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登建

整整一个夏天，忠温大娘大门过道里笑声不断。那是多么欢实的笑声啊，扑扑棱棱的，像一群群的白鸽，忽地飞起来，在空中盘旋。母亲最经不住它们的撩拨了，她总是把洗衣盆端到小南屋东山墙下，或者搬来矮桌子打袼褙。她选这个位置，为的是听那边人们说笑。小南屋东山墙正对着忠温大娘的大门过道，相距也就十几步远，但是中间隔着我家的大门。一道薄薄木板的屏障却使那些本来清楚明白的笑语变得模糊，这让母亲听起来很费力，有时听着听着不自觉地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可是母亲还是坚持掩上那两扇门板，她不想被人家发现她在偷听。

今天形容忠温大娘的大门可用我后来学摄影掌握的“景深”一词。忠温大娘的大门是有景深的——大门带着一个长长的过道——当时在我家乡，这样的大门并不多见，多数家庭是那种“道士帽子”大门，大门上面三五根木头支着一个简单的门楼；再一种上面连“道士帽子”也不戴，只几把麦草苫了一片檐子，像遮在额头的发缕；还有更简陋潦草的，用树枝子或者秫秫秸胡乱扎成的篱笆门。乡间是很看重大门的，大门是一家的门面，有了钱，先把大门整得体体面面，“撑门面”一说很可能由此而来。忠温大娘家是老中农成份，祖上留下了这份家业。她大门后的过道相当于一间房子那么大，平时可放自行车、小推车、锄镰锨镢等家什，到夏天，就把它腾出来，中午在这里吃饭、乘凉。过道里溜溜着穿堂风，清爽而不冷峭，大优于今天的空调。三伏天晌午头，热得没处躲，躺在床上霎时汗就粘住身子，除了累得骨头散了架的汉子睡午觉，女人们干脆找块阴凉地，一边说话一边做针线活儿。忠温大娘是个豁达之人，又喜欢说笑话，她的大门过道便成了大家最好的去处。

忠温大娘一家中午吃饭的时候，大门就敞开了——这一带夏天人们吃饭习惯在大门口，有的还端着碗到街上走着吃——每每，他们家饭还没吃完，就有人倚住门框等候了。收拾了碗筷，一圈儿马扎上子坐的已经是别人。头一拨往往是一帮大姑娘，忠温大娘的小女儿已十七八岁，和她娘一样热情、爽快，前后街上下差个一半岁的姑娘多是她的好伙伴。姑娘们摆好“阵势”，纳鞋底，绣鞋垫，缝制衣衫，可是麻线哧啦哧啦响，针尖儿闪闪地跳，却耽误不了斗嘴。“这是要给谁做鞋啊，针脚这么密实？真用心呀！”虽没直说，但有寓意。“俺可不比你，你做的‘千层底’，穿着上山打虎逮兔子也磨不烂。”这话顶上来，对方登时噎住，因为她上个月相亲，那男的是南山里的一个后生。“又绣花又绣蝶儿，送给俺姐夫的吧？”说这话的人明知人家还没有情人，再者，这四敞大亮的地方咋能绣心底的秘密？那得藏在家里才行，可她偏这么说。“死妮子，看我不撕你的嘴！”“撕俺？你快老实交代！”“别揣着掖着啦，当心长了醭。”“说出来，俺帮你参谋参谋！”群起而“攻”之。被“围攻”的女子伶牙俐齿，无奈寡不敌众，她面颊胀得发烫，好歹一缕清风适时地吹了过来……

野外日头毒得晒死人，农人们歇晌能到下午三点多钟，多数时候，忠温大娘大门过道里中间会换一拨人。在家里掌管着锅碗瓢盆乐队的婆娘们，演奏完最后一支曲子，也凑了来。她们来一个两个还占不了上风，来三个四个，就控制了话语权。而且她们常说村西头某男某女相好，收工后钻了玉米地；大槐树底下寡妇家半夜里溜出一个男人之类的事，姑娘们听不下去，又不好掩耳朵，逃走了之。而晚辈们的离开，这些大嘴巴就更缺了把门的，雅的俗的，荤的素的，一股脑儿往外倒。不过，她们的话里也确有丰富的信息含量，哪家娘生日，哪家孩满月；王疤瘌他娘瘫在床上，儿媳妇连碗水都不端给婆婆；李拐子从四川买回来个媳妇，黄花大闺女才花了四百元；孙憨子可不憨，盖屋抬高地基，要压住邻居的风水，邻居不慌不忙，在影壁上挂一面镜子，让你扑过来的凶气晦气再返回去……汇集了旮旮旯旯的传言，这里好像是一个新闻发布会现场。

