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淼之龙

在探索中迎接格律体新诗的辉煌

        （《新华书目报》对话专版，2020年3月19日14版见报）

     （万龙生  近照）

2019年2月，重庆市诗词学会格律体新诗研究院在重庆市作协的支持下成立了，这是继四川省诗词协会成立格律体新诗研究会以后，国内又一个专门从事格律体新诗创作研究的机构。一年来，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显著。2020年伊始，就格律体新诗的发展及诗坛某些现象、以及广大诗友感兴趣的话题，我采访了万院长。
周其伦（以下简称周）：当下的中国诗坛，有一种称作“格律体新诗”的诗体异军突起，但是目前这个群体认知的人还不多，首先想请你介绍一些诗体，谈谈你们对诗坛的贡献 。
万龙生（以下简称万）：说来话长。其实格律体新诗并不是新诗体，而是新名称。前年中国诗坛不是纪念新诗百年吗？事实上，新诗诞生不久格律体新诗就有了，只不过当时没有这个名称罢了。这就是朱自清在《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序言中所说的“三大诗派”之一的格律诗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其理论旗帜是闻一多《诗的格律》一文。后来“新月派”消解了，追求新诗格律的有识之士成了“散兵游勇”。
到了1950年代，何其芳鉴于新诗的散文化弊端日益严重，发表了《关于现代格律诗》一文，在新诗界掀起了一股热潮。从此这种讲究格律的新诗有了“现代格律诗”之名，其意义非同小可。闻一多有一个精彩的比喻，说写诗像下棋一样，必须依照一定的规矩；何其芳也留下一句名言：某种语言的诗歌如果没有格律体，是一种“偏枯”的现象。多年以来，新诗界的有识之士一直对此念念不忘，为新诗创格之心不死。到了1980年代起，新诗界又旧话重提，在诗坛掀起一股潮流，1993年，还成立了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出版了《现代格律诗坛》的刊物。以上两个时段，我们不妨称之为“现代格律诗前期”和“现代格律诗后期”。
到了21世纪之初，先是吕进、骆寒超登高一呼，提倡新诗“二次革命”，其中“完成新诗格律建设，形成现代格律诗”是其中三大任务的重中之重。2005年7月，关心中国诗运的“古典新诗苑”论坛有十多位诗友相约聚会于合肥，议决论坛更名为“东方诗风”，以创立新诗格律，形成格律体新诗为己任，并把“现代格律诗”改称“格律体新诗”。从那时起，经过15年的努力，尤其是2008年创办了《东方诗风》纸刊，团结了大批志同道合者，创作与理论研究都得到长足发展。
吕进主编的《中国现代诗学》设了由我起草的《格律体新诗》专章，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诗学》年刊自2009年创刊起就设有《格律体新诗研究》栏目，一直由我主持，已经发表数十篇论文。在此期间，还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东方诗风•格律体新诗选》，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格律体新诗理论、作品集《桃源在我心》；分别于2007年、2012年、2017年在常熟、酉阳、成都召开了3次全国性格律体新诗研讨会，还发布了《“东方诗风”宣言》。格律体新诗的历史开始谱写新的篇章。
周：万老的确对格律体新诗的发展脉络了如指掌，经你刚才这么一梳理，我对格律体新诗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想问的是，既然格律体新诗源远流长，而且也有着发扬光大的根基，为什么如今才逐渐形成比较完备的体系，你能不能说说其中的缘由。
万：缘由相当复杂，不外乎政治、时代、文学诸种原因的综合影响，难以尽述。不妨简而言之：“新月派”的解体与1930年代的国难当头有直接的关系，而何其芳提倡的现代格律诗因为触犯了“新民歌”遂成禁区，不难理解。新旧世纪之交，现代派诗风与新诗散文化潮流也使现代格律诗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
应该归功于网络的普及，才使始终坚持新诗格律理念的诗人、理论家有了容身之地发展之基。从2005年肇始的格律体新诗时期，的确形成一种相对完备、为诗人们遵行的理论体系、作品谱系，从而格律体新诗诗人不断出现，格律体新诗作品不断产生。
我这里可以简单谈谈业已成型的“三分法”格律体新诗谱系，就直承古代五七言诗的全诗每行齐言等步的整齐式，类似宋词的各节内部各行字数、音步不等，但每节格式完全对称的参差对称式。由我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复合式即同一首诗内既有整齐部分、也含参差对称部分的作品。押韵是诗歌命题的应有之义，不可或缺。这样，每一种体式的诗行、诗节都可以在格律允许的前提下按表达的需要，充分发挥诗人的才智，形成难以穷尽的样式，从而实现了闻一多先生“量体裁衣”的理念，我们把它称之为“无限可操作性”，也破除了一些人认为格律体新诗呆板、千篇一律的误解与偏见。由我院推送、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东方诗韵•当代格律体新诗集》的6本诗集，就雄辩地证实了上述事实。
周：我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要请教先生。据你的了解，而今在全国热衷或者说是自觉地投身于格律体新诗创作、研究的朋友有多少，他们占诗坛的比重有多大。
