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温柔悼玉堂

 吴永强

2019年5月29日一早，醒来翻手机，玉堂老师去世的消息出现在朋友圈。彼时，我在湖南平江，车行至汨罗江畔，想起屈原与杜甫皆魂归于此，一股莫大的痛楚涌上心头。

这一年3月，同样为沂蒙文化奔走的作家理钊大哥突然去世。在武汉黄鹤楼，小雨连绵，我写了一首小诗：

为什么要跑这么远

用一条大江

堵住眼睛的不争气

天空落下来的

那些追随你一生的汉字

代替我哭出声来

玉堂老师去世后，我竟不知该说什么，只想到了这首诗。这些年，有时作为记者去采访他，有时作为编辑向他约稿，更多时候，作为后辈作家向他请教，一起参加文学活动。一度，他以及他所建构的文学形象，成为我对我们共同的故乡沂蒙山区的一种认知。

2007年，我在山师读书。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待在图书馆，阅读《乡村温柔》《尴尬大全》《最后一个生产队》等小说。通过他，我更深入了解了沂蒙山区，也对他的写作有了初步认识。沂蒙山区那个叫钓鱼台的小村庄，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这是温柔的乡村，是“刘氏幽默”诞生的地方；同时，这个名字暗合了北京那个著名的宾馆名，亦有种“中国缩影”的味道。后来，焦波拍摄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以沂源一个普通村庄为背景，呈现出巨大的时空张力，和刘玉堂的乡村世界构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玉堂老师妙语连珠，往往能从通俗的角度切中问题本质，思考地域文化的诸多弊病与改善的路径。我们谈起文坛一些勾心斗角的事，他不屑道：“‘著名作家’这个称谓没有名额限制，你想著名就好好写，和别人没有关系，没有人能压制你‘出名’，你也无权压制别人。”

一次，我问他，作为一个沂源人，之前区域规划属于临沂，现在属于淄博，自己有什么感受？

他说，自己的认同感就是沂蒙山区，不管它属于哪个地域管辖，沂蒙的根是不变的。他想起年轻时在临沂的经历，许多作品是在那里写的。

玉堂老师和省内几家媒体关系一直很好，经常开专栏、接受采访。2014年，他还专门为《齐鲁周刊》创刊15周年写了一篇《一个人和一份周刊》。他说：“一个很难得到第一手新闻资讯和独家新闻的周刊，在强手如林的报海中，靠什么生存与发展？我的看法是，一靠观点，二靠活动。而在这两点上，我感觉《齐鲁周刊》真的是自信又自觉。”

也是在这一年，他的戏曲随笔集《戏里戏外》出版。《小放牛》《打猪草》《刘海砍樵》《小借年》……一部部地方小戏，勾勒出他的童年，也勾勒出他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放在他整个写作谱系中，《戏里戏外》并不算什么，只是作为随笔存在。然而，考察他的文学根脉，这部随笔却又有着重要的价值。

他说：“每当回忆起农村生活，就会想起这些戏曲。那时候，农村文化生活很枯燥，在山会上听戏是对生活的调剂，也是了解历史的一个切入口。”在他看来，山东地方戏里最深入人心的要数《小借年》，它温馨、祥和、热烈、喜庆，是那个时代的“贺岁片”。“遥想儿时过年，包着饺子放着小鞭，听着小喇叭里唱‘大雪飘飘年除夕，奉母命到俺岳父家里借年去’，那真是要多祥和有多祥和，要多温馨有多温馨。”

“也是因为太温馨，人物又少，剧情也简单，故农村业余演出队一般也都于过年的时候演它一家伙。我在老家从初中到高中的6年间，几乎每年春节都要在演出队里拉二胡，自是对这个《小借年》熟之又熟。”因演戏而发生的故事，被他写进了小说《冬天的感觉》，后又扩充成了长篇小说《乡村温柔》里的一章。

如今，我们再也见不到那个拉着二胡，哼唱《小借年》的老头儿了。

而“遇见”他的方式，就是去他的作品中，去沂蒙山区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

地域和作家之间的关系很奇妙，一个风景和人文都可圈可点的地方，若没有一个大作家来书写，总感觉缺了点儿什么。沂蒙山区挺幸运，不缺，有刘玉堂，有赵德发，还有《红嫂》《红日》这样的外人写的小说，提升了此地的知名度。

有人评价说，刘玉堂更轻灵，赵德发更厚重；刘玉堂是写中短篇小说的巧手，赵德发是写长篇小说的高手；刘玉堂发迹于上海，赵德发成名于北京，而归根结底与沂蒙山区，与济南那个大环境分不开。

两位性格不同，作品不同，一北一南，坐镇这片山区的两头。

30多年来，刘玉堂通过小说的形式重构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沂蒙山区，表达温柔的乡愁——1966年，他高中毕业，1968年当兵，转业后在故乡沂源工作六年，后调到济南工作。“刚到济南时，还没立即融入省城人的生活中，孤独感促使我回忆、怀念沂蒙山区的温情记忆，便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了下来。”

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每年他大概三四个月在沂蒙山区各个县转悠，一部《乡村温柔》便是对故乡的集中总结。有评论家说他“是个温情主义者，其讽刺和批判也总是化为趣味与意味的方式”。而他眼中的沂蒙山人，“比外地人有一些独特的东西，格外操心，格外关心人。容易热情但不容易周到，热情是一种态度，周到是一种境界”。

那些操心的“钓鱼台人”，一手拿着煎饼，一手拿着《人民日报》，“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地球上发生的大事争论不休，国事家事都浓缩在小小的村落里。独特的“刘氏幽默”出现在小说的各个角落，善于创造词汇的沂蒙山人，将农民的阳光灿烂演绎得淋漓尽致。

也可以说，我们看到的刘玉堂老师，就是他小说形象的经典现实版。

他关注城乡差异，关注地域文化衰退。他不断书写一个个“小灵感”，任何题材都能信手拈来。即使济南曾经的城中村八里洼，也能在他笔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势。

他的文字和性格不断影响年轻人，2018年年底，新一届山东青年作协换届，他继续担任名誉主席。在临沂一家社区，我曾走进“玉堂书屋”，看到许多孩子在里面看书学习。在沂源，掩映于青山绿水中的“刘玉堂文学馆”是他文学旅程新的落脚点。

近来，他不再染发，不再抵御时间流逝，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按照正常的“流程”，我们会在济南，会在沂蒙山区，会在“刘玉堂文学馆”遇见他。他才71岁，会成为一个快乐的老头儿，一个山东文化界热爱的前辈和挚友。

然而，一切在这个渐趋炎热的夏天戛然而止。