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黎

在动物世界里，驴并不被人器重和赏识。

但人若想贬损或攻击他人，却常以驴为炮弹。在这一点上，西方人和中国人似乎心有灵犀。西方人把愚蠢视作人的致命缺陷，因此在骂人时，最具杀伤力的话语，则为“你是一头蠢驴”。骂者解恨解馋，被骂者垂头丧气。好在骂者与被骂者，地位悬殊，并不平起平坐，常为主仆关系，于是被骂者尽管心里有所抵触，但咬咬牙也就喝下了这瓢泔水，不至于揭竿而起，兵戎相见。只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驴子真如传说中的那样愚不可及？它是真的很愚蠢，还是源于人对它的泼污水？蠢之于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表现，有哪些可举的例证？仿佛皆没有——既未看到有关驴智商的测试，也未读到驴子愚蠢的故事。反倒是人骑毛驴突显而出的愚蠢滑稽，中外典籍中比比皆是。

相比于西方人，中国人以驴为利器，一旦骂起人来，连弯都懒得绕，赤裸裸地直奔主题而去。在西方人的观念里，愚蠢是至为羞耻的，也是最令人不齿的，因此，他们先是将驴抹黑为世间的最蠢之物，然后用其诋毁想要诋毁的人。但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愚蠢并非多么可怕，也并非多么可耻，真正可耻的，是遭遇到外来蛮横的性攻击。一个人被人无端地打一顿，也许身体疼痛一阵子，休养调理一些时日，就能恢复如初；但一个人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一经被凌辱，被奸淫，或许终其一生，都难以摆脱心头的阴霾。那种由羞惭繁衍而出的烙印，在不断地回忆中，叠加成精神世界里一道难以跨越的高坎。在高坎前徘徊，在高坎前怅惘，在高坎前痛不欲生，在高坎前寻死觅活，以至于不少人选择了自我了断，以此来洗刷耻辱，还原清白。

中国人的耻感，源自于中国古旧的文化观念。在中国人固有的精神逻辑中，“忠贞”是衡量女人优劣的基准线。守住“忠贞”，则荣耀乡梓；丢失“忠贞”，则苟且阡陌。当男人被煽动着，逼迫着，要求无条件地效忠于一国之君时，尚处于襁褓中的女人，在生命的开端之始，就得到反反复复地灌输，要求无限地忠于男人，正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服从，顺从，则为好女人；不服从，不顺从，就是坏女人。这样的劝诫背后，隐藏并标注着男女关系的地势图，其目的，就是要让女人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男性是社会的主宰，是家庭的立柱，而女人则是附庸，是藤蔓。于是乎，“守身如玉”的清规戒律，就显得颇为可疑：为何“守身”？为谁“如玉”？答案当然是为男人，而不是为了女人自己。因为要顺从，所以就要投其所好。男人在意于“忠”，在乎于“贞”，于是就要“忠”，就要“贞”。“忠”是精神的归降，“贞”是肉体的坚守。这等从肉体到精神的服服帖帖，久而久之，便凝结为整个社会的思维定势，继而聚拢成华夏族群的荣辱观念，其潜台词是：贞操，是一个女人严阵以待的军事禁区，禁区大门的钥匙，掌握在夫婿的手里，他可以随便跨进跨出，但除他之外的任何一个第三者，都不得强行闯入。一经被闯入，即意味着女人声誉的全盘毁灭。

当然，禁锢即使再密不透风，也难以阻挡“一枝红杏出墙来”。翻墙越轨的女人，在历史的记录中不乏其人，甚至堪称比比皆是。欲望之火的焚燃，谋生之需的迫切，虚荣之念的膨胀，都有可能使一个个满嘴高唱“贞操”二字的女性，沦为相信隔墙无耳的偷情者，三纲五常的背叛者，风云场上的逐鹿者，庙堂之上的性贿赂者。及至今天，伴随社会的开放，很多女性以近乎报复性的浪荡姿态，开发并开放着自己，致使自己的下半身，宛若公共牧场，马可以踩踏，牛可以觅草。然而，翻墙者尽管鱼贯而出，却也无法彻底剔除那道墙。墙哪怕是纸糊的，哪怕已弱化成一道光影，但它的确是存在的，也是难以被推倒的。

