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黎有宾馆的地方，一定是城镇，而不是农村。农村，也许有近些年才时兴而起的简易农家乐，但绝对没有相对典雅奢华的宾馆。

不错，我往昔过年驻扎的地方，正是县城。县城，被我视为第二故乡，其因在于，我曾在这里工作与生活了整整十个春秋。

但第二故乡与第一故乡，无疑还是有所区别的。如果把故乡比喻为母亲，那么，第一故乡就是原生母亲，而第二故乡，则类同于继母。

生母关乎血脉，继母关乎命运。生母是生命的源头，而继母则是精神的海洋湖泊和崇山峻岭。

与生母亲近，还是与继母亲近？没有标准答案，主要是看受谁的滋养与熏陶更多。

我生命的出发地，距离县城十公里，地处一座人字状长吊形土塬的左脚趾位置。我在那里长到十七岁，便赴外地求学，之后就再也没有长留长住过，一直与它处于若即若离，甚至于隔岸观花的状态。数十年遥遥而去，我可能首要解决的难题，不是怎么做才能与它水乳交融，而是如何拂灰去尘，与它重新相认。它就像我一位失散许久的亲人，由于隔离太久，纵然重逢，已陌生得难以认出彼此。在互不交错的环境里，接受着迥然有别的心理塑造，以至于使各自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模型，皆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依我之观察与猜想，无论是我还是它，对对方的理解，无不沦为了记忆的俘虏。而记忆，仿佛一个停摆的钟，会在它的脑海里，把我定格于出发前的模样；同样也会在我的脑海里，把它定格于我未离开时的样态。

于是当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之时，能否还能认出对方，就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疑难问题。不错，我们都变了。慌张奔跑的岁月，带来的，并非简单的生理意义上的年老色衰，更多的则是精神上的各怀心事与各有意趣。

我们都龟缩于各自的城堡，奔涌于各自的河道，不连畔，不搭界，不融会，不贯通，之间相距千道看不见的墙，相隔万座跨不过的山。即使相互走近，熟识的也仅止步于面孔，而无涉其他。

一个人犹如一部厚书，仅目睹了它的封面，或最多读过它的第一页，就宣称对这部书无比熟稔，肯定太过轻率了一些。书的页码在岁月的叠加中无限地延伸，越积越厚，纵然有翻阅它一探究竟的愿望，但未必就能找到合配的钥匙，将已上锁的封皮打开。也许通过暴力开锁，得以破门而入，但面对那些复杂隐晦的象形文字，能否破译它，能否读懂它，又是将要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

拉斐尔说：理解，等于程度相当。其意在于说明，心有灵犀，仅限于个别人之间，无关乎人群中的大多数。

不久前看到木心答问中的一句话，我由衷地会心一笑。这位三进三出监狱的铁门，九死一生，至终老才被人发现的大作家，面对记者指出他的“作品没有群众的观点”时，他脱口回答道：“群众是没有观点的。”

当然，期冀故乡能读懂自己这本潦草的薄书，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天真。故乡，只是一个精神的符号，而非精神的知己。以知己的标准来苛求它，于它显然有所不公。在生命的初期，故乡像一张被单包裹过你，像一头牛的牛背驼载过你，及至你离它遥遥而去，它还在对着你模糊的背影念叨着你，在你踪影无觅的年月里还记挂着你，对你而言，就已足够。

安黎，著名作家。1962年出生于陕西省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1992年初调入西安市文联《美文》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至今，现为《美文》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西安有突出贡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