母亲仔细地捕捉着那边的一言一语，有一条小虫子在心里爬，左冲右突；海水一潮一潮在心里涨，要漫过那道堤岸。她努力扼制、挡住它们，因为她听见支书老婆还在那里“呱呱”，母亲不愿与这个富态、尊贵而又傲慢的女人坐在一条板凳上。本来支书家也有大门过道，可是那两扇黑大门一年到头都紧紧关闭着，倒很像支书那张阴沉铁青的面孔。他老婆更是毫不避讳地说，她怕乱，讨厌外人到她家里闹腾。她都是每天中午跑到忠温大娘大门过道里来快活，把蹬了一上午缝纫机（她买了一台缝纫机，对外揽活）、被嚓嚓机声压抑的情绪全喷发出来。这个女人仗着男人当支书，说话总要欺人一头。众人背后都骂她是慈禧太后，当面却比李莲英还能讨好、恭维，端茶满水围着她转。母亲性子耿直，不会逢场作戏，可又惹不起人家，只好退避三舍。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我母亲曾是童养媳，卑贱的出身使得她格外自尊，格外敏感。母亲只有这样闷在家里，打完了袼褙，搓麻线，搓一会儿麻线，沿鞋口……干腻歪了，眼睛盯住墙角那棵榆树，看它被石头咬伤的树身（那年翻盖饭棚，父亲从南山里拉来一车石头，垛在树旁），被截断的树杈（树冠大了，磨南屋的麦草顶子，父亲就把那根捣蛋的树枝子锯掉了），看它密密层层的叶子（每片叶子都有虫眼儿）……从树干看到树顶，再从树顶、树杈、树干倒回来，倒回来的目光好像无处放了，一道一道往手指上缠。但她的耳朵却一直兴奋着，忠温大娘大门过道里的说笑声仍然一浪推着一浪。

贫穷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吞噬了父亲母亲的好心情，那些年，父亲母亲经常吵架，每次吵着吵着，母亲就拐弯抹角生拉硬拽地扯到大门过道上。我家的大门是没有过道的，母亲会把她多少日子孤独、寂寞结成的怨恨都发泄到这里，可以想见那火势有多旺。每每这时，父亲气就不壮了，这是他的疼处。我家不仅没有大门过道，院子也非常狭小，半个天井见不到阳光，哪像忠厚大娘家院子前半截当晒场，后半截垦出来种菜；在墙根种两棵丝瓜吧，干黄干黄的，不发身量，她羡慕婶子家的丝瓜七上八下荡在秋风里，吃不迭。可是父亲没有能力另划地基盖一座好宅院，就是这座老宅也非我们自己所有，其主人是我的三爷。这位我没见过面的三爷，也是个穷光蛋，这么窄巴破旧的房子，无儿无女，他便咬了咬牙背井离乡闯关东去了。作为寄居者，我们无权笑话三爷，只能咀嚼自己的耻辱。父亲让步，母亲却越发感觉委屈，嫌父亲没本事、窝囊，待到父亲忍受不下去，狮子一样跳起来怒吼，母亲又无声地抹眼泪，直抹得我们兄弟姐妹的眼也红红的。这样一场“战争”会让我们家好几日不晴天，而下一场“战争”又在孕育之中，我少年忧郁的性格就是在这长长的阴天里形成的。（“大门过道”四字从此刻在了我的记忆里，甚至到今天，我去一个地方，总是一个大门一个大门地注意看、瞅，是带过道的还是一顶“道士帽子”，见到那种柴门荆扉，我的心情立刻就沉沉如压上了一盘石磨）。

忠温大娘大门过道里最热闹的时候，是男女“联合演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如果加上男人，这出戏就唱活了，唱出花来了。这一般是下雨天，下不了地，老天爷给汉子们放假。他们在床上睡一大觉，疲乏、松垮的身子又充了气似的变得饱满硬棒。这样的肉疙瘩没事做是要发痒的，有人就披上蓑衣到街上挖沟排水，有人蹲在屋子里编筐编篓，有人拾掇农具。那些“不正经”的汉子则出来寻乐，专往女人堆里钻。当然也不是乱钻，得找准目标。乡村有老辈传下来的规矩，大伯哥在兄弟媳妇面前得装模作样，不能随便说笑；小叔子对嫂子无所顾忌，胡诌八扯，却不是啥大毛病。所以来忠温大娘大门过道里的都属小叔子“级别”。男女混在一起，这些大东洼里丛生蔓延的高粱棵子、地瓜蛋儿一样的汉子，粗得很，野得很，赤裸裸，出语轻狂；嫂子们平日禁锢的心性也放开了，高音大嗓地应对，一张张脸上燃烧着红霞（气得业余族长背地里喷着唾沫星儿骂：“真是婆娘四十骚过母驴”）。这是乡村难得的浪漫时刻，他们打打闹闹，欢笑声拱破房顶子，天上的神仙也好奇地频频探头张望。一次，这里笑浪滚滚，天上则响雷排排，大家耍得正忘情，突然一个霹雳携着大火球冲下来，在大门过道里画了个弧儿，惊得男男女女哇哇嚷叫着抱成一团——这是雷公不同于人间的参与方式，倒也率直、热烈得可以。

一个一个夏天，忠温大娘大门过道里的说笑声一阵一阵接续下来，母亲依然一个人呆在十几步之外的地方。南屋山墙的阴凉儿缩小、扩大，扩大、缩小，墙角榆树的树冠一寸寸慢慢融入云里。母亲的寂寞有千百叠墙阴那么厚，母亲的孤独长成了一棵高大的榆树……

转载自《渤海文学》公众号，一个纯文学平台，有温度，有情怀，编辑微信1525434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