墙与驴本是风牛马不相及，但应验了“城池失火，殃及鱼池”这句话，因为墙的坚挺，驴也就跟上遭了殃。在诸多的动物中，驴不幸被人选中，成为国骂中的主角。那些毒舌，喷射而出毒焰里，总有驴的生殖器官在闪现。中国人骂人，尽管也有白痴、弱者、傻瓜之类的骂词，但这些词汇，主要集中于较为高端的人群，比如知识阶层和官吏阶层，其火力相对而言，算不上有多么猛烈。草根阶层远不像食禄者那样委婉，他们骂起人来，直戳戳的，犹如飞镖，不拐弯，不绕路，直指被骂者的命脉，力图于一剑封喉。被骂者严防死守的要害部位，正是飞镖的价值目标所在。于是，骂话总是围绕人的生殖系统打转转，不肯向旁侧偏移一寸。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在所有人的意识里，人的生殖系统，最隐秘，最敏感，最肮脏，最不齿，最神圣，最不可触碰，最不可冒犯……似乎那个部位，既是富丽堂皇的殿堂，又是污秽不堪的茅房。尤其是女性，更是回避着它，偶尔有所提及，总是羞于启齿；即使与人耳语，也满面通红。那么，如果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叫嚷着要让驴与其交配，她又会如何呢？毫无疑问，她肯定是怒不可遏，深感遭受到严重的羞辱。这种耻辱感，仅为最初的生理与心理反应，并不陪伴始终，而是随着日月之轮转，强度会有所减弱，浓度会有所稀释，及至最终习以为常，麻木不仁。

