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另类偶像

（中共早期领导人——彭述之）

文／乐安昌宇

天有星光与日月，人有胸怀和鲜血。壮烈方称男子汉，刚强才能对天阙。.彭述之1895（一说是1894年）出生在湖南邵阳市隆回县羊古坳乡转角丘村人 ，曾化名过张次南、陶伯等名字。因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彭述之精通“四书五经”，又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善于引经据典。他著作颇丰，撰写的《帝国主义和义和团运动》、《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都是大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彭述之口才好，擅长演说，有会必定发言，能够滔滔不绝。他于1912年起在邵阳、长沙等地上中学，积极组织学生会，参加反对袁世凯、反对与日本签订"21条"的爱国学生运动。1917年他在邵阳桃花坪当小学教师，他不喜欢本土大贤魏源先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他只喜欢漫无边际的空想、空谈，他想尽千方百计弄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看，对马列主义十分崇拜。他一有时间，就喜欢去离桃花坪十里的澄水玩，他总是坐在渡口，眼望隔岸的铜盆江长久地发呆。1918年夏天，他来到滩头井湾村，拜见了本地具有盛名的刘友笙先生，这一老一少年相差20多岁，却谈得十分投机，他们脾性非常相合，在哪里整整玩了两天两夜。刘友笙是清末秀才，总爱目空一切、夸夸其谈，专讲一些人听不懂的东西。因此，他的口碑在当地很差。而彭述之是当时比较闻名的青年俊才，为何来拜访他，让很多人想不通。彭述之于1919年入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1920年秋，他先后在长沙、上海等地方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了青年团。1921年8月，他披着满身风尘，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彭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联留学，是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先后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留苏期间，很受苏俄当局的重视，连苏联负责第三国际工作的季诺维也夫也称他为“老夫子”。 彭述之留学莫斯科期间彭非常活跃，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共党内“留苏三领袖”。1922年1月，他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他返回祖国，回国后直接接受陈独秀的领导，成了陈独秀的坚定支持者。又于七月间出席共产国际五大。;8月回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党的理论杂志《新青年》，而在中共四大上，彭述之成为一颗“政治新星”，不仅当选中央执委（即中央委员），而且与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一道当选中央局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成为仅次于陈独秀的“二把手”。除此之外，彭述之还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是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同时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彭述之相继在《向导》杂志上发表了《孙传芳解散"“海保卫团”与上海资产阶级》、《目前革命中的联合战线问题》等23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一是揭露军阀之间勾结的阴谋及其行将崩溃前的凶残、反动;。二是阐述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困扰;。三是主要论及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右倾问题及其危险。彭述之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后两次起义的有关组织、准备工作，对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这年8月，彭述之回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同时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与《新青年》杂志兼任编辑。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际突然率部占领北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并发出停战主和通电，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 月13日，孙中山在国共双方的支持下，抱病离粤北上。途经上海时，孙中山遭到租界当局的刁难。彭述之当即在《向导》上发表《孙中山先生来沪与帝国主义》一文，披露上海法租界巡捕阻止中国国民欢迎自己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并想尽快赶走孙中山。再次证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乱源，它们与封建军阀相因而成。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彭述之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发动和马列主义宣传，所以在中央局五名成员中，以彭述之为首的三位领导人是做宣传工作的，由此可见其地位和责任之重。（中央宣传部就集中了三名中央领导，这在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彭述之由此一跃成为中央领导人，名副其实的“二把手”。直到晚年于海外流浪时，彭还为这段经历而自豪。彭述之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前，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默默无闻的人物。孙中山1925年3月病逝后，国民党右派开始反共活动。同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蔡和森赴莫斯科开会，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彭述之接任《向导》周报主编。受陈独秀的影响，在彭述之担任主编时期，《向导》周报一度改变了编辑方向，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和北伐战争不支持、不拥护，导致党内思想不统一。作为党内负责宣传的最高领导人，彭述之拒绝发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作法明显不当。这一年，是他光明夺目的一年，也是他臭名昭著的一年。当时的彭述之以中共的“四大”中央委员的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则专职主编《向导》周报。为方便工作，中央决定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夫妇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彭述之才华很高，他以才华横溢和能说会道深深地吸引了向警予。 这年6月，蔡和森因为领导上海“五。四”运动等工作，过度劳累，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沪到北京疗养。 彭述之在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之外，还自告奋勇地兼管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而负责妇委工作的正好是向警予，两人很快坠入情网，三个月后，两人最终分道扬镳。这种欺辱同事、重色轻友的轻浮行为，不管是哪个党派和团体都是不能容忍的。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看不起他，甚至暗防他，他的处境可想而知。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为反击蒋介石，陈独秀召集中央会议，决定在广州成立中共中央特委，由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六人组成，以彭述之为书记。陈独秀还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1926年8月，中共中央执委在上海开会讨论北伐。陈独秀提议反对北伐，彭述之随即赞同，但张国焘和瞿秋白表示反对，气得陈独秀破口大骂。张国焘不敢还击，但坚持不改变主意。北伐战争旨在打击各军阀反动割据势力，迫使他们执行中央命令，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这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正当行为。陈独秀、彭述之逆历史之潮流，显然犯了重大错误。1926年7月31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支持和中共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通告，公开表示赞同北伐。这对陈独秀、彭述之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共产国际和苏俄在华的代表鲍罗廷等已经准备抛弃陈独秀，开始寻找新的领导人了。1926年12月底，苏联政府又派了三位代表抵华，指导中国革命。他们在武汉与鲍罗廷会合后经过商议，一致认为中共主要工作应该放在支持北伐上。他们联络中央局委员瞿秋白，要他撰写文章，反对陈独秀的路线。这三位苏联代表1927年3月递交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威信太大，目前更换领袖不太可能，只有以反对彭述之旁来敲侧击陈独秀，由此，他变成了陈独秀的替罪羊。1926年7月底至1927年3月，北伐军相继占领九江、武昌、南昌、南京等地，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不但使英日等帝国主义者惊恐不安，同时也使国民党右派痛恨不已。而对错综复杂的时局，彭述之相继在《向导》杂志上发表了《孙传芳解散“上海保卫团”与上海资产阶级》、《目前革命中的联合战线问题》等23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一是揭露军阀之间勾结的阴谋及其行将崩溃前的凶残、反动；二是阐述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困扰；三是主要论及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右倾问题及其危险。　　