万：目前中国诗坛仍然坚持推行新诗散文化倾向，格律体新诗还处于““在野”状态。诗歌界的这奖那奖与我们基本无缘。幸而网络为格律体新诗提供了广阔的生长土壤和发展空间。格律体新诗的创作、评论、研究便愈加活跃，显得风生水起。影响更加广泛，队伍得以壮大。
几年来有三个发展倾向值得重视，使我倍感欣喜：一是定行诗体的发展。中国古诗以近体诗的形成为其巅峰，格律体新诗借鉴这一经验，逐渐发展了四行、六行、八行几种定行诗。引进古波斯“柔巴依”、西方十四行，逐步形成汉语柔巴依、汉语十四行。二是格律体新诗与格律体译诗比翼双飞。外国诗歌大多是格律诗。当代重要的翻译家卞之琳、屠岸、杨德豫、谷羽、黄杲炘、杨开显等始终遵循这一原则，创造性地从事译诗事业，善莫大焉。三是诗词界一些有识之士也加盟格律体新诗队伍，成为“两栖诗人”。以王端诚、龙光复为杰出代表。诗词家魏锡文近来偶尔染指格律体新诗，并参与唱和，每每令我有“惊艳”之感。
至于格律体新诗作者的具体数字，在看起来空前繁荣的新诗范畴，似乎微不足道，但我对其美好前景是深信不疑的。
周：按理说，这样一种符合诗歌传统、诗歌特征的诗歌形式理应为读者喜闻乐见，大行其道才是，而目前的状况却远未达到理想之境。那么，除了不利的客观因素之外，是不是其自身还存在一些问题，使之未能更好地发展呢？换句话说，格律体新诗的发展是不是也还有需要突破的瓶颈呢？你站在一个理性的高度，能不能给喜欢格律体新诗创作的朋友提一些建议或者是忠告。
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注意到了。重庆格律体新诗研究院成立以来，就从战略的眼光看到了普及与提高并行的重要性、必要性。简言之，普及就是宣传格律体新诗的知识，引起初学者的兴趣，从而扩大我们的队伍；提高就是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从而引起诗歌界的注意，站稳我们的脚跟，巩固我们的阵地，提高我们的地位。二者缺一不可，相得益彰。我殷切地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诗友，勇于探索，共创辉煌。
周：我也陆陆续续读过一些格律体新诗，尤其是认真拜读了你们去年编辑出版的《东方诗韵•格律体新诗集》，曾在《新华书目报》发表文章给予好评；同时，我也发现其中有些诗作的确存在着情感泛化、语句平淡、诗味不足的问题，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有些过分拘泥于形式，我想问万老的是，你觉得一个怎样才能杜绝这些问题呢？
万：我想先回答“拘泥于形式”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问题。“拘泥”是贬义，我想以“恪守”代之。“形式”是格律体新诗赖以存在的条件，任何格律体新诗的作者都必须严格遵从，否则你就去写自由诗好了。这种担忧其实也是缘自根深蒂固的误解，就是认为格律体新诗的形式“束缚了诗情”。你难道不知道歌德的名言吗，他就特别强调“限制中的自由”。
再说你指出的另外的一些问题，那其实是当前所有新诗的通病，当然也是格律体新诗作者必须力戒的缺点。 “好诗很少”这是大家的共识，这也符合我们的状况，应该重视，争取改变。不过我们也要克服那种急躁情绪，一蹴而就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艺术精品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得到历史的认可。例如浩如烟海的唐诗宋词元曲，至今脍炙人口的也只是沉淀于各种优秀选本中的作品。
周：谈完了作品创作，就一定要提作品的发表渠道了。据我所知，目前国内发表格律体新诗的报刊很少，你们准备怎么去开疆拓土，扩大作品问世的窗口呢？
万：在诗界有些人压根儿就没有把格律体新诗放在眼里。“新诗是自由诗”，废名80年前的谬论流毒远未肃清，至今还有人奉为圭臬。要改变目前的状况远非一时之功，必须假以时日。新诗的格律必须建立，也一定能够建立，是我们不改的理念。我们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前景会更加光明，未来会加更好。
周：诗坛的三足鼎立，立才是根本的目标。这是一个大的方向，我在《格律体新诗群吹响集结号》（《新华书目报》2019年12月19 日）一文中提到过，这里我再想继续和你探讨一下这个“立”，万老你能不能给我们做些阐述？
万：可以。“三分是现状。鼎立是目标。”这是吕进先生在《格律体新诗集》总序中对当前中国诗坛现状的客观描述。提纲挈领，切中肯綮。这就是说，中国诗坛在诗体上是由自由体新诗、格律体新诗、中华诗词三大板块构成的。目前三者是什么态势呢？不必讳言，无疑自由诗势大力强；诗词复兴之后逐渐与自由诗抗衡，未可轻视；而格律体新诗与二者相比则居于弱势。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三者的“版图”此消彼长，这种状况在逐渐改变。“三足鼎立”正是我们须要付出艰巨而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的最终目标。我看好格律体新诗的前景，坚信我们这一“足”是能够日益粗壮起来，使诗歌之鼎稳稳当当地矗立于中华大地之上的。
周：好的，谢谢万老！听君一席话，获益匪浅。相信这些话题对关心中国诗运的读者也会有所裨益。

万：谢谢你给了我这个难得的机会，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我们的事业，为格律体新诗的发展助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