民间，尤其是农村，用土语来形容，很多人骂人宛若在“吃豆子”，咯嘣咯嘣的，一张嘴，一开言，一口一句脏话。孩子从学会叫爸叫妈，就对各种骂话耳熟能详，在模仿大人言语的过程中，已出口成脏。骂人是孩子的第一门课程，几乎是自学成才。有的女孩子，哪怕到了读书的年龄，因被父母轻贱，失却了去学堂接触文化知识和接受文明熏陶的机会，迎接她们的，是拔猪草，拾麦穗，扫院抹桌子，摘菜拉风箱。不会算一道题，不会背一句诗，但能在骂人上日渐长进，且翻陈出新。两人对骂，比的是谁舌头卷动得快，谁吐出的话语更恶毒，更能稳准狠地击溃对方。嘴快者，舌头犹如拨动的算盘珠子，一顿噼里啪啦，劈头盖脸。嘴慢者遇到嘴快者，脸色乌青，嘴巴大张，喉咙很像是被木塞堵住，干得直冒烟，急得直咽唾沫，却一个词也蹦不出。骂人是女孩子的拿手好戏，而男孩子相对于女孩子，显得嘴笨舌短，且脑子里的骂词储备不足。男孩子若有不慎，惹了女孩子，两人一旦对骂起来，处于弱势地位的一定是男孩子。女孩子的嘴快得像机关枪，一串串的子弹狂射而出，男孩子唯有招架之能，却无反击之力，不抱头鼠窜就算不错了。不少女孩子就在这样的对骂中百炼成钢，俨然已呈现出泼妇的雏形。如果父母正派，对她的发展趋势有所担忧，有所顾忌，并及时予以矫正和引导，那么，随着其年岁的增长，她也能意识到骂人的恶果所在：骂人，即使大获全胜，但总归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情，不仅伤及别人的脸面，也会丢掉自己的脸面。于是，这些女孩子，便会在言行上做出相应的约束和调整，以朝着别人喜欢的方向迈进。如果父母本属于蛮不讲理之流，像坊间比拟的难缠的“苜蓿根”，那么，他们非但不规劝自己的孩子，反而还有可能对其予以鼓励。在这些父母的眼里，能咬人的狗才是好狗，能踢的骡子才是好骡子，仿佛世界就是一座偌大的丛林，谁厉害谁就能贪占得多，谁牙齿锐利谁就能夺得制高点。于是乎，女孩子舌如刀，男孩子拳如锤，正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女孩子在前方骂人，他们常常立于其身后，做她的后援，为她壮胆，为她鼓劲加油。这等女孩子，用不了太久，就成长为村里的一株奇葩，谁也不敢靠近，更不敢惹她。她的恶名很快就传播出去，乃至十里八乡的人，都听说某某村的某某某，是个能把石头骂得开花能把木头骂得掉泪的角色。背负上这样的恶名，她的嫁人就成为难题。很多人家打发媒人兴致勃勃地前来提亲，从巷道里走过，逢人要忍不住地打探端详，一旦有人摇头，有人皱眉，甚至哪怕面露些许难色，提亲者便已心领神会，临阵怯逃。一个提亲者退却不要紧，要紧的是诸多提亲者皆退场。一而再，再而三地望而却步，使遭受冷落的骂人健将宛若一碗含有砒霜的剩饭，无人敢吃。于是，嫁不出去的她，就变为父母的累赘，让他们头疼。父母为甩掉包袱，反主为客，主动出击，四处奔走着为她寻找目标，大多却以哀叹收场。好不容易有人愿意娶她为妻，但娶她的人，不是年龄偏大，就是离异二婚，抑或就是身体患有腿部或脑部的残疾。她不很情愿，但也认了，反正乌鸦不嫌野猪黑，西瓜南瓜颇相配，心想着先骗到一笔彩礼钱再另作打算。果然，婚后不久，两口子就三番五次地大吵大闹，动刀动剪，砸电视砸面缸，一派乌烟瘴气。夫婿如果性格暴躁，如狮虎一般，她无疑是自讨苦吃，必然因口无遮拦而被揍得遍体鳞伤；夫婿如果性格软弱，逆来顺受，宛若羔羊乖猫，她就成了逞凶的母狮，不但将夫婿的父母骂得睁不开眼，抬不起头，而且很有可能骂战升级，演化为她一人针对全体家庭成员的家庭战争。婆婆她看着不顺眼，公公她看着不顺眼，小姑子她看着更不顺眼。不顺眼就炮火连天地骂，就抡起板凳抡起斧头追打，骂来骂去，打来打去，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离婚。离婚更是一幕冗长的连续剧，不拖泥带水地演个三五十集，不将心中的怨气怒气发泄彻底，对方不跪地求饶，不磕头作揖，并在财产分割上做出巨大的让步，绝不轻易善罢甘休。等人困马乏，烈火熄灭，她才披头散发地回到娘家。这时候的她，似乎因持久战而耗尽了最后一丝体力与精力，面黄肌瘦，腰比麻杆纤细，脸比颓墙斑驳，形若孤魂野鬼。从少女到少妇，再到遭遇遗弃的寡妇，短短数年，她沿着一个弧形的圆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改变的是她的年龄，不变的是她骂人的习性。骂人使她一无所获，骂人改变了她的命运，关于这些，以她有限的思考能力，未必会有所意识，并有所醒悟。她很强势，很霸道，很母老虎，很母夜叉，仿佛时时处处都要占据上风。但可悲的是，从一开始，她就把婚姻视为一场博弈和战争，而没有将其看作是两个齿轮的有效衔接与磨合，没有看作是两条河流的相互汇合与交融。她要在夫妻间分出个输赢，而且自己绝对要赢不输，但结局却是全盘皆输：输了婚姻，也输了人生。

婚姻的失败，在她开口骂人却无人制止，甚至于得到父母鼓励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骂人，按佛教的说法，属于“造孽”。这种“孽”，谓之“口孽”。

我亲眼见到一位外号“麻迷子”少女骂人的场景。不知一户人家怎么就招惹了“麻迷子”，引来“麻迷子”穷追不舍地叫骂。“麻迷子”坐在那户人家门前的碌碡上，像吊唁者那般，拖着长长的尾音，晃着头，努着嘴，唾沫星飞溅地又哭又骂。哭是假哭，但骂是真骂。哭含有诅咒的意思，其弦外之音是：权当你死了，我正在为你奔丧。但骂话却结实得犹如石礅砸夯，一句粗话连着一句粗话，一个脏字接着一个脏字。奇迹的是，从下午饭时节开骂，至第二天太阳染黄屋檐，她似乎执意要创造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嘴一刻都未消停过。在长达十六七个小时里，她仅往厕所跑过两趟，在其余的时间里，都在出口成脏，亦出口成章，不吃不喝，不睡不眠。夜深人静，她的骂声格外嘹亮，竟盖过犬吠声，沉溺于睡梦中的半个村子的人，都能隐约耳闻。被骂的人家根本就不敢还嘴，甚至半夜起来上厕所都要蹑手蹑脚，唯恐稍有不慎，碰撞出些许的响声来，被她误以为是对自己的蔑视和挑衅。直至天已大亮，被骂者以夹着尾巴的走路姿势，像老鼠一样沿着墙根溜走，跑去找她的父母，抖落了一堆谢罪的话，并赔偿其五十元钱，其父母冰封的脸色才闪现出某些裂纹，并走出家门，走向她，连拉带拽地将她赶回了家。