1927年3月5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部分章节首次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上发表。同时，毛泽东将《考察报告》送交中央，希望能在《向导》周报上发表。陈独秀将之搁置，不予理睬。瞿秋白看了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后，给予高度评价。在瞿秋白的争取下，3月12日，《向导》周报191期发表了《考察报告》的部分内容。可是，陈独秀、彭述之不但不接受毛泽东向中央提出的建议，还不许《考察报告》在《向导》上继续刊登。最后，在瞿秋白的大力帮助下，《考察报告》才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长江书店出版。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然而陈独秀等人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这是陈独秀和彭述之前后矛盾之处，从此，他们的地位开始一路下滑，影响力也越不越小。1927年5月，彭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9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12月北方局撤销，改任中共顺直省委员会书记，后因不同意中央的路线而被解除领导职务。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上，陈独秀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并没有进行认真检讨，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出现的严重危机缺乏清醒的认识，引起大多数代表的不满。翌日，瞿秋白在代表中散发了自己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把矛头对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错误，并列举了1923年以来党内领导右倾错误17例，直接点名批判彭述之。瞿秋白说：“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我们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正确理论。而受到攻击的彭述之虽然当选中央委员，但是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中共六大之后，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领导能力欠缺，因而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但不到一个月，蔡和森就被撤职。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自认为资格老，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很多人在中共六大前后受到处分，心怀不满，于是纷纷从各地聚集到上海，开展宗派主义活动。在陈独秀周围，逐渐形成了以陈独秀为首、彭述之等人为骨干的党内小集团。1928年4月，彭述之因坚持右倾错误观点，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1929年，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僵化理论和策略传到中国，陈独秀从托洛茨基理论中得到了莫大的宽慰和鼓舞，尤其是被中国托派奉为经典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以此为契机，陈独秀在七八月间给中央写了三封信，公开批评中央“武装保卫苏联”等政策方针，要求党中央接受托派路线，抛弃中共六大路线。党中央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并多次警告他们停止宗派活动 。10月10日和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两次致信中央，公开向党中央示威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 从此，彭同陈独秀等人结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进行反党的组织活动，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在陈独秀、彭述之与中共中央论战的同时，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党内积极争取同情者。10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开除彭述之等人的党籍。中共中央首先将彭述之等几员大将开除出党，而没有将陈独秀先开除出党，是期望能以此警醒陈独秀尽快悬崖勒马。得知江苏省委决议后，陈独秀与彭述之于10月26日联名致信中央，对中央的警告进行反击，指责这是“滥用中央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他们还表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怕开除党籍的。”这封信可以说是陈、彭与中央的“绝交书”。1929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指出：“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1929年，他同陈独秀等人结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进行反党的组织活动，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托派创始人托洛茨基直接干预下，他们仍不转向，并于1931年5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在中国托派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原先并没有安排彭述之，后根据各托派社团人数与代表名额相平衡，由“无产者社派”增加了一个名额，给了彭述之。在5月1日召开大会时，彭述之不知道自己已当选为代表，还对代表安排大为不满，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破口大骂，将这次大会称为“分赃大会”。共产党不要他，他只好转身投向托派，这是他退而求其次的最后落脚点，他不想再失去这个落脚点。不料陈独秀在大会上将这封信读了出来，并问彭述之：“你现在还坚持自己信内的意见吗？”结果全场哄堂大笑。彭述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欣然接受了这个充满嘲弄意味的代表名额。这一年，彭述之35岁。彭述之回到上海，加入托派临时中委会，继续从事托派组织活动。中国托派统一后，积极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但因叛徒的屡次叛变，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与彭述之等人被捕，“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这样解散了。不久，彭述之被释放。彭述之、刘家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虽然重新组成了托派的领导力量，但由于分歧严重，内部很快发生分裂。从此，中国托派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一派自称“多数派”，郑超麟、王凡西等另一派被称为“少数派”。托派分裂后，彭述之遭到“少数派”的种种批评。王凡西批评彭述之说：“在我的认识中，觉得他有一个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造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那个组织观念。”郑超麟对彭述之的批评更是毫不留情，说彭是冒牌农民、自封书记、国民党的辩护士、“王明以前的王明”，甚至说他是“第一个反托分子”、“一尊有害的偶像”。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后，国民党极力拉拢他，遭到陈的断然拒绝。陈独秀回答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今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抗战爆发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摆脱了党派利益的束缚，站到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时，陈独秀与谭平山组织的“第三党”、救国会及一些民主人士接触，以图组成联合战线的团体，“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的。9月9日，陈独秀离开南京去武汉。有人劝他去上海重整托派组织，他拒绝了。据郑超麟说，陈独秀出狱后不能回上海，一方面是因租界已不能住，会被捕。另一方面，托派“中央”临委为彭述之所把持，陈独秀与彭述之在狱中就时常争吵，陈不愿再争论下去了。（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陈独秀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　　陈独秀严厉批判了托派的“教派精神”和关门主义，要求“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一时盛传中日言和停战。陈独秀公开发表谈话，要人民“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陈独秀这些抗战言论，受到很多人的拥护，但立即遭受到彭述之等托派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批评，称陈独秀“完全表示了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1938年夏，彭述之等给第四国际书记处写信，说陈独秀已离开托派。此时的彭述之已经严重麻木不仁了，他看到大片国土沦陷、广大中国人民遭到日寇残杀而流离失所时，没有一点对同胞的同情心，他只想专心专意操弄这个小党派，打击异己、排除劲敌。1942年5月27日，为国民党、共产党、托派三方都不容的陈独秀，寂寞地在四川江津病逝。1941年夏，彭主持召开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二大。1948年底，以彭述之为首的托派组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会后，他随托派组织领导机构迁往香港。1948年春，当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取得重大胜利之际，彭述之和刘家良在托派“中常会”开会讨论形势时还断言：“中共要想夺取政权绝对不可能。”此时的彭述之已经再也看不清摆在当前的形势了。当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后，彭述之等将“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对新政权跃跃欲试。而当时中国托派总人数不超过500，彭述之等人的扩大和发展党员的计划无异于痴人说梦。　　

