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放映员牛哥和我
文/蒋怀文
牛哥是我六伯的独子，大名蒋怀忠。他在17岁的时候就成了他们乡的电影放映员。牛哥家离我们家有8公里的距离。可能有人会问，他不是你堂哥吗？为什么他家离你家那么远？这里面是有原因的。我六伯在我牛哥10个月大的时候就因病去世。我的伯娘本不想改嫁，就想独自一人把我堂哥抚养成人，但在当时有的事儿不是她一人能说了算的。于是在有人牵线搭桥的情况下，伯娘改嫁给了一个姓肖的、死了老婆的中年男人，年仅10岁的牛哥也跟着去了他家。肖的家在另一个乡，离我们家8公里远。肖为人豪爽耿直，爱喝酒，人们送他一外号：肖酒罐。虽然他偶尔脾气不好，不过对人还是友善而宽容的，对小孩尤其好，因此我们都喜欢去他家玩儿，特别是寒暑假。他后来还成了我的干爹。他当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有很多的门道，加之爱帮忙，会交往，处事灵活，因此社会关系特别多。后来牛哥谋得放映员这一工作是不是跟他有关，我不得而知。不过17岁的牛哥成为乡里两个电影放映员之一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牛哥聪明好学，动手能力强，去县电影发行公司学了一个多月就能独立操作了。那时候的放映员是很吃香的，社会地位很高，走到哪里都有人与他打招呼，套近乎，端茶递烟。我这个跟在他身后的小弟也同样沾光。大娘大妈把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瓜子、花生和糖果往我的兜里塞。那些小孩子也主动跟我玩儿，闹矛盾的时候也让着我。做放映员是很辛苦的，跋山涉水不说，还要熬更守夜，经受得住严寒酷暑的考验。他们除了在乡电影院放映，还要下到村社去放露天电影。每天下午四五点钟，要放电影的生产队或者人家就会派人前来挑放映的设备：发电机，银幕和放映机。最麻烦的就是发电机，很重，得一个人专门挑着。如果说只放一部电影，一般9点左右就能结束；但如果有的人家比较大方，出手阔绰，就会放两部电影，结束的时间就比较晚了，要到十一、二点去了。这就苦了放映员。记得有一次寒假，我陪牛哥去一户人家放电影。那户人家有人办寿宴，包了两部电影，就在他们家院子里放。我和牛哥去的时候，主人家热情而客气，好酒好菜招待着，给牛哥的烟也是相当高档的。我们吃完饭时，天也快黑了，院子里已经座无虚席。牛哥就开始熟练地放起电影来。第一部电影我没有看过，我与其他人一样看得目不转睛、有滋有味。但第二部是我看过的，对我来说就有点索然寡味，我就有些磨皮擦痒了。最糟糕的是还下起了小雨，气温骤降，我下意识地拉紧了衣服。有的人打起雨伞继续看，有的戴着斗笠继续看，还有的披着雨衣继续看，有的人怕淋雨，干脆不看了。贴心的主人家给了一顶斗笠让我戴着，给了牛哥一把大黑伞，既遮人又遮放映机。看着看着，困意袭来，当时就想，如果我的家在这个院子就好了，可以马上躺上床呼呼大睡。实在熬不住了，我就趴在搁着放映机的桌子上眯一会儿，一眯就睡过去了，直到放完电影的牛哥把我叫醒，但脑子是晕晕沉沉的。收拾好所有的设备，我们就往家走。乡间小路泥泞不堪，我们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战战巍巍地走在上面，不时的还会滑一跤。到家时已经12点过了。我当时穿着一双布鞋，因为路上的泥土太黏，一只鞋底被粘得不知去向。牛哥的工作不仅仅是放电影那么简单，还得做宣传。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牛哥会写电影宣传海报（牛哥的毛笔字写得很好）。用一张一米长的大白纸，在上面写上电影名、放映时间、地点，以及电影的大致内容，一次会写五六张。然后我们就从平桥乡政府出发，沿着马路往龙水镇的方向走，一路走一路贴，走到街场口基本上贴完。这种宣传还是可以吸引到一部分观众的。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去大足电影发行公司换拷贝。从平桥乡政府出发，要走2公里多的路才到龙水长途汽车站，然后坐上开往大足县城的车。平常还好说，夏天就特别难受。一是热得不行，二是那个时候是柏油路面（其实就是泥清路面），在夏天，气温过高时，泥清就会融化，黏性很强，穿着凉鞋在上面走路相当吃力。通常牛哥会提着两个拷贝，我提一个。拷贝用铁盒子装着，一个有十几斤重。我们就一瘸一拐地走在那条柏油路上，走得汗流浃背，人几近虚脱。偶尔牛哥会给我们各买一只冰糕，边走边吃，天气似乎没有那么热了，路也没有那么难走了，距离似乎也近了一些。回来时我们还得提着新换的拷贝。说起换拷贝，还有一件事儿得说一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次换完拷贝，我们往车站赶。就在去车站的路上我差点儿走丢了。那天龙岗镇逢集，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龙岗镇的大街小巷，人流如织。就在十字路口，我和牛哥被拥挤不堪的人流冲散了。人群把我抬到一个商店的门口，我进退不得。我四处搜寻，都没有牛哥的身影，我一下子慌了。心想这下回不去了，一来我身无分文，二来呢我是第一次来大足县城，人生地不熟。想到这里，心里恐惧极了，眼泪就簌簌往下掉。哭了一会儿，我镇定了一些，心里想着一定要找到牛哥。我是去找他呢，还是站在原地不动呢？我很纠结。看着挤成一团的人群，我想反正挤也挤不出去。要说挤的话，瘦弱矮小的我肯定不是那些牛高马大、背着背篼、挑着箩筐的人的对手。我还是呆在原地不动为好。时间一点点过去，我一直在焦急的等待中煎熬着，望眼欲穿地盼望着牛哥回来找我。过了一个多小时，人群慢慢散去，从街道的另一端走来了牛哥，他一边走一边东瞅瞅、西看看，满脸焦急。我飞一般地扑向他，抱着他嚎啕大哭，他安慰了我好久，我才止住哭声。但是1983年以后，随着电视机的普及，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了，牛哥的风光不再。牛哥慢慢从半歇业状态到完全失业，为了生计，他改行做了会计，不过会计这一行当也被他做得驾轻就熟。牛哥放电影的生涯就此结束，但他放电影时的诸多高光时刻、我们曾在一起度过的痛并快乐着的日子，还是值得仔细摩挲和慢慢回味的。
本版责任编辑：刘艳芹
作者简介：
蒋怀文，男，1970年生，中学英语教师，业余时间喜欢写些豆腐干文章，翻译点英语小故事。作品散见于《重庆晚报》《青年文摘》《青年博览》《当代先锋文学》等报刊、杂志、微信平台。现为《当代先锋文学》驻站作家和英汉互译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最杰出作家（诗人）排行榜大奖”第十名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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