她前脚刚走，那户被骂人家的男主人，后脚就在自家门口的水眼口，摆放上一尊香炉，然后点燃三炷香，插入香炉里，并跪地朝那焚燃的稥磕头。有好事者问其非祭祀之日，何以要烧香磕头？男主人带着讥讽的口吻回答：我给瘟神烧香！都怪我不长眼，不小心，昨天拉着架子车从她家门前经过，车帮与她家一棵槐树，刮擦了一下，蹭去了指头长的一块树皮，就像是撞了瘟神。你没听见吗？瘟神整整骂了一个昼夜，连我家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个遍。

一经尝到了甜头，骂人很容易演变成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既为生意，就不会浅尝辄止，定然故伎重演。“麻迷子”动辄就开骂，一骂就犹如黄河迂回曲折，滔滔不尽。村里的住户，大多数都挨过她的骂，且被骂得招架不住。为息事宁人，一户模仿着一户，都选择了赔礼道歉，掏钱灭火。“麻迷子”之所以无往而不胜，表象的原因在于她很彪悍，很难缠，但内在的原因，还在于她的背后，站立着六个为其撑腰的兄弟。她的兄弟无彪悍之魄，无狰狞之相，因成长于饥荒年月，营养缺乏，体格并不健壮，身材也不魁梧，至多算得上是一群“彪形小汉”。但由于人多势众，“小汉”又恰逢壮年，一旦和邻居发生纠纷，他们常常选择集团化作战，举锄头的举锄头，扛扁担的扛扁担，舞切面刀的舞切面刀，从阵势上压跨对方。果然，他们的呼啸而至，那些男丁寡少的邻居便腿软手抖，最终自然是一方不战而胜，另一方是告饶投降。

然而，在依靠拳头软硬而决定王者的环境里，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隐形的霸主。这等状况，和蜂箱里蜜蜂的境遇差不多——每一箱蜂里，皆有一只蜂王。蜂王坐镇，既护佑着群蜂不受外力滋扰，又威胁着一只只渺小的个体。蜂王对那些看不顺眼的蜜蜂，或那些对自己不言听计从的蜜蜂，会采取严酷的惩罚措施。最为严厉的处罚，就是指使群峰将其活活蛰死——村中的霸主，在村子里自然是说一不二，谁见了他都得礼让三分。霸主无疑是打出来的，没有过硬的拳头和过硬的心理素质，自然难以“君临天下”。民间早就有言，“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谁敢于赤膊上阵，摆出“不要命”的架势，并只知进攻，不知后退，谁就是做霸主的料儿。也就是说，霸主并非就一定是拳脚最硬，力量最大的那个人，而是心理最为无惧，下手至为凶狠的角色。霸主咋一看就是莽夫，但粗中有细，莽中藏智。“不要命”的人有没有？当然有，亿万人中总会有那么几个。但总体而言，数量极其稀少。除了脑残，除了精神错乱，没有谁不把自己的性命当回事。然而，每遇狭路相逢，却总有一些人更像是疯狂的亡命之徒。去伪存真，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亡命之徒，其亡命的表现，不过源于佯装。他们深谙“愣的怕不要命的”，并把拳头与拳头的较量，转化为心理与心理的对峙。谁的拳头最先颤抖，谁肯定会败北。拳头的颤抖，预示的是心理的颤抖，是性格的怯懦，是胆量的衰退。

