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黎

不止一个朋友，出于好意，这样鼓动我：将来退休了，回村里盖一栋属于自己的宅院，以安享晚年。

我笑笑，未置可否，但心里却豁亮透彻，知道所谓的“安享”，不过是浪漫主义者无比曼妙的想象而已。

人的移动，远不是物的移动：大件的请个搬家公司，中件的请个拉脚师傅，小件的往手提袋里一塞，即可完成对其的移位。人更像是树，在某一个地方待久了，不但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气候，而且会生出根须，扯出枝丫，盘根而错节，不是想移动就能轻易移动的。年少时人是相对独立的个体，像风一样地自由来去，但长到一定的年岁，人就变成了蜘蛛网上的蜘蛛。蜘蛛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把整个蛛网的因素考虑在内。

村庄之于我，无疑是生命的孵化之地，但家庭的其他成员，因未受之于村庄的滋养，他们对村庄是生疏的，是恐惧的，甚至是拒绝的。村庄在他们的想象里，是偏僻的，是荒芜的，是落后的，是缺盐少醋的，是寂寞乏味的。每遇争论，我总能接收到这样的质问：你当初考学是为了啥？不就是想要逃离村庄，过上另一种生活吗？如果你巡游了半个世界，却还要回到村里，当初灯下苦读的意义又何在？

这样的质疑，常常让我尴尬且无言以对。何以无言？皆因它揭示了我们这代人热衷于高考的真相：以自我拯救的方式，跳出农门，逃离农村。

不是吗？我，或者我们这些农村的土孩子，起初不正是带着对农村的厌弃，带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才奋力挣脱牛缰的束缚，通过考学的门槛，从荒僻的农村，迈入繁华的城市的？城市与乡村，自古而今，皆天上地下。灯红酒绿，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等，那都只是城市的表象。掩映于表象其后的，或许是另一种俗眼无法洞见的东西：城市既是权力的狩猎场，又是财富的浩瀚渔场，更是人类精神的巍峨山巅。人不是自然界的低级动物，仅满足于生理上的本能就沾沾自喜，人是社会的，是高级的，是有喜怒哀乐本性的，是有情感倾诉与思想互动需求的。

在层级化的社会，地域也难免被行政化，标签化。不同身高的城市，所拥有的资源，与其级别相对应，彼此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且不论自生自灭的村庄了。财富是朝上浮动的，人才也是朝上浮动的。在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层位高的城市，便被喂养成了头大脖子粗的胖子，雄霸天下，亦睥睨天下。

很多人都陷入了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一边在指斥城市的种种缺陷，比如雾霾，比如拥挤，比如嘈杂等，一边又在挤破头地朝城市迁移，颇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这等景况，与面对美国时的爱恨交织异曲同工。美国是世界上挨骂最多的国家，却又是地球各个角落各等肤色的精英与非精英，皆心驰往执意迁徙的目的地。非精英阶层，是怀揣淘金的意愿前往的，而精英阶层，却能透过诽谤激起的云雾缭绕，透视到它民权制度的优良以及对人性尊严的捍卫与尊重等。

可以反对，包容批判，这恰是美国优长于别国的最为迷人之处，也是众多知识精英对其趋之如骛的重要因素。城市也一样，充斥抱怨，充斥牢骚，除了城市人对生活的品质要求更为严苛更为挑剔之外，最为主要的，还是源于城市具有容忍批评的环境，源于城市人具备批评的能力。而乡村即使再糟糕，都是有口无言的。纵然屋檐之下有叹息，床笫之旁有不满，也无法纷纷扰扰地传输到其他人的耳孔，被整个世界所聆听。城里家庭的自来水管，胆敢两天断水，就会引发抗议的浪潮，但乡村的人，纵然长年累月地挑着水桶下沟上坡地寻找水源，为一担饮水而汗流浃背，也是自行承受，默不作声。

城里很多人，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一天，仅在旅游的路途，透过巴士的车窗，雾里看花般地瞭望到农舍外表的明丽，就天真地以为农村已经足够富庶，农村人的生活已足够滋润，从而放纵他们那浅薄的喉咙，对其大发感慨和赞叹。但如果让他们从车上下来，在他们所羡慕的农村，别说吃住一月两月，即使住上三天五天，我相信他们中的十个人，有九个人都会中途逃离的。而对于一向自卑的农村人而言，从来都是自己羡慕城里人，哪有城里人反过来羡慕自己的时候？对于来自城市不明真相者地恭维，他们既很享受，又很自得，更稀里糊涂地误认为自己的生活真的已经超越了城市，真的已经步入天堂了。

唯有如我这般既有农村生活经历，又有城市生活经验的人，才深谙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就目前而言，农村人尽管比之自己缺吃少穿的过去，生活状况不知改善提升了多少倍，但与城里市人相比，其差距尚且还远不是五步十步的问题，而是百里千里的问题。

安黎，著名作家。1962年出生于陕西省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1992年初调入西安市文联《美文》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至今，现为《美文》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西安有突出贡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