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昱

　　我的故乡阎良谭家村是远近闻名的大村，人口多，居住集中，所耕种的地块大部分离村子较远。我们村的土地一直延伸到邻村村边，跑出几里路去种地稀松平常。合作社时期，下地干活都是步行，到这么远的地块去耕作劳动，往返一次费时费力，因此，休息时间常有人到邻村社员家的井上讨水喝。久而久之，靠近我们村地块居住的人家便被戏称为“接待站”，户主就是“站长”。在这些义务“接待站”中，人们最常去的还是“道班房”。这些道班房位于大程火车站附近、铁路南侧，里面住着铁道养路工人及其家属。道班房以北，过了铁路便是我们队的耕地，我们在地里干活时，常能看见三三两两的养路工人扛着铁镐，这里敲敲、那里打打，来来回回地巡查。14岁那年，我从学校回乡，随大伙去生产队出工平整土地。头天去时，干了一会儿，队长说：“休息了！”话音刚落，就见大伙扔下铁锨，争先恐后地登上一人多高的铁路路基，径直翻越过去。我跟着去了铁路南边，看到他们一呼啦都进了道班房。按说道班房是临时住所，可这里似乎已形成一个常住村落，里面有三五户人家，如赵家、石家、盛家等，他们围成一个大院，院外有几棵槐树，院内西南角还有一眼水井。

　　年长的社员们来到“道班房”便分头行动，有的去了赵家，有的去了石家、盛家。他们一进屋就毫不客气地坐下，主人则热情地沏茶倒水。我和几个年轻人先是呆在院子里，见没人招呼，于是去井上自助绞水。这口井只供道班房的住户取水使用，因而打得不深，井绳上挂有水桶。那时通常所见的绞水辘轳，上面缠的都是大拇指粗的麻绳或皮绳，而这眼水井与众不同，辘轳上只有几股细丝绞成的钢丝绳，比纳鞋底的线绳粗不了多少，让人担心它承载不了一桶水的负荷。

　　待到一桶水晃晃悠悠地绞上井来，大家便围上去轮流抱着水桶大喝一气。道班房住户老赵出屋看见，连忙说：“不要喝生水，会得病的！”但年轻人不在乎，老赵见了只好摇头作罢。

　　转过年来，铁路以北种上了棉花。棉花害虫多，为了除虫，生产队又组织了一支十几人的打药队，我也是其中一员。打药队的人各自在棉花地北头东侧的机井上给药筒灌满20来斤水，背着走二三百米进地喷药。按农人的说法，这块地的长度是“九分畛子”，自地北头向南到铁路边足有三百六十多米，这么长的路程走完，一筒药也喷完了。大家坐在铁路路基上喘气，一想到还要去北面机井上给药筒灌水，都叫苦不迭。这时有人提议：“铁路那边不就是道班房吗？到那边井上灌水！”大家对此意见不一，反对的人说：“我们打的是剧毒农药，去人家吃水井上取水也太不安全了。”商量来商量去，打药队最终决定：派人到地北面的机井井房取来水桶扁担，然后再去道班房担水回来，这样一来，农药就不会接触到吃水井了。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道班房，见到老赵后，详细说明来由，并保证取水时一定小心。本以为老赵很可能拒绝我们，没想到他痛快地说：“没事没事，我相信你们！”于是我们满怀感激地去井上取水，抬回地里，队上的人看到我们满载而归，各个欣喜若狂。

　　后来，棉花地里又种上了红薯。栽红薯时，生产队出动了几十个人，有人套着牲口犁地开沟，有人挎着笼运送红薯苗，妇女们扒窝栽苗，其余的壮实男劳力一律担水浇苗。在地北头栽种时，去我们生产队机井担水路近；而到了地南端，还是去道班房担水方便。这一点队长在开工前就意识到了，因而事先专门去道班房打了招呼，说要借他们的水井一用。开工时，十几担水桶在道班房院子里排起队来，辘轳摇得哗啦啦响，一桶又一桶水绞了上来，后面等着的还没轮上，前面担水的又回来了，道班房一时人流涌动，门庭若市。谁料这个吃水用的小井经不起大阵仗，时间不长，绞上来的水就开始浑浊发黄，慢慢地成了泥汤。队长过来一看，对我们打趣说：“这眼井是小猪崽肉，经不起折腾”，转头又对老赵说：“对不住了，给把井水绞干了！”老赵说：“不要紧，权当替我们淘了一次井，等一会儿就有水了。”

　　到了秋天，我们在地里挖红薯。队长忽然想起借水的事，便让我装了一笼红薯，和他一起抬上，去了道班房。见到老赵，队长说：“红薯今年大丰收，也有你们的功劳，送给你们一些尝尝，你就给他们几家分分吧！”老赵推脱说不要，队长说：“收下收下！挨着你们种地，也没少打扰你们，栽红薯时还把你们的井水给绞干了。本来用你们的井应该给计工分的，可你们是工人，又不是咱生产队的社员。”老赵说：“这样说就见外了，广播上不是天天在讲工农联盟嘛，咱这井就是工农联盟的‘友谊井’！”

　　光阴荏苒，几十年过去，当年的道班房早已不复存在，那眼“友谊井”也化为平地、没了踪影，但那段邻里间互帮互助的故事我至今未能忘怀。

作者简介：高铭昱，阎良区振兴街办谭家村人，1953年6月出生，农民。阎良区山东移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散文学会乡土文学委员会委员，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阎良区作家协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