大多数霸主，并不一味地逞强，他们的强势，主要体现在比他们更弱的人中间。一旦遇到比他们更厉害的角色，也会退缩自保。应验了村里流传的“一窝降一窝”的说法，小村庄宛若一个大世界，在一霸独大之外，还有诸多列强。列强欺压着弱者，弱者欺压着更弱者，更弱者实在招架不住，就会去抱霸主的粗腿，求得保护。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循环链条，也相应维系了生态平衡。正是因为这种平衡，才使村庄里的弱势人家，尽管活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却不至于寸步难行。当然，腿自然不是白抱的，需要时不时地有所付出，比如帮其播种收割，过节时为其进贡进献等。

“麻迷子”一家有六个齐茬茬的小伙子，曾做过独霸村庄的努力，却未能如愿，不幸败给了只有两个儿子的“狼狗”家。“狼狗”是这户人家大儿子的外号。“狼狗”早早辍学，十八岁那年去邻村偷瓜，用榔头在看瓜老头的头顶，敲出一个血窟窿，因此而被抓去坐牢，前年才释放出来。按人头，“狼狗”家比不过“麻迷子”家，但“狼狗”与弟弟“狼娃”都不是省油的灯，寡能敌众，以一当十。他们铁棍一轮，铁爬一落，瞬间就打得“麻迷子”家三个儿子歪倒在地，头上鲜血喷涌。其他三人见状，拔腿而逃。站立一旁用骂声助阵的“麻迷子”，一看自家人兵败如山倒，转身溜回家门，嘴像钳子夹住一般，连咳嗽一声都不敢。这场战斗，“麻迷子”家损失惨重，三人住院花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其一村之霸主地位，无可奈何地悄然滑落。

记得看过一个美国人拍摄的动画片。老鼠一窝下了十几个鼠崽，便向狮子炫耀，问狮子一窝能下几个？母狮子以不屑的口吻，慢悠悠地说：一个，我每窝只生一个，可它是狮子。

在动物的世界里，谁能成为霸主，并非取决于谁的数量众多，而是取决于谁更威猛凶残。但在同等条件下，数量多的一方，常常占据上风。十只群蚂蚁对一只蚂蚁的围堵，五只绵羊对一只绵羊的孤立，都能使那只蚂蚁颤抖，使那只绵羊恐惧。弱肉强食，是丛林中的不二法则；大鱼吃小鱼的游戏，从未因受到鲨鱼这等庞然大物的集体威胁而中止。“麻迷子”一家尽管在“狼狗”一家面前缩头敛息，但在其他住户面前，依旧飞扬跋扈。“麻迷子”的骂声，照样时有耳闻，并响彻夜宵。

“麻迷子”的骂话中，有两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关键词，一个是“驴”，一个是“日”。“驴”是主语，“日”是谓语，而宾语，就相对不那么固定了。谁能成为宾语，那要看“麻迷子”的心情，也要看被骂者的家庭状况。以“麻迷子”机枪扫射般不分青红皂白地子弹乱飞，致使任何一个无辜者，都有中枪的可能性。站立的人中枪，躺着的人亦中枪；活着的人弹痕累累，死去的人亦弹痕累累。上至祖宗十八代，下至“没扎牙的女娃子”，无人能够幸免。“日”对应的，不仅只有女性，还有男性——这一点，颇有那么一点人畜同性恋的嫌疑——老老爷，老爷，爷爷，外爷，父亲，舅舅，兄弟等，凡与被骂者沾边的人，无一漏网。

冤有头，债有主，“麻迷子”的过错，在于除了报复过度，还将那些不相干的人列入了惩罚对象。她是一个泛骂主义者，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扫荡者与复仇者。这等做派，很有几分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决绝，和中外的暴君异曲同工。那些早已去世的人，和那些尚未出生的人，何曾招惹过他，却要遭受她的猛烈炮轰？

被骂者大多很冤枉。但比起他们，驴才是真正的含冤者。他们也许仅被骂了三五日就解套，然后轻松如初，但驴不一样了。只要“麻迷子”开骂，驴就不得安宁。驴乐意也好，不乐意也罢，都得被诸如“麻迷子”之类的莽汉泼妇从幻象中牵出来，去干那种极为龌龊的事情。

