后来因为懒惰未去查看过。现在院子没了，再也没机会知道那上边写的是什么？是用来炫耀的他人赞誉，还是自己用以自励的家训格言？

那院子后边有座炮楼。我第一次看到时只剩半高的土围子，人们正把它拆除敲碎往田间送。向西不远是一个砖门楼，厚实得很。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些显然都用不着，被人民一一清除了。近些年中央扫黑除恶以来，人们才知道：又有人倒行逆施，建起这样异曲同工的私家保垒。

那院门里有一棵苹果树，倒是我们惜惜挂念的。院里住着一个伙伴，我们常到他家里，一块做作业。他父亲特和蔼，待我们和待他一样。遇到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叔叔总是提着灯送我们几个回家。

村东和村南的两个大坑院，分别喂着两个生产队的耕牛。冬夜里，站在上边不远处能望到一坑升腾的火光。火光里有淡淡的牛草味，有长长的鬼故事。讲故事的那位，每每要盯着火堆前孩子们的脸。见有人打盹了，便一哄而散。这时候，饲养员也起身解牛镇换地方，让牛们先下槽休息。

当街是最热闹的，当街就是那干字型上端的交叉处。面东的几间房子，开过机磨、开过药铺、开过大会。夜里门前唱过鼓书、演过大戏、放过电影。秋粮熟了，正对北街口，一个碾子挨家不停地推，新玉米糁新小黄米粘得石碾盘石碾滚都是香的。

东边那家门里长着棵大枣树，七月到了，枣儿鲜红。人们站在当街就能瞧见，跳起摘一颗放进嘴里，味甜脆口。周末的中午，东家打一竹杆，红枣像下雨一样唰啦啦落一地，树下孩子相互争抢。院里的几个大人便停止了交谈，看着我们发笑。坐在椅子上的人，笑着还伸出夹了烟卷的右手指点着：这有两个，那儿还有……。

父母告诉过我：那人按辈论我得叫爷爷，在县城疗养院当院长，年轻时曾在西安国民党陆军医院当过军医。爷爷给人看病开处方，可笑谈一切，就不说病情。问得紧了就一句话：药吃了就好。我那时候只感觉，他脸上的笑像那枣树下的花凉儿一样，舒适甘甜。

养儿方识大医。十多年后，我因一双儿女和那爷爷成了忘年交、隔辈交。他总是微笑着摘下听诊器放好，拉拉孩子的衣服。开过方子，多数时候嘱护士：青霉素，八十万单位，华北制药，皮试。有时他把儿子女儿的药量，开到一片的三分四分。临走再三叮嘱我：看表，六小时一次，夜里照服。九八年开春吧，女儿三岁半。在家吃了不少药，咳嗽一直停不下来。我骑车到了县城，他戴上听诊器含笑看着女儿。女儿抬头看到老爷爷的笑脸，咳嗽一下子也轻不少了。病怕医生，我还是难掩焦虑：打青霉素吧——不用——好多天了——不需要，那？——吃两天药就好。

有哲人说，人分三等：一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三等人没本事脾气大得很。感觉自家的这位爷爷就是少有的一等高人。

多少年后，我每每去看医生常拿他的品行暗暗去衡量他们。慢慢悟出：能准确研判出病情，做不医之医才是让信得过的医生。包治百病的是骗子，轻症重治的会害人，照顾情绪随意下药的平庸，视人钱财看病的是“抢劫。”老人家已去世多年，却好像一直在引导着我，帮我结识了不少医生朋友。

故乡只在我梦萦。梦到村庄的过去并写下来，不为别的——只愿现在年轻的人们能梦到他们村子的未来。那梦里是憧憬，是愿景，是理想。

那才是中国乡村未来的希望。

作者简介：金丰先，笔名金家，洛宁县金家庄人，教育工作者，中共党员。工作之余喜阅读爱散步，有文字发表多个网络平台，偶有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