上海解放前夕，彭述之将托派“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并在大陆上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接受“第四国际”的指示。1949年，彭述之曾主持讨论中国共产党胜利成功的原因和教训，公开发表了《告中国共产党书》，。1950年初由于港英当局的逼迫，他率众狼狈地流亡越南，不久移居欧洲。1951年，他参加第四国际第三次大会，成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及书记处成员。不久，彭述之因与第四国际总书记巴布洛的多数派在理论和政策上发生对立，即与第四国际公开分裂，成为少数派的领袖，致力于把分裂的托洛茨基分子重新组织起来，企图创造托洛茨基运动的再统一。1952年12月22日，党和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宣布取缔大陆的中国托派组织。由于港英当局的逼迫，彭述之到香港不久便全部流亡越南西贡和第四国际驻地巴黎。1953年第四国际分裂，他又离开领导机关。1968年到日本，1973年移居美国。1983年11月28日，颠沛流离的彭述之因心脏病在美国去世，终年89岁。彭眷恋故乡，弥留之际嘱咐女儿陈映湘一定要回湖南隆回老家看一看。他怀着满腔的遗憾，走完了自己凄凉的一生。他的主要贡献：1924年彭述之撰写的《帝国主义和义和团运动》、《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都是大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彭述之口才好，擅长演说，有会必讲，很受苏俄当局的重视，对第三国际起了很大的作用。彭述之，思想演变迅速，追求真理热诚，信仰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主义坚定。对中共早期革命，彭述之还是作了许多贡献的，这些我们都不能忘记。彭述之在国外流亡期间，始终坚持托派观点，对于彭述之的一生，他的老部下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作了评价：“彭述之死了，一个老革命家逝世了，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得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的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彭述之的恋情《文史博览》披露：政治局会议处理的一段“三角恋”。　　

J彭述之，又名张次南，中共早期领导人。他一生有过两次恋爱经历，其中第一次与向警予的恋爱风波尤其引人注目。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结合曾被称作“向蔡同盟”，然而，数年之后，这桩看似牢不可破的婚姻，却由于另一个男人彭述之的出现，不幸触礁倾覆。　

　两人的恋情发生在向蔡婚后的第六年，亦即1925年。当时彭述之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为方便工作，中央决定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　　彭述之是一个风流才子式的革命者，他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都显得轻松而有节奏。他潇洒的举止，幽默的谈吐，深深地吸引了向警予，给她带来了许多乐趣。这些正是蔡和森不注意或者本身缺乏的。　　

向蔡两人都忘我地工作，谁都不愿意为家庭多做出点牺牲。向警予不善理家务，蔡和森无固定收入，以至于家庭有时候发生断炊之事。所以，他们的婚姻虽然是崇高的，但总让人感到缺少点什么。　　

1925年6月，蔡和森因为领导上海“五四”运动等工作，过度劳累，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沪到北京疗养。彭述之此时自告奋勇地兼管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而负责妇委工作的正好是向警予。这样，两人接触的机会便更多了。彭述之在生活上对向警予更是关照有加。这使向警予十分感动。对她而言，彭的出现仿佛打开了她另一扇情感的窗口，令其耳目一新。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三个月后，病情缓解的蔡和森与陈独秀一道返回上海。令他惊异的是，尽管早将行程通知了爱妻，但向警予却躲到楼上，没有出来接他。蔡和森很快发现妻子有些不对。再三追问之下，向警予终于坦白了一切。很快，向警予与彭述之的事情闹到了中共中央。关于是谁先将此事端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始终不一。　

　无论真相如何，向蔡之间的裂痕公开却是肯定了的。中共对彭述之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为了挽救“向蔡同盟”，中央决定让向蔡两人同赴莫斯科，向警予进入中山大学学习，蔡和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但是还是破镜难圆，覆水难收，向、蔡在莫斯科十分理智而平静地分手了。陈碧兰和罗亦农原是恋人，因陈先从苏联回国，罗亦农托付彭述之照顾陈碧兰——没想到引来又一段感情纠葛。为了解决陈、罗、彭三人之间的关系，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召开会议。会上，陈碧兰只是哭，不说话。罗亦农姿态很高，表示自己不计较这些，以后还会与彭述之很好地合作。事后，罗亦农也的确表现得很好，一心扑在工作上。1925年，彭述之与《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陈碧兰结婚。1946年5月1日，彭述之和陈碧兰创办了两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公开刊物，一是彭述之主编的理论和政治性的月刊《求真》，另一个是陈碧兰主编的《青年与妇女》，不久改名为《新声》，一直出版到他们1948年末离开上海为止。彭述之陈碧兰感情很好，虽经历了被开除出党、漂泊海外的颠沛生活，但两个人相伴终生。陈碧兰在晚年撰写的《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一文中写道：“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直到今日的整整三十八年的悠长岁月中，彭述之的生活经常陷于贫穷、惊险、恐怖与逃亡的状态……从国民党的追逐、逮捕、监禁，斯大林党的造谣、污蔑乃至企图迫害；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恐怖、追逐和迫害，曾有数次都是在千钧一发的死亡线逃脱出来的。他活像一个扮演惊险影片的主角。假如单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一个人活在世上总会留下点什么，这些东西中有些是财富，有些是功业，有些是名声，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功绩，小人物有小人物的业绩，但各有各的行为和足迹。他们都想在历史上留下一点什么。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贡献和作为，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贡献和作为，大人物和小人物应该同心协力为世界、国家、历史、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范仲淹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彭走上了第一步，就应该为后人留下些称道的东西，绝对不能“烂船当作烂船划。”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湖南有很多前辈乡亲为了向历史和后代交待，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但彭却不想向后人们做个好样板，一条路越走越黑，越走越不像样。后人的眼睛是一面镜子，能根据前人的事迹还原出当时的历史的真相。彭述之先生虽然逝世有近40年了，但人们对他的争论无休无止，有人说他是伟大的领导人，有人说他是叛徒，而有人说他是历史的蛀虫。但这些言论都不公正，也不客观，看人要看全面，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一个人，后人对前人评论时，要抱着公平之心。因为，一个人在世上挣扎，一个人在世上拚搏，不是为了简单的一个评论。有人在隆回宣传片中看见彭先生是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便十分不解：早期，为什么会是早期，难道这个人早死了么？他们都以为他为共产党操劳早亡，或像共产党员郭亮先生一样，早就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便心存遗憾，长叹不已。其中很少人会知道，他逝世于多次多彩的八十年代。我于1978年就从士英先生口里知道了彭先生的一些事迹，才免去了这方面的猜测。士英先生道：“他比毛主席小两岁，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彭述之这个人我见过一次，比我只大七八岁。那是我只有十五六岁，在井湾看风水，我随父亲特意就近去拜访友笙满爷，友笙连忙将彭述之介绍给我们认识，我年龄虽少，但很会看人，在我的印象中，他过于热情，嘴巴过分甜，和友笙一样，是个口若悬河、夸夸其谈的人物，他身着白衣，友笙也穿白衣，他们讲话口气很相同，爱抢人家话头，他们长相虽然不同，但都眼露三白，讲话喜欢斜着眼睛看人，我不喜欢这种场合和情形，便抽了个空子溜了。我从他这个小动作就得知这个人必然喜欢抢风头，不踏实，从眼睛来看，这个人很顽固，不顾别人的感受，还爱霸占人家最心爱的东西。果然，后来听人说，他连两个妻子都是从人家手里抢的，并且死不认错，爱顶牛，性格顽固，明明自己不对，却将责任推到人家身上。后来他虽然加入了共产党，却又被共党开除出革命队伍，他后来的发展情形，证明了我这一点。”我不得不佩服士英先生会看人，谈论人也很中肯。江西的朱建林先生道：“彭述之可怜、可笑又可鄙，他早年进入共产党就动机不纯，1929年共产党将其开除出革命队伍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抢这人的妻子又夺那人的女人，都是心怀鬼胎，1927年共产党被国民党逼得无路可走，他还在反对，红军被迫长征时，他麻木不仁。后来日本人打到了家门口他还在忍让，证明他确实不是一个好人，比陈独秀、蒋介石还软弱还坏，说他是中国和民族的罪人一点也不冤枉他。”彭先生的确如此。他早期恨别人跟外国人妥协，这是对的，他在历史的风口浪尖里选择共产党，并站到这个队伍里来，这也是对的。揭露时弊，也是对的，后来国共对立，1927年，国民党向共产党举起屠刀，杀了共产党和无辜群众数十万人，逼迫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五次反“围剿”而持枪自卫，他提出反对，这就不对了。后来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连陈独秀也放下丧子之痛进行支持，他却提出反对意见，这更不对了。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取得重大胜利之际，彭述之和刘家良在托派“中常会”开会讨论形势时还断言：“中共要想夺取政权绝对不可能。”这就明显不智了。当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后，彭述之等将“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对新政权跃跃欲试，这就是小人所为了。而当时中国托派总人数不超过500人，到了1952年，这个党派一个人也没有，只有跟随他身边的几个人。这么大一个中国，他经营多年，只有这么一点人数，还不知道转弯，已经算是明显看不清形势。一条路已经走到黑了还一个劲的往前冲，只能说这个人不是疯子就是死硬了。托派，是国际上的一个严重僵化、不符合实际的小党派，其实早已没落，在苏联遭到打击，在中国遭受禁止，在世界上遭受冷遇，彭先生却拿着一根比叫花棍还难看的脏手杖死不放手，他的前途可想而知。在历史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行为，我们不可鄙视，只能尊重他的选择。但一个人明明放着光明大道不走，偏要去死胡同里乱钻乱窜，非要往死里走，这就不由得人家不笑话他了。光明大道往前走，路途不通早回头。人生光阴终有限，划地不可做监牢。.

2020年3月9日

主编——好人一生平安简介：

汤慧，曾用名“汤智慧”，笔名（母性光辉、泽被苍生、慧儿、冰寒），湖南邵阳作家协会会员，湖南好人、兵兵妈妈，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中国当代诗人，邵阳本土词作家，哈尔滨市呼兰区作家协会会员，世界汉语文学协会会员，世界汉语一级作家。《中马国际文艺家》编辑部主任，《中马文学艺术研究院》国际书画艺术家，《中马文学艺术研究院》国际书画教授。被（国家文化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录入《中国人才库》，2019年1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评定汤慧为中国优秀诗人。

汤慧从师中国著名词作家邬大为老先生，获老先生爱心传授歌词技法。并获中国书画家朱建国老师爱心指导国画。

汤慧于2018年入选“一带一路首届中欧邮票鉴藏年——杰出华人艺术家”邮票人物。

2019年2月17日，汤慧受邀中国榜样人物大型访谈《身影》节目，作为第677期榜样人物，汤慧被誉为“自闭症孩子的守护神”。

汤慧的多首原创歌曲已有北京电视台、邵阳广播电台等专访栏目播放。她与兵兵的多次画展义卖也同时帮助到了一些可怜自闭症孩子营养补给与寒冬送暖。

汤慧拯救自闭症患儿已有湖南日报、北京电视台、中国县域频道、红网、新浪、腾讯、邵阳日报、邵阳电视台、邵阳广播电视台等100余家媒体报道、转载。

汤慧活着的唯一梦想——希望中国孩子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期待所有家庭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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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来之笔》圆你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