驴被“麻迷子”等频繁地驱使着去干坏事，无疑与它的生殖器格外硕大与颀长有关。“麻迷子”等，看中驴的正是驴的这一优势。那个垂吊在两腿之间的羞污之物，堪比一根涂了黑漆的棒槌，望一眼就很吓人。那个东西，一旦作用于人的身体，估计没有谁能招架得住。然而，人越是怕它，它越是会被类似“麻迷子”的人当作攻击的武器。

人是害羞的生物。羞赧之心衍生出人的尊严，使人不至于无所忌惮。除了精神异常者之外，哪怕是最猖狂的狂徒，都为自己设置了心理和身体的禁区。害羞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清楚自己身体的哪些部位可以公开，哪些部位必须捂严。比如，头可以公开，脸可以公开，脖子可以公开，手可以公开，而其他部位，比如脚和腿，背和胸等，只能半遮半掩。但男人有一个部位，女人有两个部位，却是万万不能裸露在外的。这些部位，与性有关，被人从观念上划入敏感区域，除非得到同意，一般人不可触碰，不可冒犯，甚至不可窥视。食色性也，性和食，对人皆不可或缺，但人在对二者的态度上，却悬殊有别。人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吃饭，却不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洗澡或做爱，但动物就不同了。动物比起人来，不见得就缺乏羞耻之心，而在于它们缺少隐匿的条件。它们没有织造的衣物，仅有的那一丛丛短短的毛发，还不足以完全遮蔽自己的下体。于是，生殖器官小的动物，依靠毛发，尚能遮人耳目；而生殖器大的动物，只能任其外露，成为一道令人惊骇的景观。人是很虚伪的，一边捂眼，一边偷窥，既要显得自己很正派很贞洁，又难以抵挡欲望的诱惑和猎艳的好奇。生殖器，哪怕是动物的生殖器，总是激起人内分泌的加速流淌，并能促使人想入非非。

在生殖器的外露方面，驴是最胆大妄为的。这倒不是驴更为好色，更为容易冲动，而是皆因造物主将驴的这一器官，造就得比别的动物更为粗大。驴即使有掩饰之意，却无掩饰之能。驴没办法把自己的东西藏进毛中，也不能像人那样，给那个东西罩一件内裤。驴只能那样醒目地裸露着，任凭风雨撩拨，任凭众人讪笑。驴被“麻迷子”等用以攻击他人，并非驴之错，而是人之过。

驴的生殖器，留给我的印象，就是粗壮与丑陋。母牛们站在它身旁，母驴们卧在它一侧，女人们为它驱赶蚊蝇，它毫无羞惭之色，依旧将自己的雄器垂吊得老长，没有丝毫收缩的意思。然而，日月轮转，当拉车播种已望不见驴的时候，驴却以另一种形态，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个时候，驴已化为食材，经过烹饪师的精心炮制与煎炒，堂而皇之地呈现在了餐桌。餐桌上的驴，严格意义上并不是驴，而是驴的碎片。驴肉，驴骨，或切成片状，或熬成肉汤，或包成饺子，或做成炖成火锅。品种繁多的菜品，琳琅满目的佳肴，每一桌驴肉宴，都预示着一头活生生的驴惨遭杀害。

有一道菜，名字很俗气，却也暗合当下世界人们的心理浮躁与精神憧憬，曰“金钱肉”。肉以金钱而命名，食客自然涎水长流，乐于享用。但当它被端上来，却发现不见金钱唯有肉。那些肉，被切成薄片，呈银元状——这大概就是它被称作金钱肉的原由。

第一次与金钱肉相遇，是在山东的餐桌上。当陪同的友人说我这道菜是为我特意而点，并敦促我尽快下筷时，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却引起了我的警觉。那笑容充满神秘，充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迫使我放下筷子，一定要搞清楚它究竟为何物。经不住我再三地追问，终于有朋友捅破了窗户纸，告诉我所谓的金钱肉，其实就是驴的生殖器。接着，围绕它的营养价值，满桌人七嘴八舌地聒噪了起来：有的说它能壮阳，只要吃了它，男人许久都会金枪不倒；有的说它是滋补佳品，可以弥补人肾脏的亏损；有的说它能活血化瘀，促进人体机能的改善……众人无疑都在浓笔重彩地渲染着它的价值，却从不提及它的来源。然而，随着他们的唾沫四溅，我的脑子里，这盘金钱肉，早已不再是肉，而是活化成了驴的那个器官。那个备受嘲笑和戏弄的器官，那么黑，那么粗，那么长，在明丽的阳光里，垂吊着，晃悠着，异常扎眼。驴被宰杀，除去驴皮驴蹄，似乎每一个部位，都转化为了盘中餐，这怎能不让人唏嘘？又怎能不胡思乱想？我想起拉车的驴，想起拉磨的驴，想起“麻迷子”对驴的不恭不敬，想起驴被屠宰时的痛苦挣扎与血肉模糊。想到了这些，一头驴仿佛就站立在了我的面前，用一双凄苦的眼睛朝我凝望，向我呼救。我举起的筷子在空中比划了一番，挥舞了一圈，又重新放下。自始至终，我都未能品尝一口金钱肉，自然难以知晓它被制作成一道菜肴时，会是怎样的滋味。

放下，是一种美德。放下肢体的双手，也要放下心中的双手；放下手中的筷子，也要放下手中的屠刀。在诸多的人性中，屠杀毫无疑问为丑恶之最。没有什么东西比剥夺生命权——不管是人，还是动物——更罪大恶极了。假定有罪，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其予以歼灭，尚且有情可原；但很多生物，包括驴，根本就无害无辜，却也难逃劫难，自然让我心生抵触。

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这样的理念，支撑着我的信念，也支配着我的生活。在平日里，我尽量地不吃肉，或少吃肉，看到他人手举大块的骨头或鸡爪猪蹄在津津有味地啃食，却面无惧色愧色，不由得很是厌恶。回避吃肉，并非源于味觉的排斥，而是源于理念的警示。我知道，每一块肉，都不是飘飞的尘土，也不是掉落的树叶，而是取之于动物的身体。那些活蹦乱跳的动物，因餐桌的丰盛而遭殃，因餐馆生意的火爆而丧命。动物，本来与人是平等的朋友关系，但只因人性的暴虐与贪婪，先是被征服，变成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后来被宰杀，沦落成了吃与被吃的关系。

在动物的世界里，驴个头不小，但脾气不大，温驯如羊，胆小如鼠，负重如牛。它不像虎狼，威胁人命；不像蛇蝎，心怀鬼胎；甚至不像鼠雀，偷食粮食。它是动物家族中的良民，是牲畜界的劳模，是曾经的人类须臾离不开的伙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动物，却既要遭人唾骂，也要遭人屠杀。

在东阿，我山东东阿，我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家生产阿胶的知名企业，邀请当地的文化人前来座谈，谋求利用他们手中的笔，为阿胶的推而广之效力。座谈的核心要义，就是搜肠刮肚，为阿胶寻找到历史的渊源和文化的依据。但遗憾的是，随着漫谈的信马由缰，话题的核心不觉间发生了转变，由对剥驴皮熬驴胶正当性的追溯，转向对驴的赞美。驴的善良天性，驴的吃苦耐劳，驴之于人的有益无害，驴对人的无私贡献等等美德，皆一一被掏挖并罗列了出来。在热情洋溢的颂赞中，驴瞬间就变得高大起来……但奇迹的是，当座谈会结束，刚才还在滔滔不尽地赞美驴的这些人，却又受之于安排，围坐在了驴肉宴的桌旁，吃驴肉，啃驴骨，喝驴汤，嚼驴鞭，个个兴致盎然。

赞美你，然后吃你！正是因为赞美，才获取了吃你的机会！

驴，就这样一边被人唾骂或赞扬，又一边被人杀或被人吃。驴不论是被牵向磨坊或田野做苦役，或是拽向屠宰场被屠杀，尽管心有不悦，却从不反抗，甚至连放声嚎叫两声都没有——这大概是就是它苦命的缘由吧！驴的悲剧命运，毫无疑问，是由精神悲剧酿造的。驴如果善于总结，应该自我反问：人类的餐桌尽管堆叠着动物的尸骨，为何就没有老虎肉，为何就没有豹子肉？

安黎，著名作家。1962年出生于陕西省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1992年初调入西安市文联《美文》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至今，现为《美文》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西